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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11-29 14:21:15 来源:大然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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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诗歌。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一)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前 145—约前 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生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一位博学者,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近十岁时随父迁居长安,以后拜董仲舒为师学习《春秋》,拜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地漫游,游历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此次漫游中,他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孔子、屈原、韩信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结束后,任郎中一职,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此后,他曾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而到过更多的地方,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大开眼界,他接触了各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为后来《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其父司马谈去世,父亲历史的未竟之业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自此,他读遍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着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前 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为之震怒,朝臣顺水推舟,斥骂李陵。司马迁以为这对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陈说李陵投降实出无奈。他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加之他写就的《景帝本纪》,直言景帝、武帝过失,武帝借此对他两罪并罚,处以“宫刑”。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想到过死,但著史之业未竟,只得隐忍苟活,继续写作。对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详细申述,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太始四年(前 93)左右,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辉煌巨著。此后,他的事迹不详,约在武帝末年去世。

2.《史记》及其成就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 130 卷。全书包括十二本纪(除《秦本纪》外,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通过这 5 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就《史记》文学性而言。它的主要成就有:第一,《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这对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

第三,《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其中写的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近百个。《史记》将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第四,《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叙事语言精炼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

《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他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影响。

(二)两汉其他散文

1.班固的《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写有《史记后传》65篇。父亲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撰《汉书》,历时二十年。《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著作。其体例基本上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并将“世家”取消,与“列传”合在一起,统称“传”,使《汉书》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汉书》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 100 篇。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

2.汉代的政论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当时实际。

(三)汉代乐府诗歌

1.乐府机构和乐府诗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以“乐府”为政府的音乐机构的名称,约始于秦代。汉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展,其中“采诗”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类诗歌源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称为“乐府民歌”。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可以知道当时所采之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所谓汉乐府诗歌,主要指这一类诗歌。

2.汉乐府民歌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虽不多,但内容广泛,尤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情感之作。诸如民众的悲惨生活,战争和兵役带来的灾难,封建官僚的无耻,家长制的罪恶,爱情的坚贞,弃妇的痛苦等。《十五从军行》写一老兵,十五从军,八十才归,性命苟全了,但家园破败,亲人凋零,不胜悲苦。《上邪》的爱情誓词是:海枯石烂,真爱不变。《陌上桑》中,罗敷美貌动人,有勇有谋。反之,“使君”则好色、贪婪、霸气十足。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

《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见于《宋书·乐志》),或《日出东南隅》(见于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它写一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正逢一个“使君”经过,问罗敷是否愿意与他同乘,罗敷断然拒绝,并将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番。《孔雀东南飞》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别名,是汉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焦仲卿与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最后因母命难违,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在娘家又不见容于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用自己壮烈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

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其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1)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2)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3)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有浪漫主义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

(四)汉赋

1.枚乘的《七发》《七发》是一篇讽喻作品,揭露了贵族子弟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在这篇赋里,作者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来问疾,在主客的问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见解。赋中以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为题,反复申说纵情享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只有听从圣贤的“要言妙道”,才能消灾祛病。此赋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各类事物,词采华丽,想象丰富,寓讽喻于其中。此赋问世后,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文坛仿作者很多,有时以主客问答形式、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的赋体文章几乎蔚成风气,“七体”几乎成为文章形式中的一个门类。

2.司马相如的赋司马相如是汉赋全盛时期成就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最为著名。《子虚赋》假设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先生展开对话,子虚夸耀楚国的云梦泽之大和楚王游猎盛况;乌有先生则赞美齐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作者在两个人物的对答之中,运用华丽辞藻作了铺陈夸张的描写,伟貌奇观,光华璀璨,使人如临其境。《上林赋》则用虚构的亡是公的话来夸赞皇家苑囿,以压倒齐楚两国,赋中对皇权的歌颂寓于景观的描绘之中。司马相如的赋想象力丰富,描写细腻,辞藻华丽,结构谨严,建立了汉赋固定的模式,卓绝汉代。

(五)文人五言诗

1.五言诗的产生

五言诗萌芽于民间歌谣,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的发展更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被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当然此诗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东汉许多作家都有五言诗传世,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诗描写了一个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暴,勇拒贵族豪奴调戏的故事。诗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坚贞纯洁;豪奴冯子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此诗与乐府民歌《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乐府民歌影响下的文人创作的成就。

2.《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东汉末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诗,其作者不明,后人泛称为“古诗”。这类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萧统选编入《文选》,后人遂以“古诗十九首”称呼它们。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并非一人所作,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后期。其表述的内容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写相思之情,诉说离别之苦的诗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一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首先追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之词作结。又如《迢迢牵牛星》一诗,描写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之情,抒发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现生命短促,慨叹人生无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满百》等。其他如对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贫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知音难遇的描写也见诸诗端。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诗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发出来,毫不矫饰,并用特定的景物衬托人物的感情,达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古诗十九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衬映烘托,着墨不多,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另外它的语言朴素明快、不假雕琢、精练生动、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对后代五言诗的写作影响深刻,其后五言诗开始获得空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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