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山水画「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山水画」

大家好，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山水画「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山水画」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当面对一幅山水立轴或长卷，你的目光或许会随绵延群山而去，沿潺潺流水而动。此外，相信你一定也曾被画上小小的人物吸引，看看他是在垂钓还是漫游，在读书还是抚琴。浩渺天地间的他们，又有怎样的心情呢？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人物在山水

在中国画的历史上，山水最初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从隋代开始，才逐渐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之后山水画的理论和技法不断积累、完善，在北宋和元代分别经历了高峰的时期。

展子虔《游春图》，绢本设色，43×80.5cm，隋代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此部位于原画右侧中间，描绘了或骑马、或步行，踏青游玩的人们。

在山水画发展兴旺时，可以沿其轨迹分为三类：其一是无人物的山水画，自然山水肃穆雄奇、气势壮观；其二是山水人物画，山水围绕人物展开，人物形神兼备、意味深长；其三是人物在浩渺山水之间，可居可游，脱尽尘俗，一览神仙境地。

李唐《采薇图》，绢本水墨淡设色，27.2×90.5cm，宋代，山水围绕人物展开，且人物在画面中占比较大。

除去侧重描绘人物神貌的一些人物山水画，人在山水中往往所占比例极小，正如王维在《山水论》中讲山水画中所说的“丈山尺树，寸马分人”。但也正是这小小的人物，为山水画的观看提供了线索和指引。

范宽《溪山行旅图》，纸本水墨，206.3×103.3cm，北宋，画面右下角处，一队商旅跋涉于巍然大山下。

人物游山水

今天的我们如果想去黄山、庐山，一天就可以到达，但对于古人而言，出门却着实是个“大工程”，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宅”在家里。这时，展开画卷、“卧游山水”，便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旅游方式。

梅清《黄山图》之四《春雨杏花楼》，纸本设色，26×33cm，清代

观赏者虽然身在室内，但能跟随山水画上的人物，行走于天地之间，在自由畅览山林的过程中，品味自然的趣味。这样一来，像南朝画家宗炳那样爱山水、好远游的人，也能在晚年不便出行时“畅神”山水。

沈周《卧游图》之《秋景山水》，纸本水墨，27.8×37.3cm，明代

点缀在山水中的人物，不仅能让人在“卧游”时寄身其间，更主要的是寄托了画家“澄怀观道”、自得于山水的理想。

那些或乘舟而游、或临谷听泉、或徘徊行走于山间的小小人物，他们散怀于山水，在游目与静观中体悟人生，于天地日月间思考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人物虽小，却象征了文人们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文徵明《溪桥策杖图》，纸本墨笔，95.8×48.7cm，明代

当然，游于山水之间的也不仅是思虑的“闲散”文人，也有同样热爱自然的达官显贵们。画家以界画的形式描绘了他们的庭院楼阁，小小人物活动于其间的场景跃然纸上。

李思训《江帆楼阁》，绢本青绿设色，101.9×54.7cm，唐代

李思训《江帆楼阁》（局部），岸边赏景抒怀之人

那么，山水之间就没有“普通人”了吗？并非如此，除了上面《溪山行旅图》的商人之外，我们还经常能看到人们在大自然中农耕、打鱼的劳动场景，以及大自然中的民俗活动。比如在马远著名的《踏歌图》中，就仅用载歌载舞、踏歌前行的六个人，生动表现了农民庆祝丰收的欢快景象。

马远《踏歌图》，绢本水墨淡设色，191.8×104.5cm，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马远《踏歌图》（局部），原画右下角酒后欢乐的大人们。

马远《踏歌图》（局部），原画左下角回头看到反常大人们而惊异发笑的小孩们。

在对人物的具体绘画表现上，则主要有工细和写意两种。其中工细的由晋唐人物画来，人物和服饰刻画工致，如赵伯驹《江山秋色图》中人物虽小，但轮廓规整清晰；写意的人物则删繁就简，如戴进的《春山积翠图》，在寥寥数笔中画出宛然天趣。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绢本设色，55.6×341.35cm，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局部），原画正中央下部，士人及其侍从。

戴进《春山积翠图》，绢本，141.3×53.4cm，明代，上海博物馆藏

戴进《春山积翠图》（局部）

人物隐山水

自从文人画兴起后，表现画家的精神思想就成为了山水画的主流。又由于元代的政权更替，文人多有不愿入仕的情结，所以隐逸题材的作品增多，隐逸思想就表现在了画家们渔樵耕读、山居行隐的山水画中。

吴镇《秋江渔隐》，绢本水墨，189.1×88.5cm，元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寄托隐逸情怀的山水画中，最为常见的要数渔隐题材，其中以元代吴镇为文人画家中甘于寂寞、清贫守志的典型代表。而在明代戴进《风雨归舟图》中，山中风雨大作、孤舟飘摇，行进归家之难被表现得异常生动。

戴进《风雨归舟图》，绢本浅设色，143×81.8cm，明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戴进《风雨归舟图》（局部）

戴进《风雨归舟图》（局部）

而同在“渔隐”题材下，画中人物也可能怀揣着不同于苦寂的心情。比如明代蓝瑛《桃花渔隐图》的画面上就活跃着生机，篷船上的高士与红袍官员相对而谈。

蓝瑛《桃花渔隐图》（局部），绢本设色，189.6×67.8cm，明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隐逸状态中的人物有时也会游于山水间，他们以一种悠然心境，或执杖伫立、或缓缓徘徊于山间。

这种表现在山水画上的隐逸，可能也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寄托。有时尽管画家胸怀隐逸之情，现实中的自己却不能脱身，只能借画中之人暂避山水之间。

方从义《溪桥幽兴图》，纸本水墨，63.3×35cm，元代

方从义《溪桥幽兴图》（局部），此部位于原画右下角，一人策杖前行，后随一抱琴童子。

画家托身于画中的小小人物，精神生活于山水之间、游走于隐逸之境，从而得到人世无奈下出世的抚慰。儒道两家的思想也在此汇聚，行进到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终点上。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此图下部为本文首尾的渔夫、士人，二者在画面中相呼应。

无论画中人物是游历于山水，还是隐逸于山水，背后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山水画中借由小小“点景人物”所体现的自然观，归根结底是中国文人画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追求。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这大山水中的小人物，也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说，是中国山水的寄托，他们浑然坐忘于山水间，如树、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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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赵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