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大家」林经文丨陇上大家刘万里书画艺术简论（下）

大家好，「奔流·大家」林经文丨陇上大家刘万里书画艺术简论（下）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林经文

兰州的花鸟画，在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科班出身的曹陇丁、赵西岩（白石弟子）、高雪风也是杭州艺专毕业，其后韩不言更是白石高足，供职于西北师大美术系的教授韩天眷先生、汪嶽云先生。还有本土画家郝进贤、何晓峰、赵翀先生、李云山先生皆属一个山水、花鸟画圈子，而且不时有展览或报刊杂志上浏览到这些人的作品。在这些人中间与刘万里切磋和交流最多者当属韩不言、何晓峰、李云山，董吉泉、郭文涛，刘万里先生体悟到韩不言花鸟画从齐白石而来，用笔用墨有法度。何晓峰出手快、才气惊人，所画皆有本源，对万里都有启发。后来形成他不拘传统，亦不似师傅，充分领会创作之心手，对传统为我所用，建立自家面貌。

我们研究绘画的朋友们都知道，汉唐以来由于连年征战，而河西乃至新疆更远的地方都是扩充疆域的古战场，甘肃历史上卷轴文化几乎是空白，而有的仅是壁画、石窟、石刻、木雕、青铜、边塞诗，以及上世纪一百年内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经及简牍文字。历史上宋室南迁，由开封迁到杭州，那是南方水土气候、农业、手工业、瓷器发达，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南迁使得北方的卷轴文化一起南移，北方文化人也随之南迁，因此上甘肃文人画几近空白，明清以来的唐琏、温虚舟 “势单力薄”，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的甘肃本土画家在图式、造型、风格上不足以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画家风格的形成，唯有成熟的笔墨积累有所启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看到在四十年前能够出现像刘万里先生这样一个杰出的画家实属少见。

除了鹰和鸟是万里先生日渐丰富的见笔见墨的杰作外，他的花卉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梅花、荷花、竹子、牡丹、兰草也经常性出现于独副创作或为主题配景。万里先生在苦禅门下近二十年的学习，其实是继承了八大山人、齐白石写意花鸟的这一派，但他直接是吸收苦禅笔墨，比如梅花、竹子、荷花，这是苦禅经常出现的题材，苦禅有一句名言：“书之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平生习书多于习画，主张以书入画，主张笔墨的金石气味，故而这些先师的主张对万里有很大的启发，万里的作品线条耐看，经得住审美，他去世四十年后，现在观察他的作品依然最受看的是花鸟。

万里的梅花从近当代而来，但他画的是密体梅花，构图饱满、用色浓艳、穿插虚实都极见匠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关山月画了“俏不争春”，即用密体，突出梅花凌寒独自开，以及高洁的品质。万里先生此时有所吸收关先生的构图因素。当然也有万里先生的一种气质直扑眉睫。万里先生也画圈梅，也对清代以来画梅名家有所借鉴为我所用。韩不言先生曾在刘万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野花野鸟”作品上题“野花野鸟前人不堪入画，今吾弟万里外师造化，独有所得，殊有高原风貌”。作为西北生活工作近五十年的万里，他的画面上有一种野逸之趣，所以韩不言说他的画，有高原生机、边塞野趣，这是很高的评价，也确如此，这也是万里先生花鸟画的美学特征。

花鸟一科，远在宋代设立院画，就十分成熟、杰作不断，从理论到实践名家辈出，但它的发达却影响不到甘陇一带，从晚清到民国，陇上画坛擅长花鸟者也有几人，但名不出陇右，新中国成立后的主题性创作重视人物画，因为能反映现实，适合大场面表现，而花鸟并不被重视，山水的境遇稍好一些，因为山水是大宗，能表现新中国建设成就，花鸟就冷落了。其次，陇上清代民国的花鸟画前辈构图与时代断裂、内容陈旧、笔墨老化，不足以启发后来者，故我们看到万里先生的花鸟，主要师承京派、浙派、岭南派，也有关中画派的石鲁，浙派的潘天寿对万里影响也大。

山水与书法

山水画是画家刘万里的主项，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主要创作倾向于山水，山水画是当时为“山河立传”的一种主题性画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凡创作基本是主体先行、人物为先。整个七十年代同样也是刘万里孜孜不倦、光彩照人的十年，这十年间刘万里数十次奔走于三陇大地，画出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重头之作。

1972年，刘万里被兰州市文化局作为人才引进，后来调入兰州市文联负责美协工作，使他能潜心研究，专门从事创作，万里先生的山水画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董吉泉，董吉泉是科班出身，长于画面的整体构图、造型全面，有十分好的专业素养，刘万里魄力与笔墨修养深厚，因此二人合作多年颇能投缘也相得益彰。1973年他赴甘南，在夏河平洼桥、纳木曲草原、迭部林场写生，这些深入藏区草原的写生稿，经过在笔墨、构图上反复的推敲、修改，形成了刘万里山水甘南洮岷语体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看到他的主题性创作都取材于植被发达，草木茂盛的甘南洮岷一带。

刘万里山水画的笔墨素养的来源，主要集中在对近当代山水画一些名家的吸收，他生性豪放，用笔用墨泼辣大胆，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建筑则由董吉泉完成，我们从他发表和见到的原作来分析，对金陵画派中钱松岩，傅抱石，宋文治都有涉猎。相对于他比较熟悉的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直接借鉴的比较多，这是因为长安画派的地理特点与甘肃地貌相近。“长安画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崛起于中国山水画坛，引起世人瞩目，是他们做了前辈山水画家未曾做过的事，当水墨艺术，尤其是文人画成熟的时代到来时，长安已经失去其引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建勋西域与边塞的汉唐气象也没有延续到文人水墨的精神世界，汉唐诗人审美世界中无限壮美的大西北，对于宋以后的文人而言，只是一个诗歌意向，是一种文学存在，而非山水意象，当然也会成为一种水墨存在。所以当赵望云、石鲁们要用水墨描绘大西北的山水时，他们无师可承，无派可传，在只能“师古师今师造化”的“三师”中，狭隘意义“古”和“今”都无从可师，他们只能“师造化”。因此，师造化也就是到自然和生活中写生，就成为长安画派最突出的特点，“长安画派”尚且如此，可比陕西水平普遍低的甘肃画家也只能是一手伸向写生，一手参照近当代南北画家的作品中探寻出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赵望云曾来甘肃祁连山写生，刘万里目睹了不少赵望云的原作，也收藏有赵望云的作品，他对赵望云探索西部山水画法，从章法构图，笔墨皴法都细心揣摩，以其融会贯通于陇山陇水的山水画法，比如在结合西部山水的地理特点上，前辈画家没有提供成熟的一种画法，这种画法既要有甘肃的地貌特征，又要形成程式化的表现技巧。这对于甘肃本土山水画家来说，确属一个难题。所以现在来看刘万里笔下的山水画，是经过了大量写生到笔墨习作再到练习创作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还利用当时的书报刊物、名人画册分析研究，像上海的贺天健、北京的胡佩衡、刘海粟、张大千、傅抱石、梁树年等画坛名家的特点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画家董吉泉曾评价过刘万里一句话即“自我意识很强”，这就说明了万里先生但凡借鉴过的东西，能迅速地熟练吃透以后马上添加进去自己的理解，并且变化为个人的笔墨语汇。万里先生早期的一些作品喜欢吸收“金陵画派”中宋文治的秀润、钱松岩的笔墨构图、傅抱石的放笔直取的“抱石皴”，在树法上他爱写松柏，长一点的披麻皴、斧劈皴也吸收了像梁树年、石鲁等人的画法，如何形成具有甘肃特点的画法，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他的独特的气质已经在画面上彰显出来，这就是甘南及洮岷画法的确立。万里先生是一位具有“画才”的，天份很高的画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兰州还没有书画市场，万里也没有像现在的画家充满“功利”思想，没有钱与艺术的交换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散落在群众爱好者手中的书画作品多是白要的，有的是应酬的，有些是微醺以后挥毫，根本不计功利，而他能收入一点票子的话，多是稿费。

山水画从历史上看唐人开创所谓唐人气韵、宋人丘壑、元人笔墨至明清已成程式化，西方绘画以人物为主，中国画以山水为主，是大宗，原因复杂，深层的根源在于文人士大夫参与绘事，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文人以文史哲为动力，将其引入迥异于西画的轨道，直到清末民初山水画已与文人写意花鸟分庭抗礼，但是民国时期国力衰败、外强凌辱，也极须振奋人心的现实主义艺术，人物画才乘机改良结合西画写实而勃兴，并迅速发展为主流。所以我们看每到国展，人物画入展率高。甘肃美协也重人物画家，特别像我们甘肃描绘黄土高原、画草原、画黄河、画沙漠的历史上就十分罕见，也没有留下可资借鉴的范本，宋代的大画家范宽只描绘了终南，华山的一带而产生其名作《溪山行旅图》，也未到过陇右。自汉唐以来诗人写的甘肃景色的荒寒，年年战争的“边塞诗”。丝绸路上多是青铜、木雕、石窟、造像、简牍、写经。敦煌壁画虽多，但不能启示当代中国画的转型与演变。千年来洞窟中的壁画仍然没有启示出一个在中国画坛上有影响的画家。

到了清代中后期即嘉庆道光之际甘肃出了一个唐琏，以及他的弟子温虚舟也只表现了兰州附近的景色，如阿干镇一带。作为清代画家给转型期的绘画带不来参照系。

因此，我们现在看刘万里的画，站在他去世后的四十年美术史进展的高度上，如果他晚走二十年，甘肃的山水画将出现的新面貌一定非他莫属，因为从气质、事业的追求、学术的探索，他走在前头。

万里先生是一位全才的画家，为什么说他全才，他的书法在画家中属一流，乃完全靠艰辛的努力与寻师访友取得了如此成绩，当代的画家最为人们诟病的就是画上的题跋落款，且不说文意如何，题字十之有九惨不忍睹，如果把万里的字拿出来单独欣赏，放在当今也是属于极高的水平。从这个方面来讲他画面的用线、用笔、点苔、泼墨都势大力沉、不飘、能留住笔，能在物象描绘中添进去笔韵笔味，他的老师李苦禅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放之明清大师堆里都是首屈一指的，苦禅先生极重修炼书法，致老不衰，平生以画法演书法，以书法入画法，刘万里深悟老师的功力所在，一生中从未停止对书法的追求，所以现在来看他的画仍然功力非凡，将平生对书法的研究理解，溶入了画中，这在当时是少见，放在现在来看仍然十分突出。

刘万里早年受王世伟老师的影响，曾学习过于右任标准草书，也临摹“二王、怀素”，“郑文公”，“张迁碑”，后来受韩天眷指点临习过魏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拜访甘肃书坛泰斗魏振皆，揣摩研究魏振皆书法特点，魏老并给他留过墨迹，他也喜欢甘肃另一位大家丁希农的篆书，虽然他对篆书很少涉猎，但他深知篆隶之笔能改变和铸牢线条质量，如同他的老师李苦禅喜欢京戏，并粉墨登场，用京剧的程式、虚实、夸张来丰富画面表现。多艺不压身，万里很明白，在万里平生结交的书法家中已故赵黎泉先生、武威的王维德先生都有助益，因而他的书法讲究一种张力、气势，喜欢写对联大字，在行草中溶魏碑笔意，字的结构上尽量开张，是他行草书一大特点。

中国书法艺术其难度在绘画之上，书法是一种势象之美，是中国艺术的特征之一，无语符的书法和超形象的格局，是就时空的范围摆布下来的心里结构，中国书法为什么能溶于绘画并提高绘画表现，就在势象之美，这一交溶能打通书法与绘画的疆界，进入墨象。临帖将线的抽象气韵贯注于画中，从而使画的品格上升，这就是，“要知书法通画法，兰竹如同草隶然”，妙曲同工。

万里的画也趋向于书的势象，不管他上升到这个阶段了没有，但欣赏他的有些画，确已具备这一境界。

甘肃虽地处偏远，文人书画相对薄弱，但自20世纪，尤其抗战以来，随着敦煌艺术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暂时西移，不少艺术家如张大千、谢稚柳、于右任、赵望云、关山月、黎雄才、韩乐然、常书鸿、吕斯百、洪毅然、段文杰，史苇湘、黄胄等等，或长期、短期在那里任职，或一度访问、居住、旅行、写生，当地一些有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望族、官吏、军人、医生和文化界人士，也收藏了很多书画，这就是说刘万里先生的年龄段刚好碰到了这样一个以兰州为中心的民间艺术圈子，也使他能在某个场合看到东西或受到启发，在品鉴的过程中得以提升到自己眼力，所以说刘万里先生的书画艺术是一个陇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缩影，今天我们来纪念先生，弘扬他的艺术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