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画历史 传承中华艺术瑰宝的独特魅力
大家好,评于慈江新著《杨绛 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金鑫
《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立体书封
于慈江先生的新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是他多年潜心于杨绛著译作、积年累月完成的。2014年不仅是迄今依然健在的杨绛103周岁,也是她从事生平至爱的小说创作第80周年。该书于2014年10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发行,极具纪念意义。
认真检点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杨绛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学术界对杨绛的文论与译作的研究,以及杨绛文论与译作本身反映出来的研究课题的多样性,比例明显失衡,有着可拓展的空间,但也是一个少人尝试的学术难题。而在学界第一部研究百岁文学老人杨绛的著作《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中,于慈江先生全面探讨了杨绛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翻译理论,有拓荒之功,可谓填补了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可以说,嗣后该书定将成为中外杨绛研究者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所有杨绛研究成果都将无法绕过该书,都将以该书为基点或梯级递进。
于慈江先生的新作《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以文献钩稽、版本对比、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为基本手段,紧扣杨绛的学院派或学者型小说家兼小说译作家这一双重身份,在文本(小说写译文本和文论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展开细致的探究,超越了以往研究者单一的研究取向。这种综合研究为全面认识杨绛的文学创作和小说翻译的特色和成就,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于慈江先生学术功底扎实,对杨绛的文论和译作感悟深透,在深合对象文脉肌理的会心、理解和发掘中,无不凸显出于慈江先生深厚的学术背景。于慈江先生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美国雷鸟(Thunderbird)国际管理学院MBA,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他精通中、英文,亦修读过德、俄、日、韩、西班牙及拉丁、古希腊、古希伯来等语言课程。
于慈江先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正文由六章构成,正文前有资深文学教授、著名学者洪子诚和王富仁、高远东联袂作序,后有参考文献举要、后记,以及由杨绛亲笔签名的影印件、该书作者草拟的问卷等四个附件。
笔者依据于慈江先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所涉内容,略加评述如下:
1. 对此前的相关研究、中外文著述涉猎广泛,问题意识敏锐
该书作者于慈江先生从既有杨绛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解析为基石与脉络,从现代作家杨绛、当代作家杨绛、综合性的杨绛研究这三个方面入手,来梳理既有的杨绛研究成果。值得注意之处有三:一是认为,杨绛戏剧研究的得到重视始于“‘孤岛’或沦陷区文学的日益受重视、海外汉学研究的直接和间接推动、‘钱锺书热’的余热或‘爱钱及杨’效应”;二是首次提到了海外学者(刘梅竹)以杨绛其人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信息;三是征引了几则挑战杨绛其人其作的难得的质疑性文字;而且几乎凡研究杨绛涉及的有关文字材料,不论中外,都能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反复申论。
从既有文献的考察中,于慈江先生善于发现此前研究中的薄弱之处,意识到一方面,目前学界缺乏对杨绛的全部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宏微观相结合的整体性观照,而针对杨绛小说译作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目前学界缺乏对杨绛的文论和译论文字的系统归纳和整体解析,缺乏对杨绛的文学理念、美学追求以及所依奉的文艺理论的系统整理和提炼。进而自然而然地引入“小说”这一研究视点,从而确立了以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作为讨论的重心。有问题意识,能拾遗补阙。
2. 全面考察杨绛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同其小说创作的内在联系
以杨绛的两本文论集《关于小说》和《春泥集》,以及长篇论文《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等为探讨对象,爬梳、整理和提炼杨绛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小说研究文字,再考察出杨绛的小说理念与理论,并参照杨绛的小说理论,对其全部小说创作得失进行解析。
譬如,杨绛认为写小说最重要的特质,是所谓“无中生有”的想象或虚构能力,并在此前提下,把小说写作的模式,概括为“事实--故事--真实”这一线性程序。但于慈江先生依靠自身良好的文学感悟力,指出“杨绛在理论上虽然有这样的强调或自觉,但若揆诸她自己的小说写作成果如长篇小说《洗澡》等,与其说是想象力在其间发挥了较大作用,毋宁说是虚构的本事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到位”。
又譬如,杨绛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视为小说写作的重中之重。杨绛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最高理想是所谓的典型的平常人物,且把对话当成塑造人物的最重要手段。杨绛自己的小说便善用对话,也擅写对话。于慈江先生根据文本细读认为,“杨绛笔下的人物个性虽然大都堪称丰满鲜明,但往往前承后继,有程度不等的类型化或雷同痕迹,尚不能说能完全达到了‘典型性的平常人物’的高度”。又如,杨绛在围绕着人物活动所展开的小说的叙事上,非常重视情节的处理和结构的布局。这不仅可以与她在文论中的多处表述为佐证,也和她的小说创作在场面的安排、烘托方面的成功相关联。
再如,在对英国经典小说家奥斯丁等人的评论中,杨绛一再强调他们对人性、人的根性乃至世态人情的关怀和兴趣。这一关怀或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杨绛小说一以贯之的命意指向和精神内涵。此外,于慈江先生还探讨了杨绛的文体意识、温柔敦厚的小说格调、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等等。
简言之,于慈江先生认为,杨绛的小说艺术观是取法经典,这使得杨绛的小说创作具有十足的实验性,小说观念则向着人物、情节和故事等传统的小说写作要素倾斜;杨绛的小说功用论则是娱目快心、阅世启智。
3. 深入研讨杨绛的文学翻译理论和小说译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于杨绛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的“一半是翻译”,而她又曾结合自己的译作实践,陆续发表过一些颇具实用性或操作性的译论,于慈江先生在这部分,深入研讨杨绛以小说翻译为重心的文学翻译理论,追踪杨绛的小说翻译理念与理论同其小说译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进行的论证和分析最能见出作者的功力。另外,作者不仅能从丰富的材料与多重的比较中,显示杨绛小说创作和翻译的特色,也能在诸种意见的争鸣中,揭示杨绛著译中的某些不足,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
在细致、深入地分析杨绛的翻译理念与理论中,该书作者于慈江先生认为杨绛的翻译属于以傅雷、钱锺书为代表的“传神入化”派,而非“形似”派。譬如,杨绛虽然强调要“照模照样”地表达原作,也追求“弦外之音”、“含蕴未吐”的“形”“神”兼备。再如对“翻译度”(译文对原文翻译的程度大小)一词的借用,认为翻译的最小单位是句,不是字,其实质是为“直译”或“形似”的局限性做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说。又如,杨绛把翻译的两难,形象地比喻为“一仆二主”,既得保持原作的本来面貌,又要依顺译文的读者的语文习惯,坐实了杨绛属于“传神入化”派。
该书作者于慈江先生还重点分析了杨绛为追求译文的洗练与明净,提出的翻译“点烦(繁)”论。把杨绛提出的“点烦”的要点归纳为:“对成行或初步成行的译文以细筛似的方式再加工,删繁就简,洗练文字,消臃解肿,通顺语气,而不是短斤少两地从内容上删削原文,或是漠视原文的风格底色。”但他同时也指出,如“点烦”过度,则可能造成“信”度不足。
更难能可贵的是,于慈江先生依据自身中外语文精湛的素养,译、创作丰富的经验,在与众多名家译本的比较研究、抽样分析的过程中,结合自己亲自试译杨绛译作的感受,言之有物地评析杨绛译作的优长和短缺。
最后,于慈江先生以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为主体内容所展开的个案性讨论,过渡到有关百龄作家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性省思与论说:“作家”或“文学家”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杨绛会避之唯恐不及?更进一步地,为什么杨绛会特意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会明确认同“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的观点?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究竟何谓写作的“困难”,何谓“困难的克服”?《杨绛,走到小说边上》无意对有着整整80年漫长写作经历的作家杨绛以浮泛评说和笼统锁定的方式盖棺论定;相反,力图在开放的文学与历史视野下,还原作家杨绛文心的丰富与纠结,还原她在应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困难或限度的过程中,所体验的艰辛、困扰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
正如洪子诚为于慈江先生这部新著所做的序言《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中所说:“于慈江这本书的展开方式,也许可以称为就事论事的方式。‘就事论事’在这里没有贬抑的意思,指的是不预设理论框架,不生硬挂钩时髦话题,也没有频繁地对时尚理论的引经据典。它以对象的性质为依据,平实地选择合适的论说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方法,其一是表现了足够的耐心来倾听、理解对象的言说,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或质疑、辩驳;其二是在相应的知识、理论准备之外,也开放心情、境遇、悟性等感性经验的加入。”
也正如王富仁为于慈江先生这部新著所做的序言《他摸到了学院学者文学家的脉搏》中所说:“于慈江这本《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作为一部研究著作,实际是有点匠心的。……(他)分别考察她的小说创作、小说研究和小说翻译,并从她对自己小说创作、小说研究和小说翻译的看法中考察她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找到了能够将杨绛全部文学活动串联起来的一条红线。而这条红线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学院文学学者与一般的文学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学院文学学者较之一般文学作家更少盲目性、有更多理智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建构与其文学实践是同步进行的,他们的感性经验与其理性的思考也是共生同进的。”诚哉斯言!
让我们在于慈江先生的新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中,共同咀嚼于式(于慈江的风格)那理想而又纯粹的文艺批评、分析与赏鉴,感受杨绛先生与于慈江先生老少两代写译人展开的准心灵对话。
作者简介
金鑫(1978-),女,讲师,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