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艺术与跨界研究「艺术融合」

大家好，总体艺术与跨界研究「艺术融合」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 / 翁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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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剑青在意大利考察留影 2015

一、由艺术沉浸而涉入艺术史论

个人的文化志趣、学术走向乃至生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个人生活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情形有着重要关联。芸芸个体在基本相近的外在条件之下的行为方式及生活路径的把握，则与个体的内在情况或其微环境的影响关系较大。回眸望去，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中毕业前后的信息源和社交来往，主要来自民间社群以及学友、邻里、家庭和流动的社会情境，伴以自发而有限的阅读活动。自己除了习得一些粗浅的数理和文学知识之外，对于戏剧和绘画显示出较大的兴趣，聊以挥洒青涩年华的精力。幸逢“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机遇，1978年夏季，我于千军万马的高考人潮中有幸考取南京艺术学院，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艺术高校的首批大学生，从事装饰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习。那是一个富有热情和理想的年代，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及完美主义的抱负和情节充斥着很多大学生的内心和日常生活。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确是那个时代大学生们在各种条件均为匮乏和简陋条件下的精神状态。在70年代末的南艺美术的师资已经发生了诸多代际的更迭，学院里从晚清及民国时代一路走来的先辈们大都已卸任或离世，我入学后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即是去南京清凉山为中国著名美术史家俞建华先生举行葬礼。后知他是民国以来撰写中国美术史的首要学者，并逐渐接触到他和陈师曾、滕固、刘海粟、潘天寿等人的美术史著述，包括接触到南艺研究古代金石和北朝石窟艺术等方面的罗尗子先生等人的著述。

在我的本科学习期间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关于各类图像和图案的视觉经验和形式法则学习，并加以持续的实践。当时开设的课程诸如中外美术史、图案设计、工艺美术理论、民间艺术欣赏、绘画造型与色彩，装饰绘画及字体设计等课程。涉猎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训练是较为宽阔和严格的。留有深刻印象的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如林树中、刘如醴、奚传绩、保彬、张道一、吴山等先生，他们在中外美术史、工艺美术史、民间艺术和艺术理论及方法等方面给了我诸多见识和对于艺术态度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是浸润式的。记得那时研习和临摹了许多自魏晋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图案资料和绘画作品，并去敦煌、云冈、永乐宫等地实地考观摩和临绘传统艺术的珍品。这些在眼界、学识和经验上都极大充实了自己，让我逐渐感知到许多富有文化历史意涵的艺术的形式结构与传承关系。对我而言，那些宋元之前业已形成的浩瀚的中国美术形态以及与西域交往的艺术史，其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以及与区域民族信仰文化和世俗生活的关系，都给我本科阶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涵养以相关的艺术史意识。即把艺术的发展历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有机部分和过程，同时把艺术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加以多角度的认识。诚然，大学时代想做个独立的艺术家的梦想是我们从千军万马的高考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大学生的真诚追求，以致当时在观念上把艺术创作实践放在第一位而把理论研究置于附属性的位置。就自己而言，客观上是由于喜爱艺术才逐渐涉入艺术史论方面的研究的。

在我大学时代以及毕业后的80年代中期的认识中，没有艺术的生产实践就无所谓后来的艺术史。认为艺术首先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生存的一种生产、创造和交流活动，而这种活动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更多的是需要艺术家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主体意志。而在长期的集体人格概念的灌输后，如何认识自我的本质属性和生命的现实生存意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青年的重要问题。记得那时看了不少由商务印书馆、三联等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美学理论等方面的学术译著，在懵懂与渐进中阅读并在现实大时代的变革与观察中去逐渐领悟。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介入了全国性的“85美术新潮”，也参加了几个青年美术的新潮创作的策划和群体展览。为领悟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中曾有的东方精神以及表达自我的阅历和情绪，我在1985年创作并展览的油画《教堂》《生的回音·组画》等作品，被此后出版的美术史著作《绘画新潮》（张蔷，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高名潞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现代美术史，1979—1989》（吕澎、易丹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及《江苏画刊》和《中国当代艺术全集 绘画编·油画第一卷》（鲁虹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专著和美术刊物所收录并得以评论。我一直认为，文本的方式和艺术作品的创作方式，均可能成为认知、辨析和表达的学术研究方式，学术并非仅仅局限于文本的写作。其实在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中，视觉作品及实物与文献之间往往是互为引证的对象或互为参照的文本，即“互文”关系。艺术实践本身可以是带着问题意识和方法验证去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是学术活动另样的方式和体现。对我而言，80年代的绘画及设计创作对于而后涉入相关方向和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是十分有益且必要的过程和前奏。当然，80年代的阅读和创作的重要意义，其实超越了艺术美学本身，而重要的是对于自我生命和思想解放的操练。

在很大的范围和层面中，当今学界的一些做法是把学术与艺术实践加以截然划分和割裂的。然而，中外古今的艺术史家或理论者曾经大都同时是实践者也是经验和思想的研究者。如西方的达·芬奇、德拉克洛瓦、罗丹、罗杰弗莱、康定斯基、博伊斯，或如中国至少从魏晋至民国时期有关画学、书论的著述者，大都也同时作为画家、书家或鉴赏家的双重身份。实践与理论的分野主要是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以来的学科与学院制度的分化与重组而引发的现象，它是建立在近百年来学科的细分和教育的功能化的过程中，对于经验世界的分解的方法之上的，但这对于人文和艺术及其经验及超验范畴的研究却未必是完全有效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抱着对于艺术史和现代艺术的兴趣，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投入到中外装饰艺术与理论的研习。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育及其自身传统中对我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它在艺术创作和理论探讨上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氛围和姿态，这在全国氛围都是显见和闻名的，即只要是有益于探讨艺术的现代性、包容性和创造性的探索，可谓来者不拒。如当时在绘画和设计方面的形式构成理论以及在视知觉与应用设计方面的整体性、人本性及探索性的艺术观念和理论均在学院里受到关注和鼓励，从平面艺术到空间和材料的艺术，从先锋性的形式美学到生活化应用的研究，均以国际视野及其前沿性的关切而作为学院整体性努力的方向和特征。其二，是基于现代文化和创造性的观念去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及民间艺术的文化资源。其中重要的是学院的一部分学术关注并非中国宋元以来的文人画，而是扎根于民族信仰、造物文化之中的艺术，包括原始艺术中的石器、青铜、漆器、墓葬和石窟艺术以及唐宋以来的陶瓷、印刷和民间版画等方面的艺术历史。这些研究需要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思想史以及文化人类学和工艺美学等学科知识相关联。应该说，这与中国文化史和更为宽阔的美术史内涵和外延有着更为深广的关系。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研习和再出发的重要阶段，尽管还是初级的和有限的，但毕竟开阔了文化和理论的视野。研究生阶段对于中国古代艺术遗存的田野调查与观摩（在90年代去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麦积山、山西云冈等石窟有5次之多），以及多次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其传统艺术的考察的意义很大。这种直面古代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做法，正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前辈如庞熏琹、张光宇、祝大年、张仃、袁运甫、袁运生、黄国强等一批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的影响。这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艺术研究的发展及学术走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敦煌北朝石窟壁画的时空观念与形式特征研究》，这算是一个初步涉入艺术史研究的训练，回首看来尚属一份较为粗浅的学术训练。

翁剑青《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二、从专业之隅转向文化大视域

伴着1993年的冬雪，我入职北京大学任艺术史论教师。这对一个从单独学科的艺术院校出来而步入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的我，是一种新的体验与经历。北大给我的感受是一些有历史的学科具有其一定的学术传统和治学精神，学术风气较为开放和独立，师生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趋于严谨和深入。给我感受较大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及其学术信息的国际化。我初到北大时有选择地到不同学科去听课及各类专题讲座，阅读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和学术理论。记得费孝通、季羡林、汤一介等前辈的讲座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而后在世纪之交前后于北大所听的许多有关文化现代转型的学术讲座也给我深刻的印象，如德国的哈贝马斯、法国的伊夫·瓦岱〔1〕、李欧梵等人的讲座。当时我一边继续对于艺术史中的风格类型及观念理论的研究，另一面是结合北大学科群的结构及特点去增进必要的跨学科的学识。我愈加认识到艺术史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能局限于本学科和专业之内，从而使得自己在相应的研习过程中认为：研究现代问题的恰需要关注古代的情形，研究东方和中国学问的亦需要关注外国或西方的情形；研究人文艺术领域的则需要了解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反之亦然。因为事物虽在不同的时空中发生，但相互之间往往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相通性或可参照性。这也是我一贯的态度。加之我对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先辈庞熏琹、张光宇、郑可、祝大年、袁运甫等人在研究和推动中国装饰艺术发展的举动的感佩，更加认识到在推进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现代化和生活化过程中，传统装饰艺术及审美文化与社会生产和民族历史的根性关系。这促使我去关注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的艺术在科技和生产的现代转型中，工艺美术、装饰艺术、设计艺术等方面的演进，以及它们与大工业生产、市场国际化及其新艺术美学的过渡与变革的关系。由此，我一方面关注中国传统的应用艺术（其实此中包含着历代的技艺和观念文化）的发展历史，一方面为了把这种超越了文人画范畴及价值且包含了物质与精神的艺术历程，作为一门通识性课程引入北京大学的艺术史教育体系，因而我在2002年撰写了《形式与意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八讲》一书（2004年初版），其中从历史的艺术视角去品读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艺术形式及审美文化的基本脉络，解读传统艺术精神中的整体性以及与生活领域的密切关系，揭示传统艺术的价值并非仅存在于过往的历史语境和表面的形式之中，而更为重要的是今人在当代生产和生活中如何去解读和吸收其中的文化经验与精神要义。此书后被列为大学文科基本用书之一。当然，此书的写作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李泽厚先生撰写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2〕的感召，也曾受到奥地利美术史家李格尔所著《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Late Roman Art Industry）等著作及精神的影响，他对于传统艺术风格样式流变的内在缘由的见解给人以启迪。在此前，出于自己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界的变革与思想交锋的敏感，与他人合作写了文艺批评著作《焦点论争：改革开放20年》（1999年），揭示一个新的艺术现象与思潮的开启并非完全在于艺术自身，而往往在于艺术生产与社会和文化关系的激荡与综合作用。在回望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艺术史论研究，在较大程度和方法上较多地倚重于传统的风格学和图像学研究，而从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及艺术经济学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的还是居少数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自己意识到当代艺术史学的边界和方法的认识正有待拓进。

在19世纪中晚期以来，旧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研究并不完全适应迅速发展的艺术实践。现当代艺术是应时应景而出现，尤其它们是指向艺术生产者个体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等方面纷繁的各种问题而生产的。由此更加体现出艺术生产往往是走在理论的前面的。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伴随艺术生产与文化批评所呈现的问题中，更多的表现为对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这两个基本范畴之间的张力和关系的关切。同时我看到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和理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晚清和民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形态的现代转型，而较多关注的是形式的风格样式的演化问题，而对于艺术生产相关联的文化机制及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够，对于艺术生产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互动关系和文化价值分析等问题方面，却没有充分展开系统性的研究。据此考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艺术史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期间，着手20世纪中外城市社会文化与公共艺术理论与情形的研究，其中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生成、社区特性、公共交往以及精英与大众、艺术与商业、地方与产业、媒介与文化等范畴的问题予以研究，乃至延至现今。其中，刘易斯·芒福德〔3〕的著述及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对我多有启发。在此阶段，我针对实情写了《留得精神驻家园：公共艺术与城市化的关系及价值》（1999年）、《当代公共艺术与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等文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于2002年出版，其中也体现了我秉持的艺术史论研究的要义之一是揭示人的思想辨析与价值判断的学术理念。

翁剑青《景观中的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理论思索与现实关怀相并行

人都是生存在一定的时空之中的，研究者在此间所关注的领域和涉猎的问题也不可能局限于单维度或层面，并会与现实语境发生某种内在的关联。回望自己在步入21世纪初的十多年中，思维与写作算是较为活跃和多样的时期，在关注艺术的公共领域的关注之外，由于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其后亲身参与中国现代新潮美术运动，以及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与生存境遇的现实关怀，由此对于其中个体和社群的现代艺术创作、交流和批评等方面的问题也抱有兴趣，如对于中国20世纪美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继承与批评、世界与民族、权力与艺术生产、个体与社会等维度的问题的审视多有涉入。自己尤其愿意把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与传播的现象和过程，作为整体社会文化作用下的一个有机部分或作为人们的观念作用下的逻辑关系加以解读。在本世纪初，本人以策展成员的身份参与了“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第一届至第四届）的策展与艺术评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外现代艺术创作及观念取向的多元结构予以议论。在我的相关表述中认为，若没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改革与开放，若没有类似于“星星画展”“伤痕艺术”“85美术运动”及“现代艺术大展”等近三十多年来诸多国内外艺术的多元、多层次的交流和观念的碰撞所为基础，如“双年展”这种国际展览模式和内涵的艺术活动在中国的实施是难以想象的。而“坚持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开放性和民主化，依然是我们的艺术文化向着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流变·多元·再生》，2005年），我认为艺术多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所需的艺术生产空间、对话机制和活化内驱力的必要条件。我认为在面对中国20世纪美术发展的历史问题上，对于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和它律性的认识还有诸多值得探讨的方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美术实践一方面是指向艺术本体问题的历史性反思和重返世界舞台的演练，多为形式语言及其美学得失层面的探讨；但随着开放和交流的加深，对于影响艺术生产与交流的思想性、制度性等深层次问题则必然要呈现到幕前，即在艺术生产方式与文化观念的转型中，艺术的他律性的作用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因为二者的内涵与问题的指向之间始终是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之中的，而不是静止和孤立的。此间我认为艺术的研究必然要超越艺术自身的问题范畴，于是我对于艺术与个人、社会和当代日常生活的关系的关注，也成为一个重要方面。我注意到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界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演化，包括艺术史论在内的研究，已经把艺术文化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作为重要对象，从而探讨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是如何影响社会交流和日常生活世界的，而非把艺术探究束之高阁或置于少数专业化的圈子里自说自话。面对近现代艺术史论的问题兴趣上，我一直较为关注所谓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以及当代艺术家的个人角色与社会作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老而弥新的问题，尤其20世纪以来的文化运动，即把中国民族文艺的出路与18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引领的现代性变革潮流之经验和得失加以比照和争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研究中未尽的议题。我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以史为鉴、史论并行，把艺术史作为文化和政治史的有机部分，注重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侧重当代问题的介入和理论回应。在国际视野下注重当下本国艺术情形发展的探讨。同时，我对于西方艺术之史学史及其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也颇有兴趣，曾陆续写了《当代语境中美术的地域性与世界性》（2004年）、《西方艺术史学方法及观念的启示》（2007年）、《当代艺术史学的传播与态势的审视》（2007年）、《转型中的思量》（2008年）、《非纯粹艺术的艺术展望》（2009年）等多篇论文，旨在以较为整体的观照方式和发展的视野去面对中国20世纪的美术现象和演变。指出对于艺术史论及其语境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而是需要学者具备宽阔的知识储备及对于艺术生产者曾经的生存环境和创作心理加以综合的推敲及体验性推理，才有可能更加切近历史的真实。另外，指出20世纪初以来随着学科领域的扩展与交叉，使得艺术史学科研究的方法、对象及其边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原有的图像学、风格学及符号学的研究路径得以拓宽或被超越，而引入艺术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哲学及艺术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已成为时代的必然和需要。

由于我亲身参与了80年代以来艺术变革的具体过程，在回望“85美术运动”的内在属性时，感知其具有对旧有文化体制和思想约束的抗拒和对于艺术自觉和个性精神的向往，但由于其具含有一定的工具理性乃至机会主义色彩，欠缺更深层次的现代理性精神和文化批判，随之亦被90年代的商业潮流和娱乐文化所淹没。与此相关，我写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美术之审视》（2007年）、《走向自觉与开放的美术批评——近30年中国美术批评回眸》（2008年）等论文。

翁剑青《沿途的风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

四、朝向整体性和生活化的社会艺术

如前所及，1997年前后，我开始较多关注现代艺术实践中运用公共资源进行社会交流的现代性和创造性问题，主要研究20世纪中期前后西方公共艺术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和文化的介入方式和理念，以及在世纪末以来对于中国的影响等问题。我当时认识到，公共艺术并非某种风格或流派，而是作用于社会的一种公益文化理念和政策，又是寻求艺术的生存并融入和促进社会改造的观念形态，它蕴含艺术的文化哲学，也是艺术当代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公共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形态之一是开辟和营造社会公共空间，其学术领域涉猎的主要问题是艺术生产的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对话和公共参与中的公共性问题。我的研究即首先是艺术交流与协作机制下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博弈的方法和文化逻辑问题。其中必然要涉及到政治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及心理学等学科的问题范畴。显而易见，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生态主义等思想理论，对于研究艺术的现代功能、属性以及与公共领域的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出于兴趣和意向，我在2002年出版的著作《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主要论述艺术的公共性意涵及其文化价值的内核，阐发当代公共艺术的时代寓意即思想渊源。为促进国内学界对于社会空间和场所的文化和政治属性研究的关注，我借助对于法国学者卡特琳·格鲁著述的解读展开相关的分析，写了《当代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构》（2005年）等论文，意在强调艺术介入与所在空间的历时性、权力意涵和社群参与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后基于公共艺术在国内的理论与实践的走向和某些类型的个案调研而写作了《城市公共艺术》一书（2014年）。直至后来在面对国内外艺术社会学及空间政治理论与中国城市现代化实践中的系统性问题而著书《景观中的艺术》（2017年），试图对于艺术、艺术家、社会、空间、权力、资本、社区文化等因素的碰撞中产生的当代景观化的艺术情境予以综合性分析。其中对于艺术与社会交流和日常生活存在的多维度关系和经验予以探讨。此专著着重探讨了中国公共艺术在城市景观（包括社会交往空间和自然景观）中的介入方式、公共性维度以及艺术与地方再造的关系，尤其强调社区艺术参与方式和社区自治建设中的作用及其观念革新的要义。此间，诸如米歇尔·德·赛托〔4〕和欧文·戈夫曼〔5〕等著名学者关于个体与社会、日常与表演等方面的认识论及心理分析的研究对我均有所启发。我通过许多个案调研后着重指出，中国的公共艺术要成为社会文化福利和地域文化再造的途径，其重点在于公共艺术实践在公共资金（来自纳税人）使用中把握艺术生产的目的性和公共话语的参与和监督，注重艺术家与普通公众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艺术传播中民主权益的培育，注重公共艺术的实施程序及方法的合理性和制度性建设。其要义在于促进中国社会美育和文化公共领域的开辟与建构。我针对艺术在开拓公共生活及营造开对话空间中的位置及作用等问题而书写了一些专题性论文，诸如《生活的戏剧 市民的盛事——略谈节日的景观设计艺术》（2003年）、《听艺术家的，还是听公众的？》（2008年）、《超越本体的价值含义——公共艺术的广义生态学管窥》（2009年）、《中国公共艺术的当代性与世界性》（2010年）、《局限与拓展——中国公共艺术状况及问题刍议》（2013年）等五十余篇。在我的多年调研与思考中看到，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公共艺术活动的大多数是作为政绩工程和商业性活动辅助形式，却较少切近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社群文化再生产的实际需求。因此，我对于当代艺术与社区共同体的建设，社群的归属与认同的维系等议题加以理论回应。同时，对于中国城乡建设中地方社会的利益诉求与公共艺术融入的相互关系及文化逻辑进行研究，先后写作了论文如《转型时期公共艺术的视野》（2002年）、《公共艺术与社区振兴》（2003年）、《情境·语言·策略——社区艺术形态及其适切性》（2018年）。随着艺术实践情形的发展，我通过非传统（非常规）的创作理念及传播方式介入公共领域的艺术形态予以必要的关注和推介。为结合学术前沿问题研讨的需要，在北大人文学部和艺术学院的协作下，我于2019年夏季在北京大学策划和主持了题为“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中国高校论坛”，发表论文《维系多元交往的共同体：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日常生活》（2020年），论文从政治哲学、艺术社会学及现代艺术史的视角，探讨包括当代实验性及批判性艺术作为公共艺术实践的必要性和价值意义。其中包含了对于维护当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健康生存与维护之重要性的论述。此前，我参与了“首届中国公共艺术文献展”（2016年1月于深圳）的筹备与策划工作，以推动中国公共艺术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虽然公共艺术概念如艺术史一样是个舶来品，而我在研究中也关注中国近现代的公共文化因子及思想历程，关注它与近现代西方有关思想精神及理论的关联和影响。我写了《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观念的公共性探略——以蔡元培思想观念为中心》（2012年）、《公共领域及公共性理论的影响与映照——略议中国公共艺术的相关语境》（2015年）。其中就社会契约、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及艺术的社会参与等理论及历史问题，进行了概要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阐释。其中从中国晚清、民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艺术文化的“公共”“公义”与“民主”思想，到当代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第三条道路”理论、“参与式民主”等政治哲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文化语境的关联和影响予以理论性阐述。

我出于兴趣和艺术史教研的需要，在从眼于艺术的当代性和公共性问题研究的同时，依然保持对于传统艺术领域的研究，亦参与一些中外美术史及美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活动。如我撰写的知觉理论的论文《两种感知的同在与价值——关于理性规范与审美判断的思考》，入选“首届艺术与科学作品大展暨国际学术论坛”（2001年）。2003年冬季受邀参加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举办的东方艺术史国际学术论坛，演讲了我的论文《中国古代传统艺术中瑞兽形象的图像学意涵》。2008年参与首届“道教美术国际学术论坛”，发表论文《徐州汉画像石艺术中的神仙信仰》。我的论文《情感经验与理性精神的会同——从风景画和景观艺术看审美形态的嬗变》（2010年）入选“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我的论文《景象·人文·图式：明代戏剧文学插图的场景与视觉涵义》（2016年），入选“第34届世界美术史大会”及会上演讲。

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式并非完全在于书斋和大学，而有许多是来自社会和现实生活。也因此显得所涉领域及方向较多。回望我近二十年来在艺术史和理论批评方面发表了一百六十余篇论文，后来从中择取了三十余篇集积出版了名为《沿途的风景：中国艺术情境与公共之维》一书（2020年）。先后出版艺术史论著作5部，个人论文集1部，合著及编著艺术理论文集2部。尽管人们对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的言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起码我认识到此说对于生命本身的价值以及对于行动的重要性的强调是不为过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处于快速变化且需要付诸行动的时代。

应《美术观察》之邀，我就多年来的一些学术活动及跋涉过程做了粗线条的梳理，也大致算作一个阶段性的回顾，但并非作为编年体的系统性综述。并由于字数等因素所限，疏漏及误差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人道友和读者见谅。

注释：

〔1〕[法] 伊夫·瓦岱（Yves Vadé），法国米歇尔·蒙田大学文学教授，1998年5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开设关于文学与文化现代性问题的连续讲座。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美]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美国城市规划学、历史学和社会哲学家，著有《城市发展史》《生存的价值》等四十余部著作。

〔4〕[法] 米歇尔·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日常生活实践》《神秘语言》等著作。

〔5〕[美]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社会学家、作家。著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等理论著作。

翁剑青的主要学术著述：

1.《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

2.《城市公共艺术》，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3.《形式与意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

4.《景观中的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初版。

5.《沿途的风景：中国艺术情境与公共之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初版。

6.《西方艺术史学方法及观念的启示》，《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

7.《当代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美术研究》2005年第4期。

8.《超越本体的价值含义——公共艺术的广义生态学管窥》，《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

9.《走向自觉与开放的美术批评——当代中国美术批评之回眸》，《美术观察》2008年第3期。

10.《中国现当代雕塑形态的流变与多元化》，《美术》2019年第9期。

翁剑青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