当今书画鉴定专家
大家好,就差一步 姜文崩溃在1993哪一集「离崩溃只差」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95年,王朔在《大众电影》上聊他执导的《我是你爸爸》。记者问王老师:“中国导演里,你最欣赏的是谁?”
王朔提都没提冯小刚,他说:“当然我认为陈凯歌和张艺谋是最棒的。但如果我来做导演,我想成为姜文那样的,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独特。我没想到他会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成那样。”
最早想拍《我是你爸爸》的是张,老谋子还想找姜文演爸爸。可惜最终这事儿黄了。
那是1992年姜文去美国之前的事。
1992年3月,姜文作为世界青年杰出人才,应邀去美国做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到美国后,他没去迪斯尼和拉斯维加斯,而是跟那些他倾慕已久的导演、演员们挨个儿碰了面。从马丁·斯科塞斯到奥利佛·斯通,从伊斯特伍德到小道格拉斯,达斯汀·霍夫曼还带着他给他妈买了几身衣裳。
最对姜文感兴趣的是斯通,他问姜文:“我打算拍一个《毛泽东传》,你有兴趣来演毛泽东吗?”姜文说:“我太了解他了,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我。”
两人约好日后再续,可惜这事儿也黄了。
黄也无所谓,想必当时姜文的心思早不在演电影上。拍完《本命年》,他就对刘晓庆说:“我想去美国学导演。”刘晓庆说:“导演不是学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你要当导演趁早,有激情的时候容易出来作品。”
谢飞、田壮壮和张艺谋都撺掇他,姜文开始四处找好小说,先后看上过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和苏童的《红粉》,都没捞到版权。
就在这时,住他家马路对面的王朔漫不经心地丢给他一篇《动物凶猛》,让他回家没事儿读读。王朔当时是把《动物凶猛》当作压箱底的活,不愿轻易许人。
他是看准了姜文的大院背景。
那天夜里,在北三环东路西坝河的一栋楼里,姜文一口气看完了《动物凶猛》,激动得差点没睡觉。画面、声音乃至气味,都纷纷涌进了他的脑海。
王朔给姜文小说时,就有导演不知道怎么拍成电影。还有人说:“姜文拍不了这东西。”
多年后,姜文做客一档节目,阿忆也说:“你怎么想着拍《动物凶猛》的,不好拍啊。”姜文说:“那不是一首诗嘛。”阿忆说:“可里面有不少骂人的话。”姜文:“骂人也可以是诗啊,一个‘cao!’,千言万语都在里面。”
起初姜文想让王朔写个本子,王朔不干。当时他写剧本已经写恶心了,对他的创作欲有了极大伤害:“尤其害怕给有追求的导演写剧本,惨痛经历不堪回首。”王朔告诉姜文,这东西最好你自己写,从你自己心里长出来。
从美国访问回北京后,1992年5月,在西坝河那间6平米的小屋里,姜文一边听《乡村骑士》一边将思绪拨回到70年代,彻底与世隔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剧本。一个半月后,把6万字的《动物凶猛》写成了7万字的初稿,第二稿又写到了9万字。
王朔拿过剧本一看:“可叹我混了这么久,有时候确实欺世盗名。”
这就有了中国影史上那段著名的独白:
“那时候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1973年,10岁的姜文到了北京。6岁之前,他在唐山。解放前他姥爷在湖南开煤矿,国民党要撤退时,他姥爷被突击入党,结果留在大陆,被扣了四顶大帽子。直到姜文出生,他姥爷才被特赦放出来。
由于受不了帽子的压力,他姥爷的六哥跳井死了。一家人表面上高兴,其实心里都是委屈。姜文小时候觉得处处不如人家,老被人欺负。直到去了贵阳,天才亮了一点。
在唐山时,姜文常被带去看电影,什么《红灯记》《兵临城下》,纪录片《珍宝岛的故事》。到了贵阳,有一次他看到部队放映员对着墙倒片子,发现原来电影原理挺简单的,回家就猫在蚊帐里,拿剪纸小人和手电筒编打仗的故事。那时电影就是生活,整天跟人拽的都是电影里的台词儿。
到北京后,姜文住内务府街11号,在72中读书。那学校出过导演夏刚、摄影家孙诚和话剧演员濮存昕。在那儿,姜文遇到了英若诚的儿子英达。两人很快成了哥们儿,常去对方家里串门儿,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样,在屋顶上抽烟、弹吉他、唱苏联歌。姜文唯一没干的就是上街拍婆子,他年龄比玩伴儿们小,只能先看着。
这和王朔一样,年少时喜欢的都是姐姐。所以后来拍电影,姜文老是熟女审美,从宁静、陈冲到《邪不压正》里的许晴,少不了美轮美奂的屁股。
大院里的孩子皮,同样大院出身的马未都都说了,那时候打孩子,简直家常便饭。一天到晚楼道里都是孩子哭天抢地的声音。姜文自然也没少挨打,很多时候都睡觉了,他那脾气躁的妈就给他叫醒,一通乱揍。
少年姜文还听说了一件特别传奇的事:当时管理科长想把国旗挂上院内制高点,40多米高的烟囱,他自己死活不肯上去,结果是一个14岁的孩子爬了上去,并在40厘米宽的烟囱顶上走平衡木,一时风头无俩。
多年后,姜文把这个桥段拿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安到了马小军身上。
姜文从小模仿天赋过人,72中有部电话,他老趁着看电话的人不在跑去乱打。他给演《风火少年》的安振江打,一上来把电影台词给背一遍,安老师说您哪位别开玩笑,他又顺一遍,气得安振江破口大骂:“你他妈是中国人不是?”姜文还特会模仿赵丹,又给演员马精武打,人问您哪位,他学赵丹:“小马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981年,英达考上北大,姜文落榜。他正在家晃悠呢,英达说你不是爱看电影吗,不如去考电影学院试试。对表演姜文开始没当回事,小时候他在贵阳就上过舞台,演一个剧目叫《消息树》。在北京又经常跟英达去人艺看《茶馆》,前后看了二十多遍。
有一次他就说:“于是之长得不行,戏演的棒,看来演员可以不靠脸吃饭啊。”
在电影学院的考场,姜文演了一段《烈火中永生》革命烈士许云峰和特务头子的对话。老师让他回家等信儿,后来回信到了,上面写了八个字:
安心工作,安心学习。
姜文就知道没戏了。
英达还是鼓励他,找人艺老师给他辅导,第二年骑着自行车拉他进了中戏考场。当时考试要求穿球鞋,姜文穿布鞋,老师就说你还是别考了。幸亏有同学借鞋给他,不然又没戏。演完小品《火车上》,他又朗诵了一段契诃夫的《变色龙》。
本来由于形象不佳,有老师打算让他走人,中戏的张仁礼力排众议:“别看他长得不怎样,这么小就能把契诃夫的幽默感表现出来,这孩子悟性非常高。”
拿到通知书,姜文特高兴,回去拿给他妈看。老太太都没正眼瞧一下,指着旁边:“那儿有一盆衣服,你去把它洗了。”
事实证明,姜文确实与众不同,学戏的时候老爱问为什么,老师这么演,他问那我这样演行不行?改不了的是皮。编剧史航就说过,那时中戏男生闹腾,邻居很烦,要去投诉。姜文带着俩学生假装街道干部,跑邻居家走访了解情况,临走时说:
“相信组织吗?相信组织就别闹了!在这里签字,我给你们落实!”
还有个段子,也是史航讲的。说姜文和岳红搭档过一个作品,演一对要分手的情侣,来到小饭馆分东西,没钱吃饭,各自点了瓶汽水。喝完,姜文拿着俩空瓶子要去退,岳红不给,把瓶子擦了擦,装进包里。姜文一愣,立马想到一个动作:把自己的瓶子擦干净放书包里,然后才走。
史航说:“这是姜文演戏很骚很细的地方,一下子就表现出什么叫这男孩儿被女孩儿教会了要留下点东西。”
1984年,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找到姜文,打算让他演溥仪。
等了一段时间,一天碰见一同学,人家问他干嘛呢这一天天的,姜文说:“我在家等着演《末代皇帝》呢。”同学说:“不会呀,我听说都开拍了。”
姜文不信,跑去剧组一问,才知道剧组前后脚找了他跟陈道明,角色给陈道明了。
姜文说:“干嘛不给我演。”剧组说:“陈道明长得比你有观众缘,要不你演他弟弟?”
姜文拍屁股就走了。
然而世事无常,《末代皇帝》一拍就是四年。籍籍无名的陈道明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成天惦记着剧组的夜宵。等《末皇》播出,已经是1988年。而这一年,姜文主演的《红高粱》已经拿到了柏林金熊。
错过《末代皇帝》后不久,导演陈家林要拍电影《末代皇后》,于是找到了姜文。为此,姜文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翻了个稀烂。那时姜武跟他睡一个屋,根本没法儿睡觉,只要醒着,就要跟他聊溥仪。
片子问世,姜文果然崭露头角。谢晋导演问他:“我这儿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演。”姜文问谁呀。
谢晋丢给他一本《芙蓉镇》。
《芙蓉镇》的分量自不必多言,展现“文革”前后20年的历史画卷,人生跨度也不小。去谢晋家试戏时,姜文演了个结婚登记的小品,台词都是现编的。谢晋让他再来一遍,他又演出了不同的效果。后来谢晋又看他演的话剧,角色基本上就定了。女主角早定了刘晓庆,可刘晓庆当时演北影《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没有档期。谢晋就天南地北找别的女演员,姜文就天天陪着搭戏。
为了演好秦书田,姜文在长沙、衡阳访问了50多个“右派”,给秦书田写的人物传记比《芙蓉镇》小说还厚。有时候大半夜爬起来,跑去取景地给自己设计戏。
全剧组8个演员,姜文最小,点子最多。在《芙蓉镇》剧组,从服装、场景、动作乃至情节,不少都是姜文自己设计的。谢晋多大的咖位,也由着他折腾,只要演得好,就用。秦书田拿扫帚扫大街跳起华尔兹那一段,就是姜文自己精心设计的,最后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到了《红高粱》剧组,姜文还是那德行。一天到晚不睡觉,就想着怎么设计戏,迎娶九儿那一段“颠轿”就是他设计的。
夜里人家都睡了,他一个人还滔滔不绝跟那儿聊:“你说你们睡这么早干嘛?”
没拍《红高粱》之前,姜文遇到上影厂一个拍农村题材的导演,问:“哪天你给我安排一个角色?”导演听了微微一笑,意思是你姜文还能演农民?他是没想到,姜文为了演余占鳌,能在河边上游泳游一天,就为了把自己晒黑。为了拍闯九儿卧房那场戏,猛灌了自己半斤高粱烧,喝得两眼发直舌根发麻。
后来张艺谋也说:“拍《红高粱》的时候我不懂怎么把握人物,幸亏有姜文在,不然这片子绝没有呈现出来的那股自由狂放的劲儿。”
拍完《本命年》时,谢飞导演就说:“姜文肯定得自己拍戏,迟早。”田壮壮也劝他:“你快拍吧,拍了我给你演成了吧?”
只有陈凯歌对他说:“姜文啊,好的演员一百年出一个,你这么有天赋,还是专心演戏吧。”张艺谋说:“他就是要当司令官的人,当不了底下的兵。心气这么高,又那么有能力,你要让他不拍电影都不可能。”
《动物凶猛》来的正是时候。
可惜写完剧本后,一直没人给姜文投资。那时姜文已经不大瞧得上电视剧,一天看《编辑部的故事》,把饭烧糊了。正巧郑晓龙在筹备《北京人在纽约》,就把姜文请家里,让他看小说。姜文把小说拿回家,丢给他爸妈。他爸妈一晚上翻完后得出结论:
这戏你得去。
这戏最早也请了陈道明。1990年《围城》大火之后,陈道明92年带着杜宪在纽约进了剧组,杜宪负责做饭,陈道明负责开车。陈道明那叫一个野,开车不问路,而且哪儿都敢去。有一次陈道明拉着郑晓龙去机场接人,杜宪接到个电话,人家问陈道明什么时候回来,杜宪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要接的人都到了,他俩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
当时说好了,夫妻两人在戏里都有角色。合同都签了,但后来两人却辞演。角色最后就落在了姜文头上。那时候电影开始走下坡路,电视剧才是王道,没想到这一演,成了一个时代的标签。
1995年,陈道明又演了一部《上海人在东京》,然而珠玉在前,播出来没多大动静。
也是在纽约,还在给郑晓龙当副手的冯小刚见识到了姜文的厉害。当时剧组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小镇上,一天夜里,电视里播放《桂河大桥》的电影预告片。马晓晴,也就是在电影《顽主》里卖手绢跟葛优假装谈恋爱的那位姑娘,跟姜文起了一个争执。
马晓晴坚持《桂河大桥》里主演的名字叫大卫·里恩,但姜文说:“这里面没什么大卫·里恩,导演叫大卫·尼文,拿过奥斯卡,电影我看了七遍。”两人向学电影的摄影求证,摄影师站马晓晴,给姜文气个半死。
姜文说:“来,咱俩打个赌,谁要是输了,有权利对对方做任何事情。”
当时冯小刚和艾未未也站马晓晴,一帮人开车去曼哈顿,一个小时后回来看了带子。马晓晴脸“刷”地一下就绿了。
姜文是对的。
马晓晴走到姜文面前:“你赢了。”
姜说:“按约定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
随后,他让马晓晴坐椅子上,脸对脸冲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别跟人打赌,尤其别在电影上跟我抬杠。”
这个故事出自冯小刚,后来他说自己就落下个病根: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说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
不过,《北纽》火了之后,一直作为王志文粉丝的姜文他妈还是不怎么兴奋,扭头问姜文:“什么时候能请王志文来我们家坐坐?”
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能问世,夏雨能拿威尼斯影帝,电影能成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十部年度电影榜首,这都多亏了一个人,那就是刘晓庆。
姜文拉不到投资时,是她到处牵线搭桥,从香港的文隽和云南一个老板那里找来了钱。之前姜文去香港和万梓良合拍电影《狭路英豪》,文隽看了就爱,得知姜文拍片,举双手支持。两方面定金很快打到了北京。
姜文迎来了他的1993年。
为了找合适的演员,姜文煞费苦心,广告登到《北京晚报》和《新民晚报》,全国范围内找人,需要两个长得像他的演员,一个12岁,一个17岁。很快,画家秦生就接到了不少朋友的电话:“老秦,姜文招演员呢,你儿子长得那么像姜文,赶紧让他去报名。”
当晚8点,夏雨的资料被送到姜文面前。姜文赶紧把他妈也找来,老太太一看:“没错,跟你中学时一模一样!”
谁来演米兰呢?一开始姜文考虑过蒋雯丽,但估计觉得蒋雯丽偏柔弱了。顾长卫说我给你推荐一人吧,就把宁静请到了北京。宁静也没抱太大期望,试完戏听说剧组都开拍了也没接到通知。突然一天夜里,剧组打电话让她去一趟,宁静那天丢了一对耳环,正烦着呢:“试戏我就不来了啊。”
人说:“来吧,明天拍你的戏!”
正式开机的日子是1993年8月23日,那天是王朔的生日。现场贴了两行特别显眼的大字: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姜文说了几句官方讲话,请王朔上去发表指导思想。王老师多羞涩的人啊,红着脸说:“都挺不容易的,就这么着吧!”
更不容易的事还在后面。
开机之前,姜文把剧组的小演员都圈到北京郊区良乡,搞了一个月的封闭训练。不准带零花钱,不准跟家里打电话,早上六点起来做操,学革命歌曲,看苏联影片,训得有模有样。演员准备好了,剧本也下了功夫,提前研究了不少电影镜头,但第一次拍戏,姜文还有点懵。
开机第一场拍澡堂那场戏,于北蓓进澡堂子调戏男孩儿们,拍了足足三天,夏雨洗澡洗得皮都快掉了。
很快,姜文找到了一个独家拍法。
那就是不惜成本。
马小军送他爸走那场戏,剧本上就三行字,结果他拍了半个月,调动了20辆坦克,十多架飞机,一大帮群演,拍了差不多4个小时的素材。最后用到正片里的也就3分钟。小说里米兰那张令人心驰神荡的照片,他直接用电影摄影机给宁静拍了10万格底片,一千多个镜头,最后选出了一张。
《阳灿》结尾马小军在泳池里绝望的镜头,姜文拿四台摄影机反复拍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胶片。电影里所有广播的声音,都是找广播学院的人录的,开场那首“革命风雷激荡”的曲子,硬是请了80人的交响乐团和100人的合唱队重录。飞机重新刷过,马小军爬的烟囱重新刷过。无论颜色还是声音,全都要还原他记忆里那个味儿。
这拍法,姜文日后算是一条道走到黑了:拍《鬼子来了》动了48万卷胶片,4000多个镜头;拍《太阳照常升起》花1000万从云南到甘肃,一路动用几百种飞禽走兽,花30万拼了一个旧火车;拍《让子弹飞》光花絮剪下来就是3000个小时的时长。《邪不压正》周韵做制片,窦文涛问他:“预算超了怎么办?”姜文说:“什么叫预算啊?那拍电影就是请观众吃饭,你还算饭钱?”
但在拍《阳光》的时候,姜文是几度弹尽粮绝。没多久定金花光了,碰上一家公司撤资。剧组穷得只能一顿吃一个菜。很快,他们就到处赊账,以前去过景点也不让剧组进了。刘晓庆每隔一段时间就接到电话要钱,只回俩字儿:“打钱!”
王朔把积蓄砸了进去,制片主任连他爸的国债券都掏了出来。
这期间,王朔饰演“小混蛋”拍了一场戏,因为紧张烟瘾复发,大冬天拍夏天的戏冻得满脸鼻涕。在老莫那场戏,一帮军官把他往天上丢了一夜,后来大家累了,掉下来都没人接,要不是有人伸了一腿,王朔就残了。
第二天走出老莫,王老师的明星梦就碎了。年底饭局上,姜文精神萎靡,一个人问你还要拍到什么时候,有人开玩笑说:“片子已经改名儿了,叫《大约在冬季》。”
姜文差点急了。
再次见到姜文时,他对王朔说:“前两天刚喝醉,现在还难受。”
当时不少人等着看他的笑话。
你不是牛逼吗?这次栽了吧?
1993年,那是姜文个人电影史上最暗淡的日子。那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震惊世界,老谋子最好的片子《活着》也憋着一股劲儿,《青蛇》把徐克的电影美学推向了顶峰,周星驰献出了他无厘头的集大成者《唐伯虎点秋香》,李安在《推手》之后靠《喜宴》奠定了自己的位置,连刘镇伟也拉着拍《东邪西毒》的一帮人拍出来了个人生涯最高峰之《东成西就》。
而姜文,他在初冬寒冷的片场给冯小刚缝扣子,白天吃方便面,晚上睡两三个小时,体力严重透支。尽管如此,烧钱的速度仍将拍戏的速度远远甩在身后。
要不是后来刘晓庆想尽办法有拉来一笔投资,片子很可能活不过那个寒冬。
1994年1月,在无数次起死回生后,《阳光灿烂的日子》终于杀青。
姜文的1993年,就此落下帷幕。
坊间传闻,《霸王别姬》开拍之初,陈凯歌想找姜文演段小楼,姜文看了本子之后说:“我怎么就不能演程蝶衣呢?”
陈凯歌转身就找了张丰毅。
但在现实中,姜文就是程蝶衣。对电影他也是那六个字:不疯魔,不成活。
拍《鬼子来了》时,制片主任有个特点。平时大家讲话:“一二三四五…”,他不那样讲,他非要讲“一二三,三四五,五六七…”姜文问他结果,他跟姜文说过程,姜文问他过程,他要说结果。最后姜文直接把他编进电影,于是就有了那段“我出了村,过了河,我过了河,上了岸,我上了岸…”
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夏雨本来有段戏,他去人家里偷东西,拿起一样,特满足地说一句“嗦嘎”。拍的时候夏雨一直演不好。姜文就搂着他说:“你看这表这电视,它们什么都不是。”夏雨问,那是什么?姜文说:“你上中学有喜欢的女同学吧?你搂着我,好比你搂着她。你手还别闲着,顺着她脖子,顺着她的衬衣,你就往下顺。顺到你想顺的地方,这儿就是表,再往旁边,是那电视……明白了吗?”
夏雨听得脸红,演起来就出彩了。
可见姜文脑子里,电影和生活就没分开过。
从10岁到1993年,姜文在北京生活了20年。那20年里,他都还算挺顺的,也没碰过什么绝境。最大的挫折也无非是考电影学院失败和让他妈半夜拎起来打一顿。
陈道明先演了溥仪,他后演,结果他比人家还火。等陈道明火的时候,他已经去了柏林。干演员这事儿,在那个年代里,他是最顺的。偏偏在最顺的时候,姜文跑去拍了电影,一路负债,了了自己的心结。
1993年对姜文来说,好像是漫长的黑夜,但其实更像为新春而准备的寒冬。
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命运,说到底,其实是一个人在时间中的命运。很多人这辈子都要经历这样的时刻,熬过去的,活着,没顶住那一口气,自然就死了。
姜文牛,不仅牛在他顶了过去,关键是他明明能过春天,非把自己投向了漫长的黑夜。
说白了,人活着,不也就这点儿念想吗?
-
END
-
PS:感谢大家花了这么长时间读完此文。
我是叉少,平时就喜欢埋首故纸堆,考古往事,于是开了一个叫“叉烧往事”的号(公号ID:chashaows),在这个号里,你可以看到那些不为人知的江湖恩怨,也会发现,原来人世间的事,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关注公众号,后台回复【1993】,可提取文章《请回答1993,中国文艺的伤心往事》
相同的1993,却有着不同的故事
长文创作不易,如果故事有打动你,希望能关注、转发、点赞、评论鼓励一下,也欢迎留言互动,叉少会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