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考古学研究作者「世界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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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视维

一、古典“神秘”小说学系统

就古典“神秘”小说学而言，早在古小说的滥觞《左传》里就有很多神秘暗示因素的预兆性叙写，这些预兆或托于智者的言论，或寄于梦境，或寓于天象，除此之外，“《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鲁迅先生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曾经明晰地梳理了神秘主义与传统小说的关系,“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小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唐之传奇,“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由此可见,神秘主义叙事在中国文学中是源远流长的。“神秘”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出现得最为频密的是在神怪小说中，按照学者林辰的定义：神怪小说“即演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社会生活的小说。唐前称‘志怪’，宋人称‘烟粉灵怪，神仙妖术’，近现代杂称‘志怪’‘灵怪’‘神魔’‘神怪’”，其构事内容大抵都“稽神语怪，事涉不经”，与历史小说、世情小说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古代小说史的三大主要源流。由于神怪小说以神怪形象和神怪情节为皮肉血骨，因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神怪小说约摸有五大体系：天人感应的神仙体系，演绎的是道教羽化飞仙的逍遥“神秘”，如吴承恩的《西游记》；幽冥世界的鬼魅体系，演绎的是地狱冤魂恶鬼的阴森“神秘”，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变化莫测的妖异体系，演绎的是物妖兽魅的精怪“神秘”，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空灵虚幻的魂梦体系，演绎的是阴阳魂鬼的梦幻“神秘”，如李肪的《太平广记》；法力无边的僧佛体系，演绎的是因果报应的僧释“神秘”，如刘义庆的《幽明录》。由此观之，中国古典小说的神秘叙事十分发达。

中国神怪小说的“本事”起源是原始神话，神怪和神话在古典中国文化精神叶脉中是紧密相联的，明代胡应麟就认为集原初神话之大成的《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道出了神怪小说的神话渊源。神话对于志怪小说的影响直接而重大，用杨义的话来讲，“神话携带着民间信仰和神祗崇拜，刺激了小说写作中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的幻想，与其后的宗教思潮相混合，使志怪书代不绝编，并且衍化成神魔斗法的奇观”。而文学“神秘”空气最为元始、最为浓厚的志怪小说起于汉魏六朝，“汉魏六朝蔚然成为大宗的志怪小说，渗透着‘万物皆灵’的原始思维，是一种极具初民性和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它是儒学‘不语怪力乱神’和史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史记·大宛传》语之后，以虚构叙事文体补了古民神话传说散佚的课”，这些志怪小说脱胎于《山海经》，而“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却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五气变化和幽明互通等一连串神秘观念”，其中典型的作品有旧题曹丕的《列异传》，旧题陶潜的《搜神记》和王嘉的《拾遗记》，这些作者“多是信方术的文士或有文采的方士。方术的虚幻境界带来了想象的自由感，而文采修养又使典籍的叙事技巧渗入描写的肌理，志怪小说便以此为出发点，出入于灵异思维和民间传说中，打开了我国古代小说神奇幽秘的新境界”。由于汉魏六朝政治黑暗，社会板荡，生民危殆，人生无常，那时的人们神经异常地纤脆，便只有寄寓神鬼异事中寻求精神麻醉的慰安，神话的世俗化与鬼话的人情化便是显证，志怪小说是那时候的“乱世人在生存极限的边缘上，以审美形态追求神秘的生命补偿”，这种生命补偿是在诡异的幻想中完成的，“经以人情，纬以神秘，乃是志怪幻想的精髓所在。”志怪小说往往“以神秘主义幻想，变异时空，沟通幽明，出入人仙境界，无不折射着人对世局乱变和死生无常的焦虑以及欲求。它是人对命运的充满恐惧、迷惘和遐思的一次反省”，所有种种无不说明六朝志怪小说是“神秘”文学开花的荦荦大者。此后唐宋传奇体神怪（如洪迈编纂的《夷坚志》）， 宋代话本体神怪（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明代章回体神怪（如许仲琳的《封神榜》），明清文言体神怪（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承袭了六朝志怪的衣钵，将“神秘”叙写踵事增华，将“神秘”气息发扬光大。

就“神秘”思想文化渊源而言，先秦有幻怪奇谲的神话本源，汉代今文经师妖篡儒学杜撰出妖妄谶纬之说，佛家迷信空无，道家耽溺虚无，空无、虚无皆迷幻，它们对后世的影响，用学人方正耀的话来说：“一是形成社会普遍迷信，或相信冥冥之中有控制人类的神灵，或相信人能超越自然而永恒；一是形成厌世虚无观念，或相信苦渡今生以求来世，或相信享乐今生而纵欲放荡。就是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产生了许多神仙鬼怪的传说，影响了小说家，给幻奇小说创作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幻奇”即“神秘”的代名词，“幻奇理论不仅仅根植于荒诞的学说和神话传说故事的创作，而且还根植于非一般事物的认识和记载。由于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当时人们对一些非一般的自然现象、生物现象、动物现象，尚感困惑，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而仅凭直感记录，认为是奇异的事物，不可思议，从而唯心地归结为神灵的创造力量或是祸福降临的征兆……这些凿凿有据的现象，因无法解释而被涂上了神幻的色彩，人们于是将它与虚无飘渺的荒诞故事混为一谈”。本文论述的是“神秘”景象描写，似乎与“神秘”叙事言说体式关系不大，其实大谬不然，所谓“意在笔先”“以心运文”，中国作家一旦有了这种潜在“神秘”集体无意识的沦肌浃髓，就无往而不“神秘”，叙事如此，描景亦然。对此杨义有比较精当的释解：“带点神秘色彩的所谓‘意君’‘心王’一类概念，就表明‘意’和‘心’对各种行为规范，包括叙事行为规范，具有先行、运作，甚至君临、主宰的功能，这种‘意’和‘心’是带有中国文化行李的”。“神秘”就像一束怪异的光焰，在具有吊诡文化魂灵的中国古代小说中苍莽地阴飞，却很难逼燃烛照出崇高“神圣”的明火来，诚如曹文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神秘文化中，神话相对于鬼话并不发达。鬼话在中国神秘文化中是大面积的。《搜神记》中的故事，大多并不为神话，而是说鬼的。后来的《聊斋》更是一串鬼话。袁枚的《子不语》数十万言，说神的少，说鬼的多。而说到的神也大多为‘乱神’，仍带着鬼的色彩，神秘，并不神圣”，神话与鬼话文化份量的悬殊对比从某种程度上征示了古代小说“神秘”叙写中更多的魔祟、迷信特质。

古书谱系

二、古典“神秘”诗学系统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育”生长可谓迟缓，而古典中国却是诗“天堂”的国度，中华民族以一种近乎炉火纯青的灵慧感悟为人类世界光辉呈献了一席独异而绚美的诗文化珍宴。“这种文化，既不同于东方其他各民族的宗教玄想，更不同于西方各民族的理性思辨，而是注重人的感情的抒发并进而达至物我和谐、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这种文化就其本性与特质而言，便是一种诗性文化”。在这种诗性文化最本源的承载样体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一片奇胜的神秘主义风景被优美地开拓，秘意与神境相融相织，神秘与神圣携手同行，中国古诗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神秘主义审美艺术情感淋漓尽致地发抒得尽善尽美。“《诗经》作为中国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其神秘主义蕴含主要表现在它的基本方式——赋、比、兴，尤其是‘兴’（包含了赋、比）的运用以及这种运用所赖以依循的人神以和、心物交感的自然神秘主义哲学观念上”，由于温柔敦厚的教化色彩，现实主义发轫诗篇《诗经》的神秘意蕴来得婉曲而雍容，“秘”少“神”亦少，然而其表现手法之一的“兴”，作为一种原初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呈示积淀，展现了其原始神秘属性的本真内涵。就像学者毛峰所说：“‘兴’作为由‘宗教兴象’向‘审美兴象’过渡的历史积淀的过程，表明诗歌艺术发展的关键性的一步——兴的产生，恰恰是在宗教的神秘光辉的照耀下迈出的。这样，在后世看来只是一种形式美而无内容意义的兴，根源上却具有复杂深隐的想像内容与宗教观念的神圣含义”。“兴”从对自然的神化开始起步，附伴着一种神秘性的喻征联想，直觉、感性地审美观照外在世界并与之心融相渗，最终臻达一种近乎巫术宗教性质的宇宙情怀。准此观之，“中国古典诗的本源也是神秘体验，这种神秘体验与西方重主观体验不同，而是注重对客观万物中的神秘意蕴作静观鉴赏，进而营造一个与之相融合的富于神秘韵味的诗的境界”。

如果说《诗经》的神秘体察在于“兴”的主观情志与造化自然的超融“自失”，《诗经》以后，“第一次尝试将自然兴发引向超自然的世界，从而起身向另一度空间（纯幻想世界）飞升、遨游的是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也是世界诗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屈原”，屈原著《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它开创了浪漫主义骚风骚体的源脉，也开启了诗性神秘主义的另一伟大源流。《楚辞》“神”丽而“秘”浓，灵巫气氛漫天飘舞，比比皆是，“无论是《离骚》中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遨游，还是《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鬼》对神女、精灵鬼怪的神秘刻画，还是《天问》对宇宙神秘所作的大胆质问与哲理思索，这一切把中国诗的神秘主义由诗经的沉潜深隐一变而为直接描绘与抒写”，如果说《诗经》只有神秘底蕴的话，那么《楚辞》则开辟了一种神秘境界，“这一境界打开了中国诗的幻想空间，使执著于现实的中国诗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神秘之美，这一境界后来以‘游仙诗’的方式和‘神仙境界’的追求给后代诗人以深刻的影响”。

诗歌比及魏晋，玄言诗开始蔚兴，陶渊明以一种玄远、冲静的情怀将神秘诗性引向悠妙高淡，“即不对超自然的神秘境界作苦苦的追索，而是对蕴含于大自然中的无限奥秘作静美的观照。从而达致物我交溶、物我合一的审美状态”。表面上看，魏晋玄言诗的神秘意味最为简淡，然而惟其简淡，方显深蕴。幽玄、理辨的哲思与澹荡、清妙的情味相掺相渗，营造出一派宇宙浑然的神秘的幽微。“魏晋玄学的兴盛标志着我国神秘主义哲学由直观描述向理论思辨的系统研究前进，其有无、言意、名实之辩等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文学的本质与形式的认识以极其深刻而玄妙的影响”。古典诗歌的鼎盛黄金期当属唐朝，唐诗无疑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树立的一座最高峰，它以高洁、空灵、雅妙的瑰玮境界光彩照世，雄视万代。此后的宋、元、明、清诗都是它的末流翻版或补充集成，总体上未逾越其惊采绝艳、光英朗练的艺术高度。对此学者毛峰有过切中肯綮的分析：“如果说由诗经发端的心物交感的自然神秘主义与楚辞发端的神人交合的超自然神秘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两条神秘主源的话，那么唐代灿若群星的众诗人则更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深刻影响。以禅喻诗，成为当时普遍的美学标准和审美境界追求，反映了唐朝儒道佛合流的哲学趋势和美学趋势”。就精神气质观照，大部分唐诗中充满了丰沛、鲜润、深玄的禅心、禅灵、禅神、禅思、禅慧和禅悟，“禅是东方美的极致。中国诗的特有的宇宙观念——心物之神秘交感、互渗与融会变成‘万物的自行演出’，禅悟穿透这一切现象、因果、语言之尘埃而直逼生命的本质和那不可言喻的神秘之美”。有了“禅”意的洇浸灌注，唐诗的神秘美感才会如此地悠远高妙，回味无边。中国古典诗的神秘之美，在在体现于其形构的神秘意境之中，而神秘意境的优美极致便是达至宇宙情怀的灵境、化境和神境的高度，亦即“超脱人间现实之外的神秘忘我境界，进而表达人心中最深的不可名状的幽思”，在这种宇宙情怀神秘的幽思中，灵动的兴象妙韵如粲玉涌泉般不择地而出，幽渺朦胧，精微隽永，飘忽玄妙，咀味无穷，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古典“天人合一”审美艺术神韵的真谛所在。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诗语，“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

“神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