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古籍被发现、修复、整理

现在很多小伙伴对于古玩很有兴趣，收藏爱好者也越来越多，关于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古籍被发现、修复、整理的问题，西北艺术网小编也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了解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古籍被发现、修复、整理。

唤醒不可或缺的文化记忆

核心阅读

近年来古籍普查范围不断拓展，刷新了人们对少数民族古籍数量和分布的认知，也让这些古籍有机会被更好地整理修复和保护利用。修补残损的书页、翻译艰涩的文字、发布在线阅览的资源……一本本“天书”中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化密码由此解开，中华文化的图谱更加完整、清晰。

反映彝族伦理规范的彝文古籍《劝善经》，记载傣族史诗的贝叶经《粘响》，藏文、满文、西夏文的《大藏经》……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不同民族的灿烂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几年来，我国古籍工作不断加强，许多过去蒙尘的少数民族古籍逐渐清晰。

总数和分布超过了以往的认知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各地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工作，普查范围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图书馆、档案馆系统，拓展到文博系统等新领域。随着古籍普查的深入，人们惊讶地发现，少数民族古籍总数之多、分布之广超过了人们以往的认知。

“从近年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情况看，少数民族古籍的申报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说。据统计，在国务院公布的5批12274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1039部，占总数的8.5%。

普查发现的藏文古籍数量增长尤为快速，其品类之丰、质量之佳都令人惊喜，为古籍版本研究和西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如发现的元刻本《释量论》，是元至元年间刊刻于大都，比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早一个世纪，推翻了元代没有刊印藏文文献以及明代以前没有藏文印刷实物的说法。在布达拉宫的5座书库里，所藏古籍的系统性、完整性非常突出，而且第五库存有460函梵文贝叶经，这种贝叶经在印度已经失传，极其珍贵。正在布达拉宫做古籍普查的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白张感慨：“我们简直是如入宝山，能近距离接触这么多孤本善本古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古籍普查已完成18120函，水文、彝文、傣文等少数民族古籍的普查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数字化手段让阅览研究更方便

和汉文古籍一样，许多少数民族古籍也面临着虫蛀、发霉、糟朽等问题，亟待修复。但少数民族古籍特有的纸张工艺、装帧方式、书写格式，使其修复难度格外大。像藏文古籍的纸张大都是用狼毒草制作的，纸张较厚，很有韧性，如何修复是个难题。在古籍修复大师杨立群的率领下，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发出“人工纸浆补书法”，为藏文古籍修复探索出一条新路。

迄今为止，云南省图书馆在彝文、藏文、东巴经、傣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先后修复彝文古籍25册，约1.4万叶；傣文古籍9册，360叶；东巴经古籍40册，491叶。云南省图书馆也因此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和经验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

但修复之后，如何更好地让这些珍贵的古籍方便阅览研究？

古籍数字化是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在国家图书馆的带动下，各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云南省图书馆将镇馆之宝大理国写本《护国司南抄》、元官刻大藏经《大宝积经》等极其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全部数字化并在线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完成38部2580拍少数民族古籍的书影扫描工作；贵州完成了包括汉文、彝文、水文等在内的7.6万叶古籍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四川省已累计数字化古籍近7万拍。

运用新技术可以让古籍数字化事半功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吴元丰主持研制了满文识别软件，两年时间就把13万件朱批奏折实现了数字化，还可以全文检索。吴元丰说，如果单纯依靠人力手工，这么大的工作量需要10个人花8年时间才能做完。

人才匮乏仍是古籍整理的短板

少数民族古籍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保存条件普遍较差、相关人才匮乏等问题，给古籍的普查、鉴定、整理、修复和利用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我国傣族古籍集中分布的地区，其中贝叶经是尤为稀缺、独特的珍贵古籍，对于研究宗教、历史、文化、民俗乃至古籍装帧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傣族贝叶经的文字主要是巴利文、老傣文，还夹杂梵文等若干种文字，而精通这些文字的主要是年岁已高的“波章”“康朗”，人数在整个西双版纳不超过10名。“傣族古籍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馆长周杨鑫说，专业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了古籍保护发展工作的瓶颈。

最理想的古籍保护人才应该既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又懂文献学、版本学，甚至要懂纸张、字体、装帧等的历史演变，是复合型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因为不懂版本学，基层的一些古籍普查人员还时常犯错。有一次，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黄润华在某地发现，当地把一些古籍的年代错定为唐代。“如果是唐代的写本，那可不得了，是大新闻啊。可仔细看，这些古籍显然是很晚才出现的，但普查员认为书里写的是唐代的事，于是就定为了唐写本。这就是不懂版本学闹出来的笑话。”黄润华说。

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各地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人才数量已经明显增加，但能够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阅览、编目、修复的专职人员还是不多。“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的短缺状况非常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不能让少数民族古籍将因人才断档而变成‘天书’。”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副主任起国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