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人类服饰文化学到了什么「西方服装史研究」

大家好，我研究人类服饰文化学到了什么「西方服装史研究」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95年，我个人撰写的百万言并配500余幅图的学术专著《人类服饰文化学》出版。这部书是我从事服饰史论教学与研究十余年后，依据教学体验和深入学习社会科学，即不再局限于工艺美术和服装艺术之后的一部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

作为第一批在美术院校给服装设计专业讲授服装史论的教师，我提出了“人类服饰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即以人类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组构而成。该体系既不同于泛泛的服饰文化研究，又区别于就服饰论服饰，显然已脱出了美术或说艺术的范畴，向跨学科研究迈出了有价值的一步。

2005年，我在此立意上进行拓展性研究，又拟定了八个部分的目录，即服饰政治学、服饰经济学、服饰文艺学、服饰科技学、服饰教育学、服饰军事学、服饰考古学、服饰民族学。从那时开始，说是研究，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学习的过程。颠颠簸簸，反反复复，在艰难中走过了八个年头。

2013年，我以完成全书85%的成果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题为“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成功获批后，这部书的定稿就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跟上时代的飞速发展，我又在原八个部分之后加上了两部分：服饰传播学和服饰生态学。

作者：华梅

而今，这部又是百万言的《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出版了，时隔22年的两部人类服饰文化学学术著作，体现了我的教学实践和社科研究过程。同时，也使我在学术研究如何创新方面，有了许多心得体会。

学术研究要敢于更新知识体系。无论人们如何评论当今与以往，时代都必然在前进，人类历史总会不间断地打开新的一页。因而，学术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勇敢并不懈怠地更新社会意识与观察视角。以21世纪为例，微电子学、光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都使人们快速进入了信息与智能时代。自然科学已经从分子水平、基因角度和复杂系统去着手研究了，在这种大形势下的社会科学还延续过去模式去研究能行吗？这里不是说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史实当然不能变，传统的精华更需要格外珍惜，变的应该是当今社科工作者的研究理念。

我在《人类服饰文化学》中，提出了人类服饰史的概念，试图打破国家与民族的界线，从全人类共同经历的童年、少年至成年来诠释或说分析服饰的发展与演变。这就等于从概念上打破了惯用的单元思维模式，全方位地反映了人类所走过的服饰之路。为什么要这样分？一是地球村、世界人的时代已不能满足于原有的本国看本国或一国看他国的单纯视角，全人类的文化行为与艺术规律需要我们以整合的高度去加以审视。二是社会科学在新技术革新浪潮的冲击下，正在由常规层向宏观、宇观层拓展，向微观层深化。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原有的理念与方法，没有理由再墨守成规。

当代新学科研究权威金哲先生说，从静态型科研转为动态型科研，从常规型科研变为创造型科研，从封闭型科研转向开拓型科研，由一般意义上的借鉴移植转向内在联系上的交叉渗透，把经验总结、历史反思与追踪求索、超前意识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务之急。就这一个研究理念，支撑着我撰写了60余部著作，包括学术著作，也包括相关教材，还包括随笔和其他图文书。事实证明，新，体现了健旺的生命力。只有创新，才可能使学术研究为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学术研究要从板块理论向交融理论推进。一般而言，板块理论是由于历史积淀而形成固有研究模式的，在一个基本稳定的领域或说范畴之中，有无数人或几代人在数十、数百年间探寻着，及至成熟期获得一致的认可。这在当代往往被称为学科，如美学、社会学，等等。

学术创新的初衷，包括了从板块理论向交融理论的推进，因为随着研究向广向深拓展，常常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彼此融合与相互作用。多少年来，人们认为服饰隶属于艺术，进入现当代以后，又总爱将服装设计归为艺术设计。实际上，服饰品是物质，可以说艺术创作的成分多一些，但还绝对涉及经济，很多时候也为政治所左右。如当服饰品被穿戴在着装者身上，与人构成一个完整的服饰形象再进入社会生活时，就不是单纯的经济产物和艺术品了。因为人创造了服饰，服饰的材质、色彩、纹样以及款式的形式与采用都不是偶然的，既直接反映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又真切地反映了人类的审美心理和艺术天赋，尤其反映了时代的不同和社会规制的差异。总之，服饰的制作乃至穿着过程是人类文化行为的综合结果。如此说来，怎么能就服饰本身来论述服饰呢？服饰本身既不是轻飘地悬浮在社会之上的，也不是一个由物质到物质的过程，而是由精神至物质然后返回为精神的过程。服饰之精髓恰恰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相互交融与高度集中。

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是赤条条的，给婴儿穿上小袄或围上包被是人被服饰文化包裹的最初样式。服饰品是艺术的，至于包上什么以遮体，这要因时代、地区、民族或微至村落所决定，显然涉及了民俗与历史文化，包括民俗传承，也包括地理与气象学。小兜兜要盖上肚脐，以免着凉，这是关于生理的，涉及早期医学的初探。长辈要以手工或礼品形式体现对新生儿的祝福，这是心理的，更是人类学的。中国《诗经》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也就是说男孩生下来要放在床上，给他穿上象征礼服的衣裳，并给他玉器（寓意礼器）把玩；而女孩子生下来要围上被子，放在地上给她陶制纺轮玩……这显然是以社会思想为依据的，带着深深的儒家思想印迹，不同于简单的民俗与艺术。服饰文化学为了解决这一类事象的正确运用，故而在此基础上，顺应新思维，即考虑到“结构性跨学科”。

学术研究要允许多维型思维的动态发展。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的态势，纵向深入与横向切入，渐变与突变乃至反弹，巩固传统阵地与开拓新领域彼此交替，同在共存或齐头并进。

与自然科学同处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必须解放思想，确立新的认识系统和知识理论。因为只有新是不够的，新颖性要伴随着科学性，同时要具有确定性和逻辑性，盲目追求新还不能达到学术创新的水平与目的。巴普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前进的。研究方法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具备多维型思维是学术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正因为多维，也正因为新，使如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已明显地出现“科学文化”色彩。

新学科研究者认为，新学科与传统学科相比，有几个特征：如富有生命力，展现新的逻辑起点，使用新的术语概念，构成新的理论体系，等等。当然，正因为新，也在成长中显示出不足。金哲先生在《新学科探索印迹》中将其归纳为几点，如新学科含义的非一致性；新学科研究领域的不确定性；新学科研究方法的非同一性。

我在多年研究服饰文化学的过程中体会到，确实是近代各学科划分趋势越来越细，专业化日益加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表现为单值对应关系。而至现代乃至当代，社科工作者们试图突破原有的格局，力求在学科专门化基础上再探索综合化和整体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成为人们新的议题。

基于此，我在《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中，设立了十章，每一章内容都是经过精心思考，反复琢磨的。如服饰政治学，这一部分的研究宗旨，是服饰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不是服饰与政治的简单平行。谁都不能否认，服饰在国家统治和国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例如各国政要的服饰，在任何场合均是政治语言，而不是艺术，更不是工艺。它不代表某一种构思的新颖，实际上细至微处都是政治宣言。如奥尔布莱特的胸针外交为世人所知，在出席什么仪式，表明什么政治态度，大家都可以从她的胸针上看出来。

中国正史中有10部史书专设《舆服志》，这里详细记录了一个朝代的服饰仪仗制度，古人称为车旗服御，隶属于政治制度之中。总之人类社会需要维护统治秩序，解决政治问题。由于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人又离不开衣装，因而形成了服饰学与政治学在某些界缘上必然产生的融合。

服饰经济学更应该成立。服饰肯定与经济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从服饰的最初材质，乃至成型、染色，以及生产、销售，均与经济密切相连。经济学中不可能不涉及服饰，服饰学中也不能脱离经济，这两个学科的交叉乃至互融是必然产生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社会到来以后，服饰产业集群就有意识地关注服饰材质的来源，关注服饰产业链的构建，进而有计划有目的地提升服饰品牌竞争力，以各种经济手段促成服饰商品的最佳价值构成。这时候，服饰商品的成本核算迫使有关人士必须以经济学的视角去思考和运作。这时候的服饰，不再限于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物，而确确实实成了一种“经济作物”和“经济商品”。无论是成批量生产，还是有意手工制作，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价格。价格已经说明，服饰不是仅指长辈为儿女或是家庭内自供的生活必需品了，已发展为一种可以参与商业运作并可为经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