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审美文化的影响有哪些「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作用」

大家好，地理环境对审美文化的影响有哪些「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可见的景象

会不知不觉的进入他脑中

以其全然庄严的意象

——华滋华斯《序曲》

本文论述一个涉及到自然美学、文化地理学和审美心理学的论题。前人对此有过不少直觉的结论。不同地域的文学家有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虽然文化审美心理是由许多因素影响生成的（地理环境；民族；生活方式；经济；生活经历；政治制度；艺术教育和传统；时代思潮），但地理环境无疑有着基础性的潜在影响力。无论现代社会如何城市化，人与自然的联系终不可割断，尤以气候与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甚，何况文学家比一般人格外的关注自然美呢。从地域文化的发生学角度看，在漫长的历史生活里，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由此每一种地域文化都建构了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和谐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从而在艺术传统里留下一套密码，在种族的有机体里遗传下来特定的集体无意识。这样，某一地域文化的民族心理特征、艺术遗产，呼应着特定的地理环境，对每一时代的文学家的文化审美心理起着共塑的作用力。显然，分析这种文化审美心理“图式”的家园，将相当有趣而又有现实意义。

有一位北方的新生代诗人陆健，写了一首诗《在太湖想黄河》：

惊奇于太湖的美／我才恍然醒悟／我是该回去了／回到那一望无际的平原／回到那裸露着胸脯的黄河岸边／接受那风沙的灌溉／像一匹马那样，负重、坚忍／难怪这些天／我的粗犷总和江南的细腻／摩擦／ 我是习惯了那风沙猛烈的温存／习惯了像马一样地／举步，或者狂奔／习惯了让工作／无情地抽打我的后背／如同黄河，嘶叫着／把那贫瘠的土地／拉进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年景／……我必须置身轭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的呼吸才能够平稳／我必须回到／连诗也顾不上写／连快乐也需要抓紧时间／那以严峻和慈爱／层层包裹我和我的小城／ 在这里，我被／这长亭短亭的清雅／这无牵无挂的悠闲／弄得不胜疲劳了①这首诗用否定—肯定的对比式表达强烈的思乡之情。发人深思的是蕴含在“反山水美”情感中的另一种“爱山水”情感。适我性情的山水方谓之美，否则就不美。公认为符合美的形式的江南风景，在生长在相反地理环境中的诗人眼中，竟然不觉得美，诗人强调说不是思乡情而是“习惯”问题，他不是用“被教育”的美学观念来看美，而是用“根”的文化观念来审美，他同样“惊奇于太湖的美”，同样认识江南的“清雅”，但他内心呼唤的是“一望无际”的粗犷。优美温柔的江南反而不温存，风沙猛烈的西北反而温存。秘密就在“习惯”。习惯，是地理环境赋予他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定势。由此可以反过来推理：非黄河流域的南方人，也一定不能习惯那“裸露着胸脯的”“贫瘠的”“风沙的”西北高原。如果我到了黄河边上的小城，也会写一首诗：《在黄河想太湖》。

手边又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篇散文《深圳，也有雨天》，作者是一位从江南到深圳工作的女子姚雪玲。她拈来“雨”这个意象，寄托她浓浓的文化乡愁。“雨”正是江南自然美学与文化心理的象征。她说：“雨，在我来说，是个浓缩了几多情意的字眼儿。因我来自江南。江南的雨，绵绵长长，细细的，似有似无地漫天飘洒。古时骚人墨客送它一个极形象诗意的名儿：烟雨。江南人走在这薄薄的烟雾般的雨中，那般宁静恬然，那般朦胧诗意，仿佛与烦嚣的人生有了一点距离。有了雨，江南人便拥有了奇特的个体空间——伞下世界。在那里，可以笑可以哭，可以任意流露内心情感，可慢慢梳理昨天今天和明天。没人打搅你，雨和伞隔断了一切。多好的江南雨！”然而来到深圳，这位“温带”女子却发现热带特别多晴朗的晴天，天特别蓝云特别白阳光特别充足，因此深圳的节奏特别紧张，明晃晃的衣食之争在这里更为激烈，使她总是把深圳和美国西部的大自然联想在一起。她想在深圳重新拾起在江南过惯了的生活方式：读《红楼梦》、听名曲、啜香茗，可无一人响应。于是她大叹：哦，远离了的江南人，你们温文尔雅的气质，那层出不穷的才情文人，没有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应归功于那一飘就是一、二个月的江南雨。它潇潇洒洒铺天盖地如薄纱的帷帘般放下，立刻隔住了阳光下太多的喧腾和扰攘，以及过分明白清晰的事物形象。雨来了江南人可以把杂七杂八的事都推开，雨就是最好的理由，一切等天晴了再说，于是雨给江南人带来了闲闲的时间静静的空间，陪伴一帘斜风细雨，江南人可以读书听音乐对弈吟诗抚琴，可以静静地听自己的心说话。而深圳的晴天太多了，太明亮了，声光无尽，无形中催迫着深圳人奔哪、赶哪！②

诚然当代江南比深圳有一个时代差的因素。但作者描述的却主要是气候环境给人的文化审美心理感受。当人改变了环境以后，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新的地理环境便发生了冲突，这篇散文的对比在本质上与上一首诗的对比是相同的。这种心理经验在一般人中间颇有典型性，说明不但是环境创造人，而且环境的生态特征与人的心态特征有着深层结构上的相似，正如绵绵长长细细、朦胧宁静的雨与缠绵温柔优雅的江南人的审美心理，岭南热辣辣明晃晃的阳光与岭南人急躁直爽明快的心理具有同样的性质或结构。从古典诗词可见，凡江南文人或长期在江南生活的文人，笔下总少不了烟水迷离的意象。委婉细腻多情的词，就是植根于江南土地上的文体。缪钺先生说：“以天象论，斜风细雨，淡月疏星，词境也；以地理论，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词境也；以人心论，锐感灵思，深怀幽怨，词境也。”③根据杨海明先生统计，唐宋婉约词所写的环境主要是江南地域，而绝少写到黄河。这些表明，妩媚骚雅、委曲精微这些江南文人的文化审美心理定势，有相当程度上是由江南地理环境影响的。

孔尚任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④因此，“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川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川真目。”⑤中国古代杂论、方志、地理志、诗话、笔记很多这类描述“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泰纳语）的语录。如孟子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尽心章句上》）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宋史·地理志》说：“南方水土柔和，人性柔慧。”《旧浙江通志》说：“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宋代庄绰说：“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鸡肋篇》）而文人乃一地域中文化精神的代表者与发现者，因此，沈德潜说：“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艿庄诗序》）

当然，一个地域的地理环境有主要特点也有多样性，诗人依其天赋与具体环境各得其所，遂使一地域文学家的风格如牡丹园中的品类各异。况且文化流通传播，各人接受艺术源流纵横也有异，遂又使同一地域的文学家的风格在大同中兼美独特的质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会变化气质。魏僖说：“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姿。司马迁，龙门人。纵横江南、沅湘、彭蠡之江，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方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⑥司马迁是北方人，文风得南方浪漫奇诡之气，与其游历有关，也与其好尚南方道家思想有关。像他这种例子的，还有王维、李商隐、温庭筠、辛弃疾、曹雪芹、龚自珍等。文学家一定有一个安放故事、主题、理想、情怀的地理环境原型。同一地域的作家，会有共同的主导风格，日本竹内敏雄先生称之为地理的风格。若从这一主导风格去认识地域文化，从文学去认识文化，如论鲁迅的浙江味、沈从文闻一多的楚味、赵树理的晋味、老舍的京味、孙犁的荷花淀味、艾芜沙汀的川味、冯骥才的津味、贾平凹的秦味，则大可解剖麻雀，分析出地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原型。

以上谈的是中国，但文心一理，天下攸同。如日本，虽然深受中国唐朝文化影响，但川端康成说，平安朝时日本是以日本式的方法和爱好来汲取唐朝文化的，并没有汲取唐朝文化的庄重和伟大素质。日本式审美的特征就是平安朝的优雅、秀丽、纤巧，可以从当时宫中仕女丰厚而又黑又长的头发体现出来，至今日本妇女的头发依然如此，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日本版画浮世绘，表面装饰得十分优美风雅，内里却蕴藏着更多更大的悲伤哀叹，带着深沉而纤细的悲哀性格。自然还有《万叶集》的风雅抒情诗、《源氏物语》的“物哀”“风雅”故事。也就是欣赏与同情女子的娴雅、温顺、哀婉性情和命运，并且追求禅宗的幽玄超脱的心灵意境。看起来禅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其实正如中国人以自己的道家宗教方式接受和改造印度佛教一样，日本人也以自己的文化审美心理接受和改造中国的禅宗，先有自己的心理结构，再“借花敬佛”，于是幽玄便构成日本传统美学的一个质素，融合成带着神秘无常性的物哀美和优艳幻觉。川端康成又说：“我觉得比起意大利和西方各国来，日本的确是绿意盎然。日本的绿色比西方和南方各国那种青翠艳丽的色彩，显得深沉和湿润。但静下心来继续观察，或许会感到世界上再没有像日本的绿色那样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纤细微妙的了。……在这种风土，这种大自然中，也孕育着日本人的精神和生活、艺术和宗教。”“全日本就是置在优美而幽雅的大自然之中。”⑦

打开《楚辞》，读者一定会惊叹于它迷幻绝艳的境界。这境界由几方面因素构成：①楚国山川草木的奇幻富丽。色彩特别鲜艳华丽，气氛尤其芬芳浓郁，境界非常幽邃神秘。它时时给人一个暗示：处处有神灵。②人神恋爱，情感痴迷缠绵；人神杂糅，同游共处不可分离。③诗人的主体意识处于迷幻恍惚之中，《离骚》与《九歌》中的故事仿佛诗人亲身经历的迷幻历程。显然，这三者有着层递的因果关系。《文心雕龙》说：“若乃山林泉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因为楚地山水的幽邃神秘而产生楚人的巫风神话思维，所以诗里出现人神杂糅的故事。贯穿《楚辞》的精神是一个“灵”字：“灵何为兮水中？”（《河伯》）“东风飘兮神灵雨”（《山鬼》），“身既死兮神以灵”（《国殇》），“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哀郢》），《离骚》里诗人的灵魂神游天上人间则更不用说了。山杳水淼花艳草香烟横云幻，与人生活不可分，必然产生“灵”的思维方式，发为宗教是巫风，发为哲学是道家，发为诗歌是楚辞。老聃的“道”非常吻合面对楚地环境时的观感幻想：“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这真是楚人文化审美心理的描写了。

“内模仿作用”的理论给我们的论述作了一个启示，它将人被环境创造的心理过程作一勾勒：首先是“体验”，生于斯长于斯，日夕只接受这一方地理环境的赐予，不知不觉日浸月淫地体验；接着是“内模仿”，即“内化”；再就是“认识”，由潜移默化地模仿，而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认识；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石涛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尊受》）如果是从零岁开始“受”然后“识”，“识”然后“化”，即是天性所得，终其一生有“根”了。生命不没，根不可除；只可枝上嫁接，融入新质，不可连根拔除。

当然人不是纯与自然相处，还在社会中生活。但一地域的社会生活形态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生成的，风俗生于自然，经济决定于地理，人文景观是从根子上模仿地理景观并符合地理环境条件的，人从自然接受的意象，与建立在一方土地上的社会生活，其深层结构有内在一致性。正如章学诚所说：“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⑧

我们再循着上面的思路往下探索。人对地理环境的内模仿是否有一种“结构”、“图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用得着皮亚杰的“图式”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学说。皮亚杰认为一切心理行为得以发生发展的基本因素包括三方面：①生物遗传；②物理环境；③社会环境。一切微妙变幻的心理现象都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他提出“平衡”概念来解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同化、顺应交互进行的过程。同化是主体按照自己已有的心理模式对来自环境的外部刺激的选择和吸收过程，将物化入心灵之中，不断积累丰富，构成稳定的一种精神结构。顺应是主体为适应新的环境，在新的外部刺激下，改变自己固有心理结构的图式，以建立适应新环境的心理图式。因此，“土著”的文学家从生物遗传中得到祖先的“原型积淀”，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接受和加强与祖先的遗传密码相似的印象。而移居别地的文学家，则在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中融合出新的心理图式，这便是“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司马迁、温庭筠、李商隐，辛弃疾的审美心理就是这样。当然，根性强烈的文学家，在初到一个新环境时，可能会用根的图式对抗新的环境刺激，像本文开篇引用的一诗一文所指述的情形一样。然而久而久之，根的图式就会融入新的图式。

每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构造“图式”。大自然的景色、声音、形态、动静、味道和氛围，和文学家的五官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协调，在形状体积态势力度变化节奏韵趣等方面会给文学家的心理造成一种表象积累，某方面特征反复加强，代表性景象图式屡屡摄入，某种意味不断暗示，某种形式成为典型的符号，逐渐由一系列表象抽象上升为一种“完形”，于是文学家的心理自然而然便具有了一种定势图式。当他审美创造时，他便会下意识地按照这套“图式”去发现、构思和表达，于是他的文学风格便与地理环境的特征风格有相似之处。文学意象如此，其它艺术意象亦如此，表现在建筑形式、绘画雕塑意象、音乐意象、舞蹈意象上必然有与人文地理环境相一致的“结构图式”，或尖顶高耸的图式，或圆型和谐的图式，或放达恣肆的图式，或坦荡粗犷的图式。地理环境是一种物理结构，人的文化审美精神是一种心理结构，二者沟通，属于“异质同构”原理，不同质，但在抽象图式及典型性方面和整体组合结构上相似，达到内外宇宙的同型合一。

兹以几个典型的地域文化与地理环境异质同构的例子说明：

（一）泰纳在《艺术哲学》里分析希腊：希腊境内无一巨大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外形显露，大小适中，土地的骨骼结构暴露在外面，海水光艳照人，像湖泊一样优美，风景有如笔力遒劲的白描，空气纯净使事物的轮廓更凸出，灿烂的阳光把明暗部分推到极端。结果，希腊人的头脑中装满了这一类形象，便形成了肯定和明确的观念，从而形成极合比例和谐原理的审美观念，他们的思想那么有秩序，天性开朗、快乐、典雅，连政治组织也是一个大小适中界线确定的模型。于是，柏拉图也说，米涅瓦（即雅典娜女神）由于这个国家的气候温和，没有选择其他地方，而把高雅趣味提供给希腊人，以便产生优美形态的人体。不少文化史学家都指出，优雅趣味在北方的天空下全然缺乏，而只是产生在希腊，皆因希腊的天空柔和与明洁，希腊人因为地理环境赋予的优雅趣味，因此特别地发展了对人体艺术的意识，通过节食、锻炼、赛美、得体的衣服式样、优生养育、绘画雕塑特别发展这种趣味，从而形成人体美的崇高理想原型。这一原型既是对自然的摹仿，又是凭借天赋观念创造的社会生活的塑造，反过来体现在人体艺术、雕塑美术作品和建筑形式之中。

（二）泰纳又分析与希腊相反的尼德兰地区，那里运河，大河、海洋、水田一刻不停地冒出半蓝不蓝的水汽，烟雾弥漫，一切东西在晴天也蒙上湿漉漉的轻纱，所有物体只显出一块块的体积，没有鲜明的轮廓，使人感觉到物体的厚度，淡灰的色调一动不动的行列仿佛一大队幽灵，水的色调时刻变化。结果是艺术家笔下只有整块的形象，而没有线条轮廓的优美，画家们对色彩的美妙与和谐特别敏感。

（三）中国黄土高原的典型地貌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厚层，宽沟大壑的河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峁、梁、塬、滩、沟、戈壁，加上如刀的风沙，没有多样的植被。这样的地形气候，给予秦人晋人的心理图式是阔大、厚重、坚实、质朴、深沉的品格。黄土高原的体积、线条、颜色、物种、氛围抽象出来的就是这一种力的结构，反映在诗文、音乐、书法、小说人物命运性格等的，都是这一种苍茫悲壮、雄浑质实、坚韧执着的风格。

（四）相反，中国江南（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河湖泊溪涧泉荡穿行于盆地之间，形成格子状的水系，色彩艳丽，绿被葱茏，细雨清溪平湖曲岸幽壑飞瀑莲塘拱桥画船，数不胜数，于是民居是白墙花窗青瓦圆门小巷，烟雨杂花小桥流水点缀其间，结果是造就了多情、艳丽、精致、典雅的江南作家，江南才子的审美心理如水之委曲含蓄，妩媚温柔，鲁迅说是秀气与小气。从姿态、形状、性质、氛围来说，江南人的文化审美心理图式出自于水乡景观环境的轻、俏、柔、丽、媚、幽，恰好与黄土高原的刚性与宽厚成对比。

我想，世界上的地理环境是可以归纳出相对性的图式类型的，山岳、丘陵、湖泊、海洋、平原等各有自己的地形性状，加上气候物种风采氛围，在物理环境基础上形成人文环境的同构图式，给长期生活在该地域的人民以文化审美心理影响，这种心理图式也是可以归纳出类型来。意象在感觉想象中是有力、斩截、明确，还是飘忽、轻盈、飞动，抑或是平缓过渡、通畅开朗，节奏是大起大落鲜明对比，还是行云流水柔婉自如，抑或是曲折奇诡变幻莫测，色彩是单纯还是丰富，是鲜明艳丽还是沉稳朴实，形状动静是刚性坚硬还是浑圆柔软，都使当地人民的心理获得同类性质的构造，于是在想象、思维方面便会形成或朦胧或清晰，或线性式思维或块状显现式思维或跳跃拼合式思维，或神话式思维或理性式思维。文化审美心理图式的根在地理环境中必然有它的原型。黑格尔在《美学》中曾归纳三种风格：严峻的风格、理想的风格、愉快的风格。严峻的风格应是石山与苍茫平原的风格，地理环境刚烈质朴，因此它的审美特征是母题简单重大，旨趣不多，理性的，坚持摹仿现成的东西，远远抛开一切偶然性的东西，见不出主体的自由和任意性的痕迹，而由环境的严峻性主宰。在中国，我看北方黄河流域的艺术属于严峻的风格。理想的风格是优雅的，寓最高度的生动性于优美静穆的雄伟之中，在形状上，曲折上，运动上和组成部分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和富于表情的，活泼的和发挥效力的自由的秀美的，细节的描绘既鲜明又丰富多采。在欧洲，希腊艺术属理想的风格，在中国，我看中部长江流域的艺术属于这种风格。愉快风格是理想的风格从秀美朝外在现象方面再前进一步，成为取悦于人的风格，愉快和产生对外的效果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目的和旨趣，细节作为装饰、陪衬的偶然的东西。在中国，我觉得珠江流域的艺术属于这种愉快的或曰媚俗的风格。珠江流域是水土浅薄，地形简单又兼河流活泼的地方，在这里产生一种愉快的文化审美心理图式是符合地理环境特征的。当然，上述思分只是一个大体笼统的概括。

我们一向只谈社会的或时代的文化心理特征，其实也有地理的文化心理审美特征，反映在风格学上，就是日本竹内敏雄先生讲的“地理的风格”。当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只是一种心理影响因素，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若分析社会文化的生成质素和结构，同时又结合自然与人的关系来考虑，将会获得全面深刻的结论。

注释：

①引自宝文堂书店《中国新生代诗赏析》。

②《散文百家》1990年第6期。

③《诗词散论·论词》。

④《古铁斋诗序》。

⑤沈德潜《说诗晬语》。

⑥《曾庭闻文集序》。

⑦《日本美之展现》。

⑧《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