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卢梭影响的人「卢梭活了多久」

大家好，受卢梭影响的人「卢梭活了多久」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卢梭生于1712年6月28日，300余年来，关于卢梭的争论一直未断，启蒙、浪漫、平等或极权等思想流派都将其视为旗手。这是大历史中的卢梭形象，此外还有一个在痛苦中艰难度日的病人形象。生前，卢梭饱受疾病之苦，但由于当时医学的局限而未被同代人理解。1778年，报刊纷纷推测卢梭去世的原因，《伯尔尼杂志》(Gazette de Berne)和《瑞士新报》(Nouveau journal helvétique)归于肾绞痛，《百科全书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和《秘密通信》(Correspondnnce secràte)推测是脑血栓引起的中风。法国大革命时期，读者热衷于解读他的政治理念，忽略了其健康问题。19世纪，浪漫派根据《忏悔录》理解卢梭，于是出现“浪漫病”现象。之后，史学家、精神病医生和外科医生对他健康的关注不曾间断，但难有共识。这一问题成为卢梭的同情者与批判者论战的依据，前者以身体病痛为他辩护，维护卢梭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尊严；后者以精神错乱来贬低他。双方相持不下。1912年卢梭诞辰200周年以来，卢梭的思想成为单纯的学术问题，研究方向有所转变，即使不是出于同情，至少为寻求公正，对卢梭疾病的思考摆脱了“两个卢梭”的论战模式。

不治之症

1763年1月底，卢梭在瑞士汝拉山麓的莫第埃(Mtiers-Travers)避难，他的病又发作了，不能招待客人，只能卧床休息。这次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他觉得生命将尽，遂留下遗嘱：“这个怪病折磨了我多年，它与同一类型的病是那么不同，(死后)请医生解剖病灶。为方便手术，我附上病情描述：二十年来，我患有尿潴留症……排尿的障碍在膀胱处，导尿需要更长的探条……淋浴、利尿剂等只会加重病情，放血法也没有疗效。”慕名来访的客人也察觉到卢梭的病情。1763年10月，魏格林(Wegelin)一行来到莫第埃，卢梭谈起长期折磨自己的病。1764年12月，苏格兰青年博斯韦尔(Boswell)游历瑞士时路过此地，他看到卢梭坐在椅子上，病痛缠身、精神萎靡，便怀疑他得了忧郁症。忧郁症在18世纪后期已被视为精神疾病，病人固执地陷在一个想法里，对外沉默不言。此外，1762—1769年，瑞士的第索(S. Tissot)医生为卢梭治病，了解各种症状后为他的忍耐力而感到震惊。

由于1762年出版的《爱弥尔》冒犯了天主教会，1765年的《山间来信》又触怒了日内瓦贵族权力机构小议会(Petit Conseil)，卢梭遭到讥讽、辱骂，甚至是火枪的威胁。在欧洲大陆难有容身之处，只得在休谟的帮助下于1766年初至1767年5月去英国避难。期间，卢梭的病再次发作，房东达文波尔(Davenport)时常来探望，记录了病情，1766年5月，健康良好，待人和蔼，晴天到周围散步，采集植物标本，雨天在屋里写作，或弹大键琴；6月底，病痛发作，“反常的状况经常出现，性情起伏不定”；8月底好转。

1765年，卢梭开始写《忏悔录》，先猜测是膀胱先天畸形，尿道里有结石，医生用探条疏导后排尿依旧困难；之后又将病因归于肋膜炎、咽喉炎，或癌症。总之，他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以致与死神面熟了”。由于《忏悔录》是去世后出版的，所以生前很少人了解卢梭的病痛，他常向友人抱怨，论敌却认为他性情乖戾或在哗众取宠。医生特罗尚(Tronchin)说他为傲慢和猜疑所困扰，“无论到哪里，两个魔鬼如影随形”；伏尔泰更不留情面，1764年在匿名短文《公民的感受》中讥讽他是个疯子，还患有性病。这篇文章在法国的“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里流传广，非议也多，卢梭从此背负着伦理的十字架。18世纪的人刚刚摆脱中世纪麻风病的集体记忆，又陷入性病的恐慌中，于是对这一问题的谴责格外激烈。

卢梭的去世也与这种病有关。1777年夏天，早期浪漫派作家圣-皮埃尔(Saint-Pierre)陪他散步，目睹了他病发时的痛苦：剧烈呕吐，胆汁都吐出来，(身体出现)神经性抽搐。之后一年，病情持续恶化。1778年7月2日，卢梭五点起床，七点散步归来，喝过加牛奶的咖啡后又出去，八点回来，胸部剧烈疼痛，里面仿佛有锐利的针，头部不适，像要被撕裂了，妻子瓦瑟(Vasseur)扶他上床，一会又扶他下床，11时左右，卢梭倒地后去世。次日，李尔丹(Girardin)请了五位医生解剖遗体，由三位外科医生操作，两位医生作见证。结论如下：下腹部器官正常，肾脏和膀胱没有炎症；头部有积液，身体其他部分正常；死因是严重性中风。

19世纪，各种医学诊断出现了：梅西耶(Mercier)将尿潴留归因于尿道炎，而非行为放荡；夏特莱(Chtelain)断定卢梭先天残疾，但胃胀、头晕、耳鸣、失眠等是假想的；德莫尔(Demole)说卢梭有精神分裂症；艾洛叙(Elosu)认为卢梭患有高血压、氮血症和中毒性神经官能症，尿路前列腺部位的畸形导致了尿潴留。这些诊断缺乏史学或医学根据，不能解释卢梭的病，反而冲淡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19世纪下半叶，卢梭的书信得以整理出版，他一生忍受的病痛清晰了：发烧、头疼、耳鸣、喉头炎(严重时不能说话)、失眠、心悸、胸闷、腹疼、胃胀、呕吐、吞咽困难、肾绞痛、尿潴留、手脚僵直等。病是周期发作的，健康本来不错，忽然间疼痛难忍，不久，病痛减轻。1767年9月，卢梭感慨他的生存困境：“我现在快六十岁了，受到那么多残疾与不幸的折磨。生命还能苟延时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在现代人看来，卢梭是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生前最关心的是治病与谋生，是沉重的肉身与精神自由的矛盾。那么，卢梭到底得了什么病，疾病对他的思想和历史形象有何影响？

急性间歇紫质症

1974年，法国学者邦苏桑(Bensoussan)出版《卢梭的病》，认定卢梭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大致而言，紫质症起因于人体紫质(又称卟啉，porphyria)的代谢异常。紫质通过特定酶的催化为人体制造血基质，一旦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紫质会在体内积累。由于紫质对身体器官，尤其对神经组织有毒性，患者会出现腹部症状(便秘、呕吐)、神经症状(疼痛、四肢麻痹、说话困难)和精神问题(抑郁、被害妄想)。

邦苏桑的研究既参考了医学研究，根据卢梭的书信概括病症，并将两者类比；也兼顾卢梭的思想矛盾：“现实生活中的依赖感与对独立生活的渴望，希望得到他人的爱戴与一次次寻求隐居，对美德的热爱与现实中的无力，爱怜小孩子却丢弃自己的孩子。”“卢梭的思想统一与否”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学界对此均有论述，或是批判卢梭思想的分裂，或是维护其思想的统一。邦苏桑质疑这一问题的合理性，它不仅与读者的阅读方式有关，“一些读者依着心灵去读，一些读者循着理性去读”，还涉及卢梭的病痛与思想的关系，而这是思想界所忽视的。

邦苏桑的解读虽不是确定无疑，但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首先，他参考了医学界对紫质症的研究。1950—1970年，《英国医学杂志》报道相关病例，对紫质症的诊断具备了实验基础。1966年，英国精神科医生麦克尔平(MacAlpine)认定“疯子国王”乔治三世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症状包括腹疼、痉挛、身体僵直、灼热感、失声、视力模糊、心跳过速、多汗、失眠、幻觉等；病情五次发作，每次发作后的康复期很长。这一结论动摇了那些以反常的精神贬低国王的论断，并获得医学界和史学界的认同；之前，医学界的诊断不一，如躁郁症、短暂性精神错乱、癚妄性游走等。随后，布鲁克(Brooke)重新撰写乔治三世的传记，讲述了国王在病痛中治国的故事。乔治三世的历史形象得以改观：他诚实又肯吃苦，尽力维护清教传统和宫廷的体面；他是个急性子，意志坚定，有些固执；他喜欢收集植物标本，支持科学事业，礼遇文人，为在英国避难的卢梭提供年金。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遗传：皇室疾病》，介绍英国学者的研究，这启发了邦苏桑的思路。

其次，邦苏桑的研究承接了法国的思想传统。19世纪以来，法国学者对精神疾病的思考从未间断，萨德、莫泊桑、梵高、奈瓦尔(Nerval)曾是分析的对象。二战后，福柯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他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追溯了理性与疯癫的分界点，之后理性话语成为现代精神的表达方式，疯癫则受到理性的规训。福柯从精神病院的档案中寻找疯癫的原始意义和理性话语权的起源，最终在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之外发掘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语境，哈贝马斯称之为“新的范式”。邦苏桑也遵循了这一传统。

邦苏桑的研究在三个方面需要补证。首先是尿液检验。紫质症患者的尿液中通常含有过量的胆色素原(PBG)和丙氨酸(ALA)，发生聚合反应后形成卟啉，尿液呈深颜色。如果颜色正常，加入乙醛和醋酸钠，摇匀，之后再加入氯仿，若有胆色素原，则变为红色。瓦诺第(Vannotti)列举的紫质症的十余种检测方法也都是针对患者尿液的。18世纪的医学没有化验尿液的传统，这可能是卢梭及其医生没有提及尿液颜色的原因。据此可否排除卢梭患紫质症的可能？乔治三世的确诊没有经过尿液化验，又根据佩尔菲特的研究，虽然病发时尿液会呈深颜色(桔红色、红葡萄酒色、咖啡渣色)，但也有病人的尿液颜色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医生并不依赖上述的卟啉检测法，这会引起误诊，“相反，瘫痪和精神问题是很好的提示，尤其是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候”。紫质症症状多样，综合考虑各种症状和多次发病的相似性则有助于确诊。

其次，《全集》中并没有否定性的证据，相反，卢梭嗜酒和天冷易发病的情节符合紫质症的特点。酒商沃尔顿(Walton)有一份卢梭在英国避难时的酒单：1766年6月8日24瓶，8月16日12瓶，9月25日12瓶，10月30日12瓶，12月1日12瓶。尽管经济上捉襟见肘，要卖掉随身携带的书来接济生活，但卢梭的酒是没有间断的。而那时，他的病发作了。卧床不起，预见死亡将至，甚至无力写遗嘱，于是委托达文波尔为1763年遗嘱的执行人。紫质症的发作与天气寒冷有关。卢梭害怕冬天，好天气则有益于健康。在英国，他遇上当地少见的寒冬，“比以往都要冷”。大雪封路，卢梭在屋里瑟缩着，他形容自己像困在窝里的兔子；严冬过后天气潮湿，湿与冷是卢梭健康的大敌，“简直要了命”。

此外，紫质症周期性发作，每次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根据《全集》(此段注释中全集缩写略)，卢梭的病有过四次发作：第一次从1731年5月底至1737年9月；第二次从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病情断断续续，冬天尤其厉害，1758年3月8日，卢梭留下遗嘱；1761年春完成《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后第三次发作，持续到1769年7月；第四次发作的时间难以确定，卢梭已学会忍耐，不再寻求医生的帮助，只在1775年8月提及病痛，1778年春剧烈发作，7月2日去世。其中，卢梭对第三次发作描述细致：1763年1月病重，准备了遗嘱，之后有所缓解，编写《音乐词典》，6月病情恶化；1764年，除8月好转，其他时间均无起色；1765年，在流浪中寻找避难地，一年病痛不断；1766年1月到英国，由于天气寒凉，5、6月间剧烈发作，9、10月间未提病情，11月又发作；1767年春好转，但记忆力衰退，9月复发，1768年5月渐好，6、7月到里昂、布尔昆(Bourgoin)旅行；10月末病情加剧，1769年1月18日晚卢梭觉得死亡将至，7月健康恢复，抄乐谱、旅行和采集植物标本。每次发作期间会有短暂的停歇；而两次发作的间隙，健康相对平稳，但仍有轻微症状，如发烧、头疼、尿潴留等。

除了补证疏漏，现代医学研究能佐证邦苏桑的结论。紫质症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如果一个显性基因在父母一方出现，后代中一半的人会继承。迪恩(Dean)医生调查了南非一个紫质症家族，18世纪初移居于此，1955年有478位后代在世。父系亲属第一代患病，第二代10人中有5人患病，第三代37人中有16人患病，第四代59人中有32人患病，第五代19人中有7人患病。乔治三世的亲属遍及当时的欧洲王室(斯图加特、汉诺威、普鲁士)，他的病可追溯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1542—1587)，而远近亲属中有半数患病，包括安娜女王(1665—1714)、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以及乔治四世等。

卢梭的病源于家族遗传的可能性很大，1745年，卢梭提到哥哥佛朗索瓦()与他的病情一样。里特Ritter)整理了卢梭的族谱，推断他的病来自母系亲属。母亲苏珊生下卢梭后第八天发着高烧去世，而妊娠是紫质症发作的诱因之一。另有一则母系亲属非自然死亡的材料：1597年，塞缪(Samuel Bernard)出生不久失去父亲，塞缪结婚后没几年也去世了，留下几个年幼的孩子。而卢梭的父系亲属多长寿，祖父大卫“差不多活到一百岁”，祖母活到60岁；父亲伊萨克(Isaac, 1672-1747)生前健康，没有出现紫质症的问题。

《英国医学杂志》的病例也可与卢梭的症状相类比。1946年12月，一位26岁的士兵感到无力，身体日渐消瘦。1947年3月2日，卧床不起，三天后不能站立，腹痛、便秘、呕吐、失眠，严重脱水，脉搏每分钟120次，两个月后恢复了健康。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发病时尿液未呈深颜色。这是对邦苏桑有利的证据，即紫质症发作时，患者尿液的颜色不一定变化。总体而言，这位士兵的病症与《忏悔录》第六章以及卢梭与第索医生通信中的记载相同。

1949年，一位23岁的女性患者，腹部疼痛，每次持续15—30分钟，类似痉挛，伴有呕吐，一天三四次。先被误诊为肾病，后被误诊为胆结石，手术时没发现异常，患者仍抱怨乏力，不能起床，心律每分钟120次，血压从108/75mmHg升至135/95mmHg，第18天不能说话，第24天不能吞咽，后死于松弛性瘫痪。卢梭也常向朋友抱怨肾绞痛、排尿困难，一劳作就头晕目眩，还说住在隔壁的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的急跳，医生对此束手无策。

另外，美国民间组织“紫质症基金会”提供了急性间歇紫质症患者的自述，他们的病情与卢梭的症状如出一辙。尽管现代医学对紫质症有了系统的研究，但由于临床症状多样，所以诊断时错误频出。现代医生尚不能确诊病因，18世纪的医生对卢梭的病更是无能为力，诊断的结论千奇百怪：幸福病、文人病、胆结石、肾病、癌症、疑病症，治疗方法也无根据：吃鸦片、泡温泉、喝牛奶、放血等。乔治三世的病情和紫质症患者的自述涉及发病症状与诊断方法，这为重新思考卢梭的健康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被害妄想症

欧洲大陆难有容身之处，1766年1月，卢梭在休谟的协助下到达英国。由于不适应当地气候，生活拮据、营养不良，病情复发。另根据拜访者的描述，卢梭的精神还出了问题，即被害妄想症，属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范畴。1798年，巴黎精神病医生皮内尔(Pinel)根据《忏悔录》断定卢梭有忧郁和受迫害的倾向；艾洛叙将之视为心理学文献，“能指导精神病医生研究体质性的被害妄想症”，1766年后卢梭为此所困，与休谟的争吵也起因于此；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说卢梭的被害妄想隐藏在文字中；新版《卢梭研究词典》对此有了一致的结论：卢梭受被害妄想症的困扰，《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通信提供了证据。

根据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被害妄想症是什么问题？首先，它起因于心理困境或生活中的交流障碍，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系统的妄想，虽有清晰的逻辑，却违背常理。所谓妄想，患者认为针对他的迫害正在或即将发生，施加迫害的人是有意的。其次，压抑的感受长期存在，患者难以自我克制。最后，患者对社会的理解被持续性的妄想干扰，精神处于混乱状态，失去对现实的感知力和控制力，对人有疏离感，甚至是敌意。

1767年从英国归来后，卢梭屡次控诉文人沆瀣一气，联合陷害他。这是被害妄想症的典型特征，但卢梭的精神异常有外在的历史背景。自1762年起，天主教会追捕卢梭，文人界对他的批判也没有停息。1764年，巴黎又出现小册子《日内瓦卢梭的抄袭》。更糟的是，1766年4月，英国文人沃波尔伪造腓特烈大帝的名义，在《圣詹姆斯纪事报》(St. James's Chronicle)上发表嘲讽卢梭的匿名信：“您离弃了故国日内瓦，又被逐出瑞士，在法国受通缉，若无路可走就来我这里，我欣赏您的才能，乐于消遣您费时费力炮制的幻想。”18世纪后期，讽刺政治人物在英国已是舆论气候，卢梭对此不适应，4月7日，他向该报主编写信抗议，主编非但没有道歉，却连续发表类似的信。卢梭由此将之归于论敌策划的阴谋：“至少六个星期内，英国报纸对我是尊敬的，但最近改变了语气，对我轻视，虚情假意。”另外让卢梭更加不安的是他在伦敦碰到宿敌、日内瓦医生特罗尚的儿子。特罗尚欣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于是将小特罗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卢梭刚到英国时，小特罗尚恰巧取道伦敦回国，冤家相逢。与此同时，卢梭发觉信件常被私下拆开，报纸上总有他的新闻，由此断定被人监视。

这些事本没有关联，却在卢梭沉郁的精神中发酵，形成确切的因果联系：“我收到您的信了，它被拆开过，又被重新封好，是休谟给我的，他与江湖骗子特罗尚的儿子联系密切……与我的巴黎敌人交往频繁。”1766年6月10日，卢梭写了一封万言书，历数遭受的迫害，并指责休谟策划了阴谋。而事实上，休谟受法国波弗奈公爵夫人的委托，帮助卢梭到英国避难，还替他向乔治三世申请年金，却被反诬是阴谋家，倍感无辜。一方面，休谟作为英国驻法使馆的秘书，力求修复七年战争后的两国关系，不敢触逆有广大读者的卢梭；另一方面，他了解卢梭雄辩的文辞对读者的感召力，所以决定将他们的通信转交英国国家图书馆保存，又在英法两国出版《休谟与卢梭争吵的简要说明》，以求外界有公正的判断。

休谟的举动更加刺激了卢梭，之后他觉得阴谋无处不在，“屋顶上有眼睛，墙壁上有耳朵，我被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包围着”。《忏悔录》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写的，文本背后潜藏着惶恐不安。1770年1—9月，卢梭每封信的开篇有一首短诗：“我们都是可怜的瞎子，上帝啊，让伪君子们原形毕露吧，让世人看到他们粗野的内心。”在《卢梭评判让-雅克》中，他塑造热爱自然、追求正义的让-雅克，形单影只、无依无靠，陷于阴谋，大人物、作家、医生和掌握公共舆论的机构参与其中，扼杀他对真理的追求。在《漫步遐想录》中，他依旧认为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处于噩梦般的境地。1778年临终之际，卢梭觉得敌人在他死后会迫害他的夫人。

那么，被害妄想症降临到卢梭身上，是归因于他的性格、病痛，抑或生存困境？弗洛伊德将之视为慢性的精神错乱，病人有夸大、受压迫、被嫉妒和被爱的幻想。病因与个体心理和成长经历有关：年少时是否受过虐待或心理创伤，是否有认知错误(自大狂)和强烈的情感(愤怒、焦虑)，是否有对患者的交往形成压力的事件等。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与卢梭有关。出生后第八天，母亲去世，父亲为此责备他。卢梭深感内疚，多次请求父亲的原谅。成年后，卢梭从母亲的遗物中虚构了一个慈母形象，时常陷入温馨的幻想；他还在异性身上寻找母爱，包括华伦夫人、维尔德兰(Verdelin)夫人、埃皮内夫人和卢森堡公爵夫人等，给她们写信，诉说痛苦与快乐，以获得安慰。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卢梭在成年后有天真的性情，或者说是孩子气，拜访过的人发现了这一倾向。母亲过早的去世和父亲淡薄的家庭观念影响了卢梭的性格，成年后，面对社会纷争时会有些不知所措。旅英期间，卢梭生活清苦，病痛发作，又受到报纸的奚落，心中郁郁。他的妻子随后也来到英国，她时常怨言不止，数落卢梭的缺点，“很多可恶的蠢话不应出自她的口中”。这可以解释卢梭为什么特别依赖他的狗苏尔坦(Sultan)，去英国时也带着它，回到法国后，苏尔坦得了病，卢梭请来兽医科施瓦(Cochois)，1767年6月，卢梭离开亚眠时，将狗托付给杜切尼(Duchesne)夫人照料。

逃难路上，卢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早在1762年1月，卢梭致马勒泽尔布的信中已初露端倪：我跟人群渐渐疏远了，在想象中营造了另一个社会，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培育它，没有风险，始终可靠，合乎我的需要，因此更加吸引我。1766年春夏之交，卢梭认为帮助他的人有阴险目的，在友情的面具下陷害他；将之骗到他不熟悉的国家，更易施加迫害。1767年5月，卢梭为来历不明的人所追捕，他从武通的住处逃走，在百公里之外的林肯郡斯伯丁(Spalding)才脱身。卢梭不由想到《爱弥尔》出版后的遭遇：在法国受追捕，在瑞士受到粗暴对待，在英国受贬损。大人物如此对待他，路上的行人也如此，于是断定周围的人都是间谍。

根据医学研究，精神异常是紫质症患者的常见问题。乔治三世有过精神问题，诸如情感多变、幻觉、与不在场的人谈话等。1788年11月，国王精神错乱；次年3月恢复神智，但12年后，国王彻底疯了，最后转为老年痴呆。1962年，戈德伯格(Goldberg)观察了50例紫质症患者，14例有抑郁、歇斯底里、爱哭等问题，9例有幻想、思想混乱、失去方向感等症状；其中6人的精神问题有助于诊断紫质症。1963年，森特(Saint)研究16个病例，其中5例有抑郁、精神分裂等症状，并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

另外，“紫质症基金会”的病人自述证明：患者容易出现抑郁、意识不清、被害妄想等问题。诺顿(Norton)觉得自己失去了理智，有被害妄想症的倾向；布鲁诺(Bruno)发病时思想混乱、麻木、恐慌；布莱克(Black-Blair)精神抑郁，仿佛坠入雾里，要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费尼根(Finnegan)幼时就有离奇的精神病，儿童精神病学家无计可施。所以，精神问题不但是紫质症的多发症状，而且可作为诊断依据。

相比于现代患者，卢梭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因持续性的病痛而难以融入公共交往。18世纪，排尿方面的症状对患者有伦理意义的否定性，所以卢梭对名人云集的沙龙并不热衷。此外，他努力维持和医生的交往，但医生无能为力，稿费和母亲的遗产多用来治病，可疗效甚微。卢梭的求医经历激起他对风俗的失望和对科学的批评。因此，病痛使得卢梭退缩到与社会隔绝的个体世界，在误解与孤独中，受到迫害的幻想侵入了他的精神。1766年，身体病痛、文人批判、教会缉捕以及生活贫困等问题迎面袭来，卢梭的精神不堪重负，于是患了被害妄想症。

理解卢梭

大致而言，卢梭的病表现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卢梭只在意前者，诸如腹痛、呕吐、尿潴留等；虽然内心困顿，但他天性善良、信仰真诚，只是风俗的堕落使他心绪不宁。而在外界看来，自卢梭凭借《论科学与艺术》进入启蒙界后，他的精神就有异常：自相矛盾(自己写戏剧却反对日内瓦演戏剧)、哗众取宠(当众拒绝国王的年金)、奇装异服(1763年后穿亚美尼亚民族的长袍)、忘恩负义(诬蔑帮助他的休谟)。

为什么卢梭于他的时代有这么多误解？首先，当时没有人理解卢梭的病，包括医生。18世纪，现代医学处于初创时期，医学理论不统一，实验方法不系统，医生常用的方法是放血、淋浴、通风和服鸦片等，缺少病理依据。尽管法国医学界出现了倡导实验和观察的实证主义，诸如博尔德(Bordeu)主张人的生命从属于自然规则，他的学生皮内尔将医学与自然科学并列，又将疾病分为不同的纲目，以避免形而上学倾向，但神秘主义与受幻想支配的理论体系仍是主流。1759年，特罗尚医生为卢梭治疗，虽不能确定病因，仍开了一剂药方：“半斤白蜜，两品脱水，煮一小时，漂去泡沫，加两盎司压碎的茴香根，靠近火浸泡两小时，滤除液体，冷却后加一德拉马克的氯化铵溶液，每两小时服用一杯。”这是18世纪典型的充满神秘主义的药方，其中的氯化铵可利尿，但对紫质症难有疗效。久治不愈，卢梭遂与特罗尚决裂，不再相信他的医术，并斥之为江湖骗子。之后，卢梭求助于第索医生。第索力求摆脱迷信、怪诞的治疗方法，但他仍根据形而上学而不是生理学作诊断。卢梭时常腹疼、胃胀，右侧更明显，第索断定肝脏为病灶，肠部病变是诱因。他还将卢梭的病视为18世纪“文人病”的典型：文人久坐不动，下腹循环紊乱，引起身心问题(肾结石、消化不良、发烧、神经问题)。

特罗尚和第索是当时的名医，他们的诊治依据不是科学的理论，而是模糊的经验，庸医以神秘的手段牟利更使得医学名声不正。这可以解释17、18世纪批评医生的风气。在莫里哀的戏剧里，医生不是救人危急的职业，布歇(Boucher)讽刺兜售万灵药的人，卢梭斥责荒唐的放血疗法，他差点为此送命，在《忏悔录》中又说医生是江湖骗子，败坏风俗。18世纪末，梅西耶仍然批判医生拙劣，草菅人命，只为图钱财。卢梭由于不明不白、难以治愈的病痛而处于伦理与医学的边缘地带：他日夜忍受的病痛在外界看来是个道德问题。

卢梭常说病发时疼得泪流满面，为此他被斥责是矫揉造作或性情乖戾。卢梭是否言过其实？乔治三世发病时，疼得狂奔乱跳，宫廷医生威利斯(F. Willis)把他捆绑在专门定制的椅子上。又根据“紫质症基金会”的病人自述，瓦伦(Warren)说疼痛时犹如尖刀穿过腹部，身体虚弱，不能说话；约翰逊描述为上千把带火的刀在腹部游离，医生切除了他的阑尾，疼痛丝毫不减；杜格尔说疼痛时像烧红的长矛刺穿身体；布里奇觉得那感受无法描述，后背疼，腹部疼，来去不定。所以，卢梭在病痛中感受的绝望是真实的。

其次，卢梭的精神问题也是为人所迷惑的。18世纪下半叶，法国精神病人增多，政府开设收治精神错乱者的疗养院。1785年，杜布莱(Doublet)发表关于精神错乱的报告，这一问题被纳入医学领域。法国大革命时，皮内尔负责照顾巴黎比塞特医院的精神病人，他改用温和的精神疗法：去掉锁链，同情病人，以坦诚的对话传递生活的希望。此前对待精神病人，先是驱赶，但游荡中他们仍是社会的威胁，于是又将之囚禁，用铁链锁住手脚，以随意又残酷的方式治疗。野蛮的治疗方式暗示18世纪的疯癫受到世俗伦理的排斥，尚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

医学滞后，卢梭的病得不到治疗，反而被曲解了。1764年，伏尔泰抨击他患有性病，还遗弃孩子。15世纪末，“性病好像有遗产继承权似的接替了麻风病，被置于道德排斥性的空间，并受到一整套的道德判断”。由于它多染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容易传染且难以治愈，由此被赋予伦理审判的含义：病人是美德的背叛者，要受惩罚。面对流言，卢梭只得辩解，在遗嘱和晚年自传中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正名。

卢梭对他的病痛也有曲解。1749年10月，他到巴黎文森监狱看望遭囚禁的狄德罗，边走边读《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刊载的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科学艺术是否有助于净化风俗？天气炎热，卢梭倒在一棵橡树下，“突然间，我的灵魂为上千道光照亮，无数的思想强有力、却又混沌地袭来，把我抛进难以言表的不安中，头晕目眩，酒醉一般，心剧烈跳动，透不过气，之后的半个小时狂躁不安。起身时，衣衫为泪水湿透，我却不知道流过泪……在树下的一刻钟里，那么多真理启发了我……几乎是在无意中，我成了作家”。

这是卢梭塑造的“文森之象”(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他在致马勒泽尔布第二封信、《忏悔录》第八章和《卢梭评判让-雅克》中都提到这个神启般的场景，由此踏上启蒙之路，也被视为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法国、德国浪漫派的传记中都有受到神启、思想刹那间开明的场景，赋有灵性的眼睛突然睁开，从而发现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20世纪初，医学界重新思考卢梭的健康问题，罗曼·罗兰赞同艾洛叙医生的诊断，即卢梭患有膀胱炎，他继而推断“文森之象”是膀胱炎发作时的病态精神。那么，这个场景与卢梭的病有没有关系？

历史文本中的蛛丝马迹说明卢梭曲解了“文森之象”。1748年，卢梭的病时常发作，8月26日，他在致华伦夫人的信中说：“给您写上一封信时身体两度发病，先是肾绞痛、体内燥热、尿潴留，淋浴和利尿剂缓解了病情，但排尿依旧困难，肾结石落到尿道里……最近上腹疼痛，伴有呕吐。”1749年初，健康仍旧糟糕，一个多月不能写信。《忏悔录》也透露了相关信息：“狄德罗被捕后，我在酷热中常跑到文森城堡，结果受了热，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此后，我没能恢复以前的健康。”卢梭说那天炎热，当时已十月，巴黎天气转凉，所以不排除是病发时的体内燥热。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是卢梭的第二次病发期，1749年10月的“文森之象”不排除是紫质症的急性发作。写作《论科学与艺术》时，卢梭正为《艺术与科学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撰写词条，这正好为批判现代科学、赞美古代风俗的观点提供了依据。而卢梭从宗教角度解释他的病痛，在思想史上塑造了“文森之象”，并在无意间发现了以“我”为主体的写作方式，即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

通常意义上，《新爱洛漪丝》是一部让18世纪的读者潸然泪下的小说，女主角茱丽以忠诚与率真面对不如意的婚姻，并由善良的姑娘变为有德的女性。除此之外，能不能从中发现卢梭的病痛与思想的关系？1764年9月，卢梭和来访的客人亲岑多夫(Zinzendorf)谈及这部作品，强调其中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那么它与卢梭的经历有何关联？

《新爱洛漪丝》有三个主题：美德、爱情和病痛。而写作的两年(1756—1757)，卢梭沉浸于这样的语境，他的心情是如此，与友人的通信也是如此。当时，卢梭住在沙尔麦特(Chevrette)的退隐庐，与乌德托夫人(Houdetot)往来频繁：“我形单影只，意志消沉，长期遭受折磨的心渴望慰藉，我在乌德托夫人那里找到了。”这种现实感受在《新爱洛漪丝》中成了描述茱丽与圣普栾相互爱慕的灵感。1757年7月，卢梭致信乌德托夫人：“病痛和忧愁使我衰亡。即使在精疲力竭中，我的心里依旧想念着您，而且想念的只有您。我应给您写信，可信里满是忧伤。”卢梭此时的书信与《新爱洛漪丝》的语言风格一致。

不但书信中的段落可融入作品，病发时的痛苦也常进入文辞。1757年，卢梭的病情屡次发作，《新爱洛漪丝》中塑造圣普栾的爱情感受时，卢梭写道：“您的手刚落到我身上，一阵战栗袭来，使我发烧甚至昏迷，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精神错乱之际，我能说什么，能做什么？”根据医学研究，紫质症发作时，视力模糊、意识混乱、体重下降和烧灼感是多发症状。而圣普栾常说火在血管里流动，既不能扑灭，又不能缓解；他还说自己是季节的玩物，太阳或云雾，阴天晴天都能操纵他的命运。生活中，卢梭害怕湿冷严寒，1757年秋末，病情反复，他担心活不过冬天。不仅如此，《新爱洛漪丝》提及治病的方法，比如奎宁和鸦片的效用，以及皮肤问题：那些你认为是疤的只是很快就消失的红斑。而紫质症患者受阳光照射后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作者与他塑造的人物息息相通，这是卢梭对中世纪以来写作方式的革新，而在神学传统与古典主义时代，作者多是隐藏起来的，文辞中即使有酸甜苦辣，却只是虚构的感受。

广而言之，在卢梭的其他作品中，身体话语也时隐时现。病痛发作时，身体感受成为叙述的主题，对隐居的渴望和身心分离的意象一次次出现，《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漫步遐想录》等遍布对身心之苦的诉说，由此造就了浪漫派卢梭。健康时，身体话语减弱或消失，卢梭更关注外部世界，1758—1762年，他住在卢森堡公爵位于蒙莫朗西的寓所，健康好转，心情不错：自去年到现在(1759年11月)，没有抱怨过健康，因为身体状态确实不错。1760年冬，病痛没有发作，卢梭盼望天转暖后去旅行。此时，他写信很多，语气和缓且充满希望。《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是在平静的心境下完成的，论证严谨，卢梭由此成为启蒙者。

卢梭的信仰也是研究的热点，他生于信仰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后在意大利迫于生计而改宗天主教，1754年回日内瓦时又改宗加尔文教。1764年冬，博斯韦尔来访，得知他在新旧教之间的变换，随即产生疑问，卢梭说他仍是基督徒。他的信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只是在新旧教之间被动或主动的变换，还有从敬畏上帝到质疑上帝、从信仰天国到关注尘世的不同。这与启蒙时代信仰的衰落有关，与他忍受的病痛又有没有关系？

1735年，他信仰上帝，并将身体痛苦视为灵魂赎罪的条件：“现在极度虚弱，没有人比我忍受的残疾更多，我心中有那么多罪恶要纠正。”之后，卢梭的原罪与救赎观念有所变化。1758年，他跟维尔纳(Vernes)神父说自己受了那么多折磨，如果灵魂不能永生，上帝就是不公正的。18世纪中期，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时，根据沙尔勒瓦(Charlevoix)、拉菲陶(Lafitau)的游记和塔西陀、普鲁塔克留下的古代善政与美德故事构想了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这意味着他远离了基督教义的创世与原罪观念。一般而言，信仰上帝与追逐尘世的欢乐是矛盾的，所以灵魂要摆脱肉体的束缚，以追求至善。卢梭虽说要摆脱肉体的负担，但那是源于病痛折磨的灵肉之争，不全是宗教意义上的欲望与信仰之争。

卢梭的遗嘱也能说明他的宗教观的改变。一份写于1737年6月27日，那时他与华伦夫人住在尚贝里，做化学实验时装着雌黄与石灰的瓶子爆炸，卢梭受伤，神父让他口述了遗嘱；另一份写于1763年1月29日，卢梭住在莫第埃，天气严寒，卢梭病重，自觉不久于人世。在1737年的遗嘱中，卢梭向上帝说明发生的事故，神父根据天主教仪礼将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祈求上帝，保佑他的灵魂进入天堂。在1763年的遗嘱中，卢梭不再提上帝，不再渴望救赎，只是叙述病情，并希望由医生解剖遗体，以证明他没有感染性病。而天主教会严禁解剖人体，卢梭不再理会这些教规。生活中，卢梭践行现代学者喻世的职份，并在报刊公共舆论领域中发现了现代社会的读者，尊重他们的趣味，也渴求他们的理解。从渴望灵魂救赎转变为关注尘世的名声，与他的病痛有关。

《忏悔录》也不再是信仰的语境。卢梭虽以“忏悔录”为题，但与奥古斯丁的同名作品大不相同。奥古斯丁虔诚地向上帝忏悔，坦白罪过以救赎灵魂；卢梭却质问上帝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要参与陷害他的阴谋，并拒绝忏悔，转而向公共领域中的读者诉说。《忏悔录》的写作，一方面起因于外界的误解，另一方面，无休止的病痛让卢梭觉得上帝并不垂怜正义之人。18世纪的思想环境也为这部作品提供了存在空间，那是从中世纪向现代无神论过渡的时代。伏尔泰在《风俗论》第一章不再讲述上帝创造万物的故事，而是言及中华文明以批判天主教的世界观；狄德罗创作《修女》，讽刺教会生活的丑陋；霍尔巴赫在《健全的思想》中倡导无神论，是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先声。

卢梭在《忏悔录》中多次提到对送到孤儿院的五个孩子的愧疚(1746，1747，1748，1751，1752年)。伏尔泰斥责他的薄情与虚伪，去世不久，卢梭的论敌以此作为“复仇的方式”来批判他，1786年7月，《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ètes)说他精神错乱，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加以讽刺，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怀疑其人道主义的真诚，而现代读者在自由谈中常有否定性的疑问：卢梭果真是因为信奉柏拉图的“理想国”才把孩子送进孤儿院？

1751年，卢梭在致弗兰克里(Francueil)夫人的信中交代了实情：我每天在痛苦中挣些资养，无力养活一家人，孩子们在孤儿院得不到好的教育，但身体是健壮的；没有多余的食物，温饱不是问题；不会成为高贵的人，当个农民也不错。所以，卢梭丢弃孩子的举动不是因为他信奉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是病痛让他无力承担父亲的责任，他宁愿孩子们在孤儿院里健康成长，却不愿他们在父亲身边挨饿。卢梭懂得为父之道，晚年提及此事时满怀愧疚与担忧。1770年2月，卢梭与日耳曼先生通信时念及他的孩子：上帝啊，如果他们有我一样的遭遇，命运会如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工人或农民，在默默无闻中平静地过日子？

在误解中，卢梭变得孤立。他曾断言世界上有两个卢梭：“所有的人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判我、谈论我，我却不在场……一个卢梭出现在上流社会里，另一个却在隐居，两个卢梭没有相似之处。”去世后，他在思想界留下三个论题，即卢梭与启蒙、法国革命和浪漫主义的关系。这些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历史事件对卢梭的解读影响了现代读者的卢梭观。

首先是卢梭与启蒙的关系，即卢梭是启蒙的、反启蒙的、还是启蒙的自我批判？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将启蒙视为人在理性的引导下发现真理的过程，而卢梭的契约理论和个人主义与此相符，所以是启蒙思想家。格罗德(Garrard)提出反启蒙的观点：1758年，卢梭发表《致达朗贝尔的信》，抵制在日内瓦建剧场的提议，他对启蒙的批判由此演变为公开论战；与休谟争执后，他又因对文学共和国的背叛而被斥为疯子。接下来，格罗德的论证逻辑成了启蒙理念(科学、艺术、理性)与卢梭思想(自然、美德、情感)之间的对垒。启蒙自我批判的观点来自胡里恩(Hulliung)，他不像卡西尔那样将启蒙看作系统的精神体系，而是认同文化史家盖伊(Gay)的观点，即法国启蒙时代是提出现代问题的时代，像其他时代一样也不具备思想的一致性。相反，混乱与模糊是它的特点：启蒙首先展示自然法，最后过渡到功利道德；它以理性开篇，却以眼泪与多愁善感落幕；哲学家既为理性开路，又为情感辩护。在变动不居的18世纪，卢梭不同于启蒙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戏剧等问题上的前后矛盾可视为启蒙界的自我批判。

三种观点，哪个更有道理？卢梭与启蒙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病痛的因素，又有“古今之争”的渊源。病情时常发作，时代医学所限，卢梭无法向外界澄清，尤以导尿为例，这让他不便在公共场合久留。1752年，戏剧《乡村卜师》在枫丹白露宫上演，卢梭多次外出方便，当晚又拒绝路易十五的会见和年金，赶回巴黎。按照卢梭的自述，之所以要离群寡居，是因为病了，如果健康，他也乐于参加沙龙聚会，并会扮演为公众利益思考的角色。《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出版后，卢梭开始向往隐居的生活，写作风格偏离启蒙的体系精神与进步观念。对于1766年的英国之行，他也有隐居之意，只是没想到冒犯了英国文人，咖啡馆、沙龙对他也褒贬不一，报刊大量报道，像是爆发了一场“欧洲范围的战争”。这更坚定了卢梭退出文学共和国的意图，他一度放弃写作，与外界断绝联系；1767年回到法国后又改姓为勒努(Renou)，隐姓埋名。

从“古今之争”来看，卢梭与启蒙的主调也有不同。17世纪末，法国知识界出现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争论，在诗歌与艺术方面，崇古派认为现代无法与古代相比，厚今派则主张现代科学的进步远胜于古代。最终，厚今派获胜，这是法国启蒙的先声，因为多数启蒙思想家亲近自然、鼓励发展科学与商业。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序言》中阐述启蒙精神的主旨：丢弃神学思辨，不再模仿古人，促进实践科学，塑造人的健全精神。他发现卢梭之所以抨击科学与艺术，是因为混淆了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滥用的区别，真正的科学艺术有助于改良社会风俗。(144)而卢梭不但强调科学艺术对美德的害处，还批判厚今派拉莫特(La Motte)和特拉松(Terrasson)的浅薄。相反，他认同崇古派费纳隆的立场，希望从古代共和国中寻找教化现代风俗的良策。这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所坚持的知识从实践中来、以科学塑造人的精神的主张是不同的。

持续的病痛和糟糕的医术促使卢梭批判堕落的社会风俗，追慕古代的文风让他难以融入具有厚今风格的启蒙世界。

1766年后，卢梭着力撰写注重个体情感、迷恋乡村、批判社会的三部自传，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信仰、体系精神和进步观念有背离之处：卢梭批判社会风俗的堕落，并向往独处，个体因厌恶社会而退隐是对集体启蒙的否定；卢梭在退隐的格调中发现了不受拘束的自由的“我”，符合浪漫派的精神诉求。但卢梭与启蒙界的疏远不同于天主教会对启蒙精神的压制，比如巴黎主教博蒙(Beaumont)缉捕卢梭的意图，以及对《论精神》的作者爱尔维修的谴责；与嘲讽启蒙的文人也不一样，比如创作讽刺剧《哲学家》的帕里索(Palissot)；与18世纪后期那些住在巴黎顶楼的失意文人对启蒙的攻击更不一样，他们反启蒙的论调里透露着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卢梭对启蒙始终有温情的关怀，诸如对健全社会的思考、对体现启蒙时代好奇心的植物分类学的热衷，以及1771年完成的充满启蒙政治理想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

其次是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1762—1789年，《社会契约论》发行两个正版，盗印40版，约四万本，1789—1800年，又有44版刊行。这部作品渐渐成为革命圣经，尤其是1789—1791年制宪议会时期，以及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的恐怖时期，“卢梭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政治辩论中”，流行戏剧多以卢梭为主角。1792年2月，国民公会将他的胸像安置在议会大厅里，遗孀由国家供养。19世纪的法国，革命仍旧是压倒一切的思想，卢梭的影响依然挥之不去，只是对他的批判越来越多。当时，如何调解绝对主权与代议制的矛盾是争论的主题，基佐批判卢梭的公意如绝对王权一样恶劣，纯粹的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批判者并没有提出卢梭与激进主义相关联的直接证据，即便如此，在20世纪极权年代，卢梭与革命的关系演化为“公意—革命暴力—极权主义”的逻辑论证。这与卢梭的政治诉求不协调，他在《爱弥尔》中说过不公平会引起下层社会的革命，所谓小人物变成大人物、尊贵的沦为卑贱的，却从没有倡导以恐怖与暴力实现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卢梭的思想中有两个极端，爱与恨、出世与入世等，但那是病痛引起的，与革命暴力的社会起源相差甚远。

卢梭被视为法国革命精神之父，是因为他提出契约理论、公民宗教和主权者概念，以及对美德和自由的颂扬。此外，疾病是新的分析视野。卢梭以身体话语塑造了在艰难中寻求真理的形象，对受难者的同情与对压迫者的愤怒是革命的原始情感，这是卢梭与法国革命相联系的心理基础。1789年，伯维尔将卢梭比作苏格拉底，一个真理的忠实的传达者，饮下的却是比毒芹汁更烈的东西。卢梭研究家特鲁桑批评伯维尔“以热情代替真实”，但这本著作强化了卢梭与革命的思想关联。卢梭去世后，在祭奠墓地的风潮中，崇拜者的心中出现了瞻仰殉道者的感情：面对棺椁，人们感觉不到恐惧，只在神圣的肃穆中接受他的注视。革命家从卢梭对病痛的诉说中感受到了殉道精神，并视之为革命信仰。法国思想家勒梅特尔阅读一本赞美卢梭的小册子时发现“(革命时期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动物”。这符合阿伦特所谓的“(西方)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哪怕它们打着无神论的幌子”。由此而言，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不只是文本传播的问题，或公意与专制的曲折关系，还有社会心理因素，即卢梭的生存困境契合了革命时代的人同情苦难的心理。

卢梭与19世纪浪漫派的思想联系也有偶然性。浪漫派有工业化的背景：法国革命后旧制度卷土重来，启蒙时代高扬的理想落空了，实利主义压迫着理想，童工、矿难、投机等罪恶一代代积累；在沉闷的科层制度下，年轻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心灵敏感的人开始反思个体追求与集体制度的矛盾，并批判文明社会的丑陋现象，于是成了浪漫派。大致而言，浪漫派有独特的精神诉求：亲近自然，以人的情感为审美标准，追慕中世纪的骑士传统，排斥理性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这与卢梭晚年的精神格调相似。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雨果、乔治桑、米什莱等多少受到卢梭情感语境的影响。英国的雪莱喜欢卢梭的写作风格，“在《新爱洛漪丝》读者心中，那犹如普罗米修斯的力量，打破作者与读者间的障碍。”卢梭在德国思想界也受到礼遇，1781年，席勒瞻仰卢梭的墓地后，创作诗歌《卢梭颂》：我们这个时代耻辱的墓碑，墓志铭使你的祖国永远羞愧，卢梭之墓，我对你表达敬意！《忏悔录》尚未出版，德国现代思想先驱赫尔德急切想看到这部回忆录，出版后，歌德致信斯特恩(Stein)：“母亲给我寄来《忏悔录》，每一页都像一颗明亮的星，这几大本，足以照亮整个天空。”此外，哈曼(Hamann)、洪堡(W. Humboldt)、霍夫曼(E. Hoffmann)、荷尔德林等对这部作品也有兴趣。

浪漫派继承了卢梭的自传风格，但两者的心理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首先，卢梭在三部自传里描述了病痛引起的痛苦，是纯粹的肉体之苦，而非制度之苦。卢梭生活的法国，尚处于传统时代，80％—90％的人口务农，他在乡村游荡时看到赋税、徭役和其他负担引起的不公平，可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与工业化时代源于物质霸权的精神贫困不一样。19世纪的浪漫派是个体生命对物质化的、不可预知的社会的反思，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精神压抑。所以，浪漫语境，对卢梭来说是思想家源于病痛与生活阅历的“晚期风格”，在19世纪却是在失望中呐喊的“青年文学”的格调。对此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继欧洲启蒙之后的又一场思想运动，它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实利社会中为独立自由的精神寻找空间，而不是去思考卢梭的病。此外，浪漫主义对于日耳曼民族来说是启蒙的方式。18世纪末，德国思想家渴望国家统一，歌德、席勒、费希特等希望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然而分裂的日耳曼诸邦国要超越英国的经济强权和法国的文化优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困顿的心境是德国浪漫派的背景，为建立民族国家而疾呼，与卢梭生命意义上的困境不同。

其次，对阴谋的想象是反思卢梭与浪漫派关系的又一个偶然性因素。《忏悔录》，“至少是1782年出版的前六章，成为缔造浪漫主义的文本”，正是在其中，卢梭控诉了休谟、伏尔泰等人的阴谋。1766年后卢梭如是考虑，但那是妄想症心理。19世纪的浪漫派也有受到迫害的语境，他们控诉社会的不公，因为那个时代，“受到启蒙的文明人、有德之人、正义之人想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于是，他们认定历史中存在邪恶的力量，阻挠人类的正义事业。这是对社会问题的心理反应，属于早期现代性批判的范畴。

浪漫派未曾注意卢梭的病痛，也无力纠正对他不公正的批判。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式微，卢梭依旧受到指责。新古典主义者拉塞尔认为法国的传统精神是古典主义，流行的浪漫主义则意味着风俗的腐化，正是卢梭创造了这一虚无的语境。吉贝尔(Gilbert)将卢梭比作古罗马的暴君尼禄，“《爱弥尔》、《社会契约论》犹如焚烧罗马的大火”。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排斥犹太人的狂热被看作是受了卢梭激进思想的唆使。此外，浪漫派的精神并非始终如一，歌德中年以后转向古典主义，对于青年时代创作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弃之不顾，“深怕重新感受写作时的病态心情”。当然，在这一方面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继欧洲启蒙之后的思想运动，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实利社会中为独立自由的精神寻找空间。

生前身后

卢梭一生病痛不断，但他的思考中有启蒙时代以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也有为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人寻找新的信仰的尝试，政治动荡和工业化时代的青年人将之视为在苦难中追求自由平等的楷模，所以300年间，卢梭的影响经久不息，只是他的历史形象分裂了：生前，他是流浪的孩子、戏剧家、启蒙者，也是疯子、混蛋；去世后，是革命之父、浪漫派、平等派，又是激进分子、极权主义思想家。卢梭的形象在历史中沉浮，为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罗兰·巴特说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在18世纪是个臻于完成又正在完成着的人，在自己的时代，他简直是个陌生人。卢梭也是如此，他身后的命运如尼采所说的“有的人是在死后才出生的”。

18世纪，现代医学处于初创时期，卢梭由于反复发作的病痛而游离于科学、伦理与信仰交错的灰暗地带，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确定的身份。于是他诉说，他抗争，在孤独中由启蒙者转变为浪漫派，并创造了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世界。卢梭受到的误解，以及他与启蒙、法国革命和浪漫主义的曲折联系与身心病痛引起的思想转变有关。现代医学有了针对紫质症的诊断方法，患者不再遭受非议，不再背负伦理重担，而是躺在床上接受治疗，反复发作的病痛不再有末日审判的寓意，病人的精神在科学面前沉寂了，那个神秘的思想空间也消失了。

作者：徐前进

来源：《一七六六年的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