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及其对中国山水艺术的影响是什么「园林设计主题和说明」

大家好，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及其对中国山水艺术的影响是什么「园林设计主题和说明」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陈池瑜/文

[摘 要]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论,既包含了对自然美的赞赏,又包含了对仁、智的精神赞美,是一种典型的山水比德观念。目前学术界习惯于将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逍遥虚静思想作为山水艺术的思想根源,实际上除此之外,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也是中国山水艺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本文探讨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中国山水艺术及理论的影响。孔子的山水比德及仁知之乐思想和老庄的道法自然及天地大美思想共同组成了我国山水艺术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孔子;仁知之乐;山水比德;山水画论

孔子

山水和自然事物,在中国古代是最重要的艺术创作对象,在孔子所谓仁知之乐中,山水已经成为人们的审美欣赏对象,“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既包含了对自然美的赞赏,又包含了对仁、智的精神赞美,形成山水比德的观念。后来庄子对“乐山”“乐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的态度享受自然界。与自然相亲、以山水为乐的思想,成为中国山水诗画的思想根源。魏晋时期受到老庄影响的隐逸思想,亦使文人和画家们进一步亲近了与自然的关系,山水景观与自然风物以独立形态形成为山水诗与山水画的创作对象。中国山水诗画的繁荣,直接导源于古代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世界感和宇宙观。中国的山水艺术精神亦即中国艺术中的自然主义精神,在山水画创作与欣赏中,人们“披图幽对,坐究四荒”,达到可居、可观、可游、可行的人与山水心交神合的高级审美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一种独特的东方艺术精神之表现,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理想境界。

目前学术界习惯于将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逍遥虚静思想作为山水艺术的思想根源,实际上除此之外,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也是中国山水艺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这一重要思想根源往往被学术界所忽视。本文探讨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中国山水艺术的影响。

一

孔子一生的政治任务是要恢复周礼、克己复礼为仁,提倡仁政,其目的是要维护统治秩序。他对诗歌和乐舞均发表过不少意见,将诗和乐都纳入到他的国家与政治伦理学说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其代表言论。他对绘画的直接论述除“绘事后素”外并不多见。但他关于山水之乐的言论对后世山水画的产生及欣赏自然山水的审美观发生了较大影响。

孔子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与人伦和礼教之上,没有能像老子和庄子那样关注宇宙和自然。如果说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是一种宇宙自然论的话,那么孔子的学说则是一部国家政治论。但是孔子有时也偶然关心自然事物,而这种关心仍与他的仁、礼、德思想相关,也就是说他是以自然事物来比德喻仁说礼。孔子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山水比德的思想。

《论语·雍也》说: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知之乐。在《论语·子罕》中还有孔子观水与观松柏后的感叹: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在河边看到流水,感叹时光就象这流水一样昼夜不停地流失,喻人生之短暂。他看到经过寒冷的冬天,而松柏耐寒最后才凋零,喻人生意志应如松柏一样坚强。这样一种观看自然而“德化”自然的方法,对后世中国人以情观物,情以物迁的观照自然的审美态度有较重大的影响。

孔子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点,将自然山水和伦理仁知联系起来思考,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维,他在对山水的自然形态即水动山静的感性观察中,体验到人生的“乐”和“寿”,这是一种典型的山水比德观。这说明在中国古代二千多年前的哲人那里,在观照自然的过程中同时也在体验人生哲理。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诠释仁知之乐时说:“知者达于物理事理,而周流无滞,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天命,而安固好生,故乐山。知者才智迸发,如机轴转运,不能自己,故动。仁者神明无定,如明镜澄澈,粹然无欲,故静。动而周流自得,故乐。静而安固有常,故寿。包咸曰:‘日进故动。’‘性静者多寿考。’尽天下之美德,不外慈悲,智慧,孔子两为形容,学者实宜仁智兼修,不可偏阙也。”康有为的这一解释是很中肯的。康有为的这一解释受到朱熹的影响。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仁知之乐的阐释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1]将知者仁者一起比较而论的言语,在《论语·子罕》中还有“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具有水一样的灵性,富有智慧而不迷惑,仁者具有山一般的宁静与稳固,万事泰然处之,所以无所忧虑。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所谓“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之说,将仁视为天然安在,而将知视为精神智慧。

中国人对自然的观照,并与情感生活结合起来,且用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在文学中最早在《诗经》中就有了显示。在《诗经》中不少诗篇虽然不是独立的咏物诗,但它所用的比兴手法,是通过比拟兴感自然物来寄托某种情感,连类某种生活。《诗经·王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这是一首反映戍者怨思之诗,由“扬之水”起兴,即悠扬平流的水呀,像被束薪(捆柴)所阻而断流,下句则说到我所怀念的人,不能与我一起到申国戍守军务,而最后发出怀归的感叹,何月我才能还归到所怀念之人的身边。此诗以水起兴,表现戍者怀归的一种深切情感。再看《诗经·鲁颂·閟宫》第九章:“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朱熹注《诗经集传》认为此诗是“赋”,即以赋的形式来歌颂“鲁侯之功”。“赋”即赋陈其事。实则,我认为此诗亦含“比”的因素。前四句写泰山巍峨,龟蒙苍苍,前者为鲁邦所瞻望,后者远达东方。实有将鲁国比为泰山龟蒙二山之意。后四句写东海之城邦与淮夷之民众同来朝拜顺从鲁国,这都是鲁侯之功德所取得的威望。这隐含着鲁国有如泰山,亦为其他国土之民所瞻仰,这是以泰山“比”德与“颂”功。《诗经》中有不少诗运用兴的手法来描述形象和表达情感。所谓“兴”即先言他物,再引起所咏叹的事物。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诗第一二句,是“兴”,先描绘雎鸠之水鸟和鸣嬉戏之声,营造氛围,然后第三四句再言君子思念淑女,希望与之相悦并结为配偶。此诗将描绘和鸣雎鸠这一自然现象,同表达爱情统一起来,比直言爱情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所以在孔子之前,《诗经》中已有用比兴手法歌咏山水景物,特别是《鲁颂·閟宫》以隐喻的手法表达鲁国宛若泰山之伟岸的颂功的意思,而且其艺术水平亦很高。孔子是熟读《诗》,“不学诗,无以言”,因而这种山水比兴的作诗方法,对孔子是发生了影响的。

孔子将《诗经》中的山水比兴手法,结合他对自然的观察及对生命和仁知等内容的思考,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点,将《诗经》中的山水比兴写诗方法,演变为山水比德的儒家观念。

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既有对山水的自然观照,又有对仁智的精神赞美,二者被孔子恰到好处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后来儒家中的孟子和荀子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还强调观察自然之“术”,即观察方法,不同的自然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观察,所谓观察自然之“术”,即在观看自然之中,要能洞察出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赋予自然以精神价值的高级观看方式。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孟子在此从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国,登泰山而小天下说起,欲表明登高望远,登山越高,视野越广,胸怀也就越大,鲁国和天下都算不了什么。(这正是后来杜甫在《望岳》一诗中描绘登岱宗泰山时的感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孟子接着自己发出观感,看过大海的人就觉得一般的河渠之水算不了什么水了,而游历于圣人之门下就不会再去炫耀自己的言论思想了。他还说到“观水有术”,应观察其波澜。最后两句,则有用水比德的意思。流水这种事物,在流动的过程中不灌满小坑洼就不能向前推进,君子有志于道,不逐渐积累成章也就达不到道的境界。孟子的这段话将“登山”“观海”并提,对后世亦发生影响。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句子。

荀子则更具体地发挥以水比德的思想,引用孔子回答子贡所问为何君子见大水必观的言论来说明“君子见大水必观”的道理。

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

荀子借用孔子的话从观水中,发现有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志的地方,这可真是观水有方了,无怪乎君子见大水必观之。在公元前三世纪的荀子在观水中能看出这么多的德、义、勇、志等精神情感内容,恐怕在全世界自古到今少见。这真如程子所言,“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关于“乐山”的论述,汉代刘向《说苑》中亦叙述得相当精彩: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茏苁嶵巍,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刘向《说苑·杂言》)

刘向将高山视为万民所仰之地,它育万物不倦,四方并取而不限,通气于天地之间,这正喻意国家要滋养万民,兼达四方、气通天地,才能为万众所仰。所以仁者乐山,人们从乐山中所感悟到的是“国家以成”。这真是中国古代人观山乐山的独特之方法和独特之感受,可能西方人至今对此仍很难理解,西方人可能会迷惑:为什么观看一座山能帮助治理国家呢?

孔子的仁智之乐的观点经春秋战国而至汉代,已经形成山水比德的儒家传统观照自然的方法,中国古人喜欢观山察水,享受山水之乐,在他们的思维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山水情结,而比德见仁又是这种乐山乐水情结中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人在有意识地自觉地对自然山水作高层次的精神审美观照时,西方人的山水(风景)意识可能还在沉睡之中。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然的人化”的观点,人通过劳动,使“自然界生成为人”,“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2]自然界在人的劳动历史过程中即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被“人化”了。“自然的人化”,也就是人化了的自然。马克思的意思是强调人对自然的历史改造过程。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对自然山水的比德观念,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德化”自然,在孔子那里,以人的精神中的知、仁等智识伦理内容来观照自然,从本无精神的自然山水中见出仁知等内容,这种“德化自然”的方法是以观照为主,并不是实际地改造自然或人化自然的方法,而是在“乐”的观照中与自然在精神上和谐统一,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种独特的自然观。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和中国哲人的“德化自然”的不同点在于,马克思是将自然看成是人的自然肢体的延伸,自然被人改造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发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中,落脚点是自然。中国哲人的“德化自然”并不实际地改变自然或改造自然,强调的是观照自然,从自然山水中发现人的精神价值,并上升到仁、德的伦理高度,甚至上升到“国家以成”的政治高度。中国哲人和艺术家从自然中更多的吸收的是心智方面的精神养料,中国哲人的“德化自然”的落脚点是精神。所以从孔子开始的乐山乐水的自然观对其后中国人与自然亲切相处的态度起了开拓作用。山水比德成为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思维方法,形成了中国人意识中的一种山水情结,而这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山水诗画的产生与发展。

二

孔子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思想,是从山水拟仁比德的角度来观山水,孔子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那不是对海的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审美观赏态度,而是说,如果他的学说得不到推行或者国家得不到治理,那么他就乘小木筏漂游到海外,孔子的意思是希望“道”得到推行,而不希望“道不行”。《老子》的根本思想之一是“道法自然”,老子说的道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与孔子所说的“道”不大一样。老子把道看成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这样老子从宏观上开始思考天地万物,同时他也看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大象大音的特点,但老子还没有直接以审美态度来欣赏天地大象之美,不过,他仍开辟了直接以审美态度来欣赏天地大象之美的道路。孔子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思想,虽然是从山水拟仁比德的角度来观山水,但毕竟有从山水自然物中感到快乐或者喜爱自然山水的内容。而山水乃自然之大物,因此孔子的山水比德和仁智之乐思想也启发了后人以审美态度来欣赏山水自然。庄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和清静无为的思想,但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孔子山水之乐的影响,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的思想,以审美欣赏的态度来享受自然界。

庄子开始关注“天地有大美”的问题。庄子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发现天地有大美,这对中国美学与自然主义艺术观以及山水诗画产生深远的影响。运用诗或画的形式来表现自然山水,其前提是诗人和画家要能观察天地自然及山水的审美特点,庄子关于天地有大美的思想,正是山水诗山水画家的美学基础。庄子关于天地之美的论述如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庄子·天道》)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 ·天下》)

老子虽然从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来考察宇宙及万物的根源,并指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现象,但他还没有完全以观照欣赏的态度,即审美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他对宇宙的思考更多的是从哲学上来思考。而庄子则既从哲学上来思考道与自然,又从审美方面来观察欣赏天地万物,从而发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将老子的“大音”“大象”发展到“大美”,而“大音”“大象”,还是具体的音与象,而“大美”则在天地之中,天地的这种大美,是自然具有的,它寂然存在,不需要特别言说。我们把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联系可以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不言。

至于圣人,则能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人们只有“观于天地”,才能“原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备于天地之美”。这种天地之大美也是远古圣人黄帝尧舜所共同赞美的。

孔子及其儒家代表人物,从山水中看到的主要是仁和德的内容,但庄子则要追源天地山水之美并要洞达自然万物之理,所以庄子是一种更为接近科学的态度。孔子是要从山水自然中见出仁和德的内容,当然这种内容是精神性的,他很好地将这种精神性和山水的自然特点统一了起来。庄子也强调观看天地大美中的精神性,但庄子强调的是以一种自由阔达的精神状态和自然万物直接同一,即所谓“心与无冥”。在精神上与天地浑然为一,人的精神只有达到与天地自然浑然为一的境界,才能真正从精神上享受天地之大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这样看来,要判天地之大美,原天地之大美,人们必须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同时还要在精神上绝对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

庄子提倡的至人、真人、神人、圣人、应该就是这种能原天地之大美,能达万物之至理的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游乎四海之外,那是一种自由精神,也是一种艺术与审美精神,只有进入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原天地之大美,所以庄子所说的原天地之大美,判天地之大美,实际上提倡的是一种艺术的人生态度,审美的人生境界,自由的人生理想。庄子的原天地之美,是论美,达万物之理,是论真。此外在行为处世上,庄子主张“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 ·刻意》),即处无为之德,此乃为善。所以在庄子那里,艺术的人生,即在至人、圣人那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孔子的德化自然中的“德”是一种伦理之德,庄子的“无为之德”,是一种天德,所谓“天德”乃是一种自然之德,“乃合天德”即以虚无恬淡的人生态度,达到与自然万物合一的至善境界。孔子追求的是一种社会中的道德境界,而庄子追求的则是一种哲学中的天德境界,这两种不同境界的相同之处,即都是高级的精神境界,并且都是从自然或山水中体验而来。

孔子所崇拜的圣人是像尧舜那样有完美德行的人,他要求音乐舞蹈做到尽善尽美,是要艺术在符合美的同时,还有符合礼仪仁德。《庄子·逍遥游》中说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所谓至人、神人、圣人实际上都是一种理想中的非一般的人,关键是要能无己、无功、无名。“无己”即“丧我”。只有通过这种“无己”的观念才能达到“无待”的绝对自由,从而进入到一种“坐忘”与“心斋”的精神境界。庄子提倡离形去知、澹然无极,虚静恬淡之态度,使精神进入“游”的自由境界。庄子对“游”的强调,实际上是对精神自由的强调。《逍遥游》中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齐物论》中则有“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类似的说法还有“乘云气,驭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他地方谈到“游”的还有“出入六合,游乎九洲”(《在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大宗师》),“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圣人”。庄子将“游”的范围扩展到四海九洲,也就是天地之间,只有绝对精神自由,方能游乎九洲,游乎四海之外。至于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物的素朴状态,物的本真状态,这样即可得到至美,得到至美而游乎至乐。所以“游心”是达到至美至乐的途径。“游心”或心与物游的观念,对后来的山水画家、山水诗人观察自然以及在思维与精神中神游万物,进行中国山水诗画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虽然还不是纯粹的审美理论,但孔子将自然山水和某种精神内容结合起来思考的思想方法,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孔子的乐山乐水思想虽然包含了道德观念,但这种“乐”毕竟是由观山观水所引起的,也包含了对自然的审美享受内容。庄子的“与物有宜”、“与物为春”观点,其本质是强调心物合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受到孔子的影响。庄子的创造性在于他发现天地之大美,提出“虚静”和“游心”之说。当然庄子的思想对于审美地艺术地观察自然和表现山水,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后来中国山水画理论与创作中,老庄的思想起到主导作用,但孔子的仁智之乐和山水比德观仍然发挥一定的作用。

南朝刘宋时期的山水画家宗炳于公元五世纪写作了我国第一篇山水画论文《画山水序》,他善琴书,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澄怀观道,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画山水序》中关于“道”的观点受老庄道学思想的影响较多,而其中关于仁智之乐的观点,显然也受到孔子的影响。《画山水序》开篇写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阔别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研究论文,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风景自然画研究专题论文。这篇仅430多字的文章,其内容非常丰富。这开首一段是全文的总纲,“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所谓圣人、贤者即下文中所说的轩辕到孤竹之流。圣人乃通晓天地之道即天地宇宙总规律的人物,《庄子·天下篇》说“以天下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亦即庄子所讲的“真人”“至人”“神人”。贤者仅次于圣人,是有才有德的人,如孤竹、许由等是社会道德中的理想人物。宗炳在这段文字中,三次说到“道”,即“圣人含道映物”“圣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宗炳所说的道,应该就是老子所谓的道。圣人比贤者是更高一个层次而通晓天地万物之道的至人。圣人能含道即在精神中把握了道,然后以道映照万物,老子讲道是天地之源,万物之母,所以圣人可以以道映物,或者说用道来理解万物,圣人之所以拥有道,能含道映物,是因为圣人能“以神法道”,即他们能用精神来领会道,用心灵来师道,圣人所把握的道,可以让贤者来贯通理解。“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山水以自然形态“媚道”,也就是将“道”审美地表现出来,山水用多种奇丽姿态妩媚地表现道,成为道的外观形式,“仁者乐”,即仁者观看山水得到心灵上的审美愉快,实际上在此宗炳是发挥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仁知之乐的儒家思想。但孔子并没有将山水看成是道的表现,他只是用山水来喻仁比知,是所谓山水比德之论。宗炳在此文中将山水看成是媚道,即以生动美妙的形式来表现道,因而山水画也就与道有关了,也就是道的一种表现形态了。既然山水是道的一种妩媚的可视的外观式样,那么山水画当然就是道的一种精神性的审美视觉形式了,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

此外,宗炳所说圣人贤者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作仁智之乐,因此游历山水乃是与道有关的高尚之举,是圣人贤者常乐之事,然后宗炳又说到自己亦爱山水,“余眷恋庐、衡,阔别荆、巫,不知老之将至”,他感伤自己身体不支,不能再去登山涉水,于是只有在家“画象布色,构兹云岭,”这似乎在隐约地向我们表示,他游历山水及画水画都是受到圣人贤者的启示,是圣贤之道。这一点对确立山水画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山水画虽然不像人物画那样能兴成教化,劝戒贤愚,没有人物画鲜明的思想伦理作用,但山水画也并非是无足轻重的游戏活动,而是以神法道,含道映物的一种形式,是圣人贤者作仁智之乐的一种流变,因此山水画创作是高尚雅致之举。这一观点在山水画产生初期时提出,对其后山水画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使山水画获得圣贤之道的高贵名分。显然,在宗炳的这一思想中,包含了孔子的仁智之乐思想,或者说孔子的仁智之乐思想开启游历山水之道路,也催发了山水画的产生。所以在宗炳的山水画思想中,老庄的影响同孔子的影响是同时并行的。

宗炳的《画山水序》的另一贡献是将“澄怀味像”同“畅神”结合起来。所谓“澄怀”是虚静之心态,也就是散怀而不计功名利禄。宗炳在《明佛论》中说:“若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洗心”也就是“澄怀”,即心无尘世杂念。这都是老庄虚静无为思想之发挥。在此,宗炳是以道家思想来滋补佛教理论,《明佛论》是宗炳重要的佛教理论代表著作。《庄子·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也者,心斋也”。《庄子 ·大宗师》中又说:“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所谓“坐忘”“心斋”“无己”“丧我”,庄子所说的都是一种精神虚静的心态。宗炳之澄怀味像、澄怀观道也就是这种心态。正由于宗炳有此虚静之心态,他才能“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正是神与物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宗炳从澄怀观道,到画象布色,然后到披图幽对,坐究四荒,精神始终处于一种与自然为伍,与山水为乐的心旷神怡的愉悦状态,也就是老庄的一种精神理想状态,所以他多次拒绝辟召做官,“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也正是他热爱山水,无心官事,才能真正做到“澄怀味像”,达到精神自由而心怡神畅。在此宗炳明确提出的山水“畅神”之说,界定了山水画的审美愉悦功能,对后来山水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从孔子的山水比德观到宗炳的山水畅神论,可以看到从对山水的伦理观照到对山水的审美观照的发展过程。在孔子的仁智之乐中,从山水中见仁见智的内容占中心位置,但也包含了观看山水所产生的“乐”的内容,即观看山水的审美愉悦内容。而到两晋刘宋时期,山水画得到发展,在宗炳的山水畅神中,对山水的审美欣赏和山水的娱乐功能被强化占到突出的地位,相对而言,山水比德之德的内容或山水画中的仁智内容似乎减弱了,但并没有消失。宗炳在创作和赏析山水画时,进入“畅神”的审美精神境界,一方面是“披图幽对,坐究四荒”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所感。也就是说,在宗炳的“畅神”之中,圣贤之德仍光照其间。所以山水画的畅神不是肤浅的娱乐,而是包含圣贤之德和万般情趣的高级精神境界。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和理论家在公元五世纪就已和自然建立起一种高级的精神关系和审美关系,而不仅仅把自然作为一种简单的生存环境或索取物质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或“感神”“畅神”的思维对象。这应该说正是孔子有关观看自然和山水时强调其仁智的精神性的思想,使宗炳的山水畅神论富有了精神性的内容。因此,宗炳的山水畅神论和孔子的山水比德观不是矛盾的,把山水畅神论看成是山水比德观的一种发展,更为恰当。

到北宋中期,郭熙所著《林泉高致》是山水画理论的集大成者,既有对人与自然山水之审美关系的论述,亦有对具体绘画技法的探讨,且分章分节论述,篇幅大增,可谓长篇巨制,《林泉高致》是中国山水画理论最高成果之一。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人。好道学,喜游历。他曾临摹李成山水画并受到启发,笔法大进。受到神宗赵顼的赏识,授书院艺学,后升至待诏,成为宫廷画院最重要的成员。其代表作有《早春图》《关山春雪图》《窠石平远图》。郭熙关于绘画的一些思想,经他的儿子郭思整理成《林泉高致》一书,郭思在“序”中说,他跟随其父游历山水,而将郭熙所谈艺术话语加以记录整理。“侍先子游泉石。每落笔必曰。画山水有法。思闻一说。旋即笔记”。又说“先子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于此以成名”。这告诉我们,郭熙创作十分严谨,并经常思考山水画理论问题。郭熙“少从道家之学”而又“本游方外”,说明郭熙少年就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对郭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山水画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的看法上。郭熙从“人情”本质上看待自然山水,“尘器缰锁,此人情所常厌”,而“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人情即人性,从人性的本质上来看,人人都厌恶繁锁的世俗生活,向往清静怡人的烟霞圣境,所以“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鄢”。人们不能常在这些自然胜境中观览,“所常愿而不得见”,“耳目断绝”,但能用画笔将这些山水胜境表现出来,“今得妙手,郁然出之”,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这和宗炳所谓老之将至,不能再返山林,而“披图幽对,坐究四荒”很相近。“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这都是人的本性所至,虽然不能直接观赏自然,但面对山水画则能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山水画成为真山水的一种替代物,依然能引起观者对自然的审美联想和审美享受,山水画也可以使人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感。“此且不快人意而实获我心哉”。郭熙说到山水画的功能是“快人意”,和真山水使人愿“常处”“常乐”是一致的。郭熙对山水画功能的看法与宗炳的“畅神”论是一脉相承的。在郭熙看来,人们之所以爱夫山水和喜欢山水画,其根本原因就是人的本性中有“林泉之志”。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其思想基础是老子的顺应自然和庄子天地有大美的观点,正是天地自然之中有“大美”,所以观赏自然或山水画才能怡悦性情而“快人意”。不过这种山水画“快人意”之说,可能潜在地也受到孔子山水之乐即乐山乐水的启示。

郭熙在受庄子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孔子的一定影响。郭思在《林泉高致》序中,开篇就引用孔子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郭思介绍其父郭熙“遂游艺于此以成名,然于潜德懿行孝友仁施为深”。这说明郭熙在道德仁艺、潜德懿行、孝友仁施等行为规范中,仍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根本。虽然郭熙在解决山水画的本质根源方面主要是受庄子影响,但他在有关具体如何画山水的技法中仍然受到孔子山水比德观的影响。《林泉高致·山水训》谈到山水画构图中大山与小山、林壑的布局安排时,郭熙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壁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挈依附之师也,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无慿陵愁挫之态也。”(郭熙:《林泉高致 ·山水训》)显然郭熙在此是受到孔子山水比德思想较大影响,在山水画构图中他将堂堂大山喻为众山之主,在它周围布置冈阜林壑,烘托其宗主地位,大山之形象犹如大君,在图绘时,应突出其主体形象的特征,其在画中的位置,是赫然当阳,应被描绘为崇高魁伟,而百壁小山则“奔走朝会”,这样画中的主体大山仿佛国君,接受群臣来拜。而在林木百草之中,亭亭而立的长松乃为众木之表率,其形象也应画得如气宇轩然之君子,藤萝草木则在长松周围依附,恰如被长松这一君子役使的小人。这样在郭熙看来,山水画中对大山和百壁、长松和众木的大小主次位置的布局描绘,就像国君与百官、主子与小人的关系一样,是统领与臣服,主角与陪衬的关系。这样创作出的山水画,既完成了画中主次位置和空间安排,主题突出,又隐含了君主与百臣,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等级秩序。郭熙在山水画的构图中从堂堂大山和亭亭长松中所体悟到的君臣秩序等精神内容,正是对孔子山水比德观的积极发挥。所以,在宋代山水画发展的高峰时期,孔子德化自然的思想,已深入到山水画创作的主题和技法之中,由此可见孔子山水比德思想影响之深远。

我们仅通过南朝和北宋二位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家和山水画理论家宗炳与郭熙的山水画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仁智之乐和山水比德思想,对我国山水画论和山水画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应被忽视。孔子的山水比德和仁智之乐思想和老庄的道法自然及天地大美思想共同组成了我国山水艺术的思想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G]//四书五经: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陈池瑜

[作者简介]陈池瑜(1956-),男,湖北监利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艺术史。

（转编自《东南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