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大家好,契诃夫的中篇小说指出沙皇统治下「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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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是在小学时还是初中时学过一篇文章叫《变色龙》,那时候还小,不太能够理解文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也不清楚那个叫做奥楚美洛夫的警官为什么总是喜欢动自己的帽子和整理大衣的扣子,更加想不出作者要折射什么,只是跟着老师的讲解,囫囵吞枣般把这篇文章看完了,然后几个同学大眼瞪小眼,不明所以。
只记得课堂上老师总是提起沙皇统治暴虐专政,让我们把文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就能感受到作者要表达的中心内容。
但是,那时的我们太小了,无法体会作者的情感,只是觉得这篇文章细节之处写的挺有特点,让人不易忘记。
现在想想,不同的年龄对于不同的事物的理解深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的不断增加,对于电影和书籍还有某些文章想要阐述的内容,有了更深的见解。
最近闲来无事,一直在阅读《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当我再一次读到《变色龙》时,我的整个人突然间对于这个故事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这个故事写的太过于真实,真实到你能够感觉到奥楚美洛夫警官这样的人就在你身边。也能够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谄媚和欺下,让你对他恨之入骨,甚至有种隔着多少个年代和书籍,都想去扯下他那张欺下媚上,趋炎附势的丑恶的嘴脸。
继续深读其他故事,带入自己的情感,感受作者的感受,想着他要表达的内容,才发现,他把所有的情绪全部倾注在每一个小人物的身上,通过他们的遭遇,来揭示当时社会的现状,表达着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更是直接面对整个时代的病态,让大家或者是让统治者看到这些内容,旁敲侧击,达到自己的目的。
读契诃夫的文章,就像是在观看一场一个技术非常娴熟的医生在做一场非常大的手术,通过简单明了的描写,就能把当时社会的黑暗现状展现出来,像极了大夫在手术时,三下五除二就把藏在人身体的病灶清除一样,又快又狠。
我们在感叹契诃夫文笔好,批判大师名副其实时,也要去了解下他的过往。
1860年,契诃夫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879年契诃夫走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医学,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188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
契诃夫从事创作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是俄国历史上最复杂和沙皇反动统治猖撅的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刺杀后,亚历山大三世和他周围的智囊们一致认为应当加强君主专制,对社会自由化浪潮加以遏制。
此外还加大了对罢工、游行等活动的惩罚。鉴于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是自由思想的策源地,亚历山大三世取消了亚历山大二世给予大学的自治地位。但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体现了官僚统治集团的意愿。
这种压制,和所谓的“报团取暖,”让学者失去了求学的自由,让知识无法普及,让整个社会的愚昧变得越来越明显,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反动和刺杀之中,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契诃夫正是看到了这种特权压制下,人民生活中的疾苦,才会从只写毫无营养的文章中走出来,进入反思,反思自己该如何利用手中的笔来给社会大众和统治者一个警钟,考虑重大的社会问题,目光转向了广大民众所遭受的不公,和贫穷愚昧的生活。
对于他的转变,应该说是一个文学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然,也是他曾经作为医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使然。
当时的社会是病态的,有病,就需要医生,也许是从医的经历让他能够拥有一副可以看百病的药方,让他的每篇文章都把当时的社会问题折射出来,他写的文章就像他从事的职业一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治好病人。
作为文学者时,笔起笔落,就是一个个社会问题,把问题抛出来,让统治者看到,再去解决。所以他自然成为了那个敢于拿起刀,来给社会进行一场大解剖的文学医生。
他的文章,有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使他看到了人民所受的压迫、苦难和灾难。也有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怒,但是他从不把这些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只是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描写,来反应现实问题?
契诃夫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把整个生活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畸形的,使所谓的“正常的日常生活”都渗透了不合理不正常和不幸的因素。
社会的大问题不一定非要惊天动地,越是稀松平常越能体会到陈旧思想对当代人的腐蚀和麻木,一旦爆发,必是大灾难。
纵观契诃夫的文章,简练朴素,情节生动,笔调幽默,寓意深刻。这种简洁明了,于无声处就把自己对整个社会状态描写出来的手法,就像是医生在给病人看病一样,通过望、闻、问、切,三言两语就把病人深藏的病毒根源全部查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他的文章表达的思想也很犀利,像是自己在做一场手术,手起刀落,病毒全除。
在他眼里,文学和医学一样,这是两个涉及人类健康的行当,也是非常需要观察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两种职业,它们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精神结构之间不断凸显着各自的力量,从业者需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构成某种微妙的平衡。从医治生理的病患转向了对生活重症的问诊与治疗
例如《胖子与瘦子》,短短几百字,就把两个年少朋友,多年后在火车站相遇时,由一开始的激动和热情,慢慢的开始转变,这种转变来自于瘦子对胖子的职位的谄媚,也有自己的卑躬屈膝,善变的嘴脸。
文中有一个细节更能体现出,在沙俄暴政统治下,这种扭曲的社会观对孩子的影响。
瘦子的儿子纳法奈尔,在父亲一开始介绍胖子的时候,因为有父亲的八品文官官职加身,他自己也变得傲慢,想要给胖子一个礼貌的问候,却在深思后,才去摘下帽子。但是,却在最后,胖子走后纳法奈尔,双脚咔嚓一声,挺身敬礼,把制帽也弄到了地上。
这样一个细节描写,就把瘦子一家那种看人下菜碟,低三下四的模样刻画的活灵活现。这就是契诃夫看病的准狠。
这是当时社会上,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
通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前后的态度转变,自然,不做作,就像是这样的行为司空见惯,又习以为常,他把一个下级对上级,或者可以说是职位低对职位高的人的溜须拍马,表达的淋漓尽致,这种细节之处的变化,更能体现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深意。
无论两个人曾经多么熟悉多么的无话不说,但是在官员级别差距上,这种无法逾越的级别差距,让人的距离拉的很远,也可以彼此变成最熟悉的陌上人。
还有那种深入骨髓的官僚主义,让瘦子很自然而然的就对高级别的胖子肃然起敬,这种尊敬不一定是对这个人德行的敬佩,更有可能是迫于地位的差别。
瘦子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也极其的大,作者充分的把他儿子那种见风使舵,描写的细微,生动,通过几次毫不在意的整理衣服的姿态,就把瘦子的儿子那种舔狗的样子,描画出来。
《变色龙》里,奥楚美洛夫警察三番五次的把自己的推论打翻再打翻,充分的把一个口是心非,骄傲自大,又为“官命”是从的警官形象刻画的生动细致。
在他的眼里,没有是非对错,没有正常的就事论事,只有官位,官威,只要你是当官的,即使是错的,在他眼里也是对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百姓,即使是对的,也是错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小官吏的代表,就是统治者的走狗。
这样的讽刺,把当时沙皇统治的腐败和堕落,评判的鲜血淋淋。
一个小官员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一个政府的态度,最后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态度,一级一级下来都是上行下效。统治者的残暴和专政,就会让执行者也同样的没有同情心和冷漠,更加的是非不分。如此扭曲的病态,必然造成了广大群众的苦难和悲哀。
《六号病房》猛烈的抨击沙皇专政暴政下,每个人都是病着的却不自知,只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都病了,而这个人却是个被大家认为的精神病患者,一群正常人不如一个精神病人看的明白,活的明白。
这样的讽刺正是讽刺当时社会上,所有人明知道沙皇专政,却习以为常甘愿被压制,他们变得麻木变得顺从,就是忘了反抗。
这样的情况也正好符合契诃夫所说的“社会的罪恶,生活的”悲剧,远非某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所能表达,日复一日的普通的,正常的,甚至‘幸福的’生活中,即使不发生突然事变,就以包含着可怕的罪恶或者孕育着深刻的悲剧”,这是时代的痛点,也是时代的悲哀。
就像是病人,开始时只是小痛小病,不能够引起重视,容易忽略,但是,如果小病不及时治疗,就会变成大病,甚至是死亡,这也映射出,沙皇统治的变革或者是农民闹革命迫在眉睫,要么变革成功,大众受益,要么革命成功,政权落于人民领袖手里,民众重新被引领到一个新的生活境界里。
每一种都是代表着普通大众脱离苦海,如果不改变,只能被改变。也许每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觉得每一种暴政和专制都是正常的,正是这种看似正常生活下的每个人的不正常,才是整个社会的病源。
列宁读过《六号病房》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这就是契诃夫文章特殊的艺术魅力,让人读了有种窒息和压抑的感觉,让每个阅读者都能够深刻体会文中人的情感。
《套中人》,《小官吏之死》等等,每一篇都有一个社会问题,或是统治者的暴政,或是民众的窘迫和贫寒,又或者是民众对于暴政统治的麻木,每一处都是一种伤,都是一种病,契诃夫执笔,把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不正常,表达出来,把一切社会病症剖析出来,直击要害,点醒大众。
这支笔就是他的手术刀,他要把所有的病全部剔除。他的文章就是药方,药方的作用是让大家明白自己的病症,社会的病症,然后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所以,契诃夫是文学界的医生,医生界的文学大咖,两种身份,同样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这样的身份,让他有更多的话语权,更让人觉得他的文章就是一剂良药,医治的是整个社会。他在凭借一己之力,用文学之笔化作一把手术刀,为社会的所有人刮骨疗伤,治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