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文艺工作「被关注自动回复个性语」

大家好，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文艺工作「被关注自动回复个性语」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吴轶迪

当一高一矮两个人影穿越黑暗的隧道时，出口设卡放哨的侦察兵无法辨识人影身份，举枪要将对方当成丧尸击毙的一刹那，一曲清脆哀伤的民谣响起，童声回荡在隧道里，侦察兵们意识到，来者是幸存者……《釜山行》最后一个镜头里，一首质朴的民谣，却能唤起无限的思想，如中国艺术常讲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亦是一种能用感性的、有限的形象逻辑展示出爱情、友情等理性理念（即康德所说的道德）的过程，这种经验的形象逻辑，被称为“文艺”。除了宗教，文艺能以最直观的形式传达出无限的理性内容，侦察兵从歌声韵律中察觉“人性”特有的真善美理念，从而辨别并解救了同类，这份功绩离不开艺术载体的支持。

文艺是指文学和艺术。和艺术对比，由于文学向来和社会条件紧密结合，承载着创作者明晰心态的同时，亦是社会现实的风向标。且形式以最普遍通俗的交际工具语言文字为主，更具普遍意义的典范性。加上和艺术的共同点（上文提到的感性形象），其美学价值在主体间易于扩展、流传，但是审美的主体性感受相应也有所局限，艺术有相对优势。文学的积极方面是我们重视文学的原因，其消极方面是我们重视艺术的原因。

按照现代类目学方法，艺术可被划分为七大领域：音乐、舞蹈、话剧、服装、造型、建筑、电影。在此我并不用科学的态度去分析它们，因而也不以题材、体裁、样式、流派、风格等技术范畴去描摹出艺术的轮廓。现代学科体系下，机械的方法论消灭了艺术的特质“美”，使艺术僵化、教条——讲义把“自然美”（山水鱼虫）概念化、把“纯粹美”（自由线条、随意构图）目的化、把“依存美”（宗教圣像）功利化——这是最为失望之处，即从审美方面使主观意识的美竟有了客观社会性，实在不可思议。

正如对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反思批判，康德的美学观认为只有艺术创作才有“天才”，与绝产“天才”的科学相区别，后者可教、可学、可有普遍规律和固定法则，而前者是“无目的的目的性、无法而法”，纯靠艺术家个人捕捉及表现，最终兼备不可摹拟的独创性与有普遍意义的典范性两大特征。独创性是“天才”、典范性是“趣味”，天才关乎理念，趣味关乎形式，没有前者，是缺乏生命力的平庸艺术品，没有后者，是缺乏审美形式的伪艺术品。（此前我一直认为独创性是主体性的表达）不过我认为“天才”是非自觉状态，需要“启蒙”，而康德认为，形式技艺于艺术创作是磨练、训育、管束“天才”，这可能就是“启蒙”手段。因此于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期间，约翰加利亚诺的“天才”被“启蒙”，日后执掌Dior成为“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大师”，亦是其“天才”独创又典范的结果。

当然，稍稍回忆下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流变，随着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作为其哲学基础，经验论和唯理论却出现问题：认识是为了实践，科学终究要服务于人，它低于人类本身，那么，人的本质和目的何在？（当然还有否定必然真理的休谟怀疑论等极其繁杂的争论，能力有限，不必也不能铺开）康德把研究人的认知形式作为核心，并在伦理学和美学两方面重新审视主体的感性经验（道德）。他在哲学上的综合到现代成为了反理性，在美学上的综合到现代成为了艺术的本质——“美是道德的象征”，例如白色象征纯洁，美不仅承载文化，更是以文化这种经验形式传达理性（理性在康德那里是道德，在李泽厚这里是感性调和的“仁”，即超道德，这也是中国传统区别于西方哲学之处，不细展开。）至此联想到，恐怕李泽厚对于人的反思、对儒家乃至思想史的回顾、以及“情本体”的提出，正是在文革那段对康德爱不释手的岁月逐渐触动和成形。（至于康德哲学之深奥，只有此粗糙整体印象，未深入学习便不再展开，否则不懂装懂还犯了构建语言迷宫的大忌。）

然而到了互联网时代，文艺的境地每况愈下，在学院仍然以理论形式传播，在市场却更难和审美挂钩。正如山本耀司所言“时装并不是一门艺术，我甚至认为当今没有什么称得上艺术了。市场纵容年轻人的恶趣味，时装品牌追逐着市场潮流。”在现代化过程中，美学（形而上的）主体性感知不同于科学（社会科学需要改变意识形态出头，自然科学需要改变客观世界露脸）的客观社会性。结局的共同点是，在难度系数上，典范是首要难题，独创反而退居其二；不同点是，文艺商业化比知识商业化更加困难。离开市场，生存是症结，更何谈生命性？因而，为了解决典范问题，出现一大批漠视独创性的滥竽充数者，遍布在知识、文艺领域。从时间上看，由于现代化自西方衍生，具备西方的某些传统特点，反映在空间上时，独创性方面比东方有优势（中国逊于韩国、日本），异化程度较轻但也出现“没有艺术”的困境。因此，理性和道德，西体和中用这些简化对立的二元面问题，不仅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国家问题，也是文化、情感、传统层面上的人类问题，文学艺术作为后者的直接表现，需要关注和反思。

我曾把知识框架的建构、填充视为重中之重，今日重视和审视文艺时观念又有所转变，此侧重点之转变若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概念来说明，即通过抄经、读李泽厚、观赏服装设计作品、设计主讲课题的“形式技艺”，对自身低阶“反思的判断力”之再反思的结果。什么是“反思的判断力”？简单说这是一种审美的判断力，更简单说这是对艺术美的判断力。这种“反思的判断力”是从特殊感受出发去寻求普遍，区别于辨识普遍规律同时使之符合特殊现象（追求知识和运用学问）、可教授可训练的“决定的判断力”。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李泽厚认为，这句名言实质上反映了康德哲学两大方面——认识论（真）与伦理学（善），前者是思辨理性的认识，后者是实践理性的伦理。然而如何沟通这“自然”和“自由”的两大领域，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用自己的美学目的论——即反思的判断力——对两者进行沟通和统一，真和善最终由美过渡。在学习知识的形式技艺锻炼基础上，通过对哲学的浅尝，再次回归到美学上来，我将重新审视文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