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董源的江南水墨山水画派
中国书法的布局和笔法30
第四期:明代草书。明代中叶,草书形成纵笔挥洒、落拓不羁的风格。它们无疑受到唐代狂草的深刻影响,其中一部分作品运用分组线构成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
行间空间是一块狭长的、趋于独立的连续空间,受到两侧单字内部空间的制约,但又绝不被束缚,进入作品后往往略事周旋,即排空而去。它经常作为和其他空间的对比而存在,但人们总渴望将它占有,让奔放的情感和想象力伸展到所有可能占据的空间。《自叙帖》中偶尔出现过这种现象,《古诗四帖》中有过成功的运用,但是大规模的、执着的追求在明代中叶才蔚成风气。徐渭、詹景凤、王问等都创作过这种风格的作品,更早的解缙、张弼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倾向。
这一类作品行距紧密,点画常常插入邻行,与邻行点画形成封闭性空间。这些空间破坏了行间空间的连续性,并迫使行间空间的其他部分也同内部空间互相渗透。但是对这种构成方式的过分追求,会损害作品线条和内部空间的连续性。
我们把詹景凤《草书杜诗轴》(见图一)和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见图二)做一个比较。《草书杜诗轴》中,线条不仅在一行中分开段落,而且还形成许多片贯通邻行的节奏区,作品便由这些面积不等的节奏区域连缀而成。这同一般的分组线构成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过由于这件作品线条连贯性特别强,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按时间顺序而展开的特点。
杨维桢的作品由于字距较大,行与行间有意亲近,自然形成了打破行间界限的节奏区域。此外,这种行楷书行笔的连续性本来就不强,加上作者有意放弃对它的追求,尽管还能感受到单字内部的运动节奏,但就整体而言,时间特征几乎全部失去。肯放弃表现力的重要来源——时间特性而不顾一切去追求空间变化的作者是非常少见的,杨维桢恐怕也只是偶一为之。明末如许友、清代如郑板桥,虽然为空间分布殚精竭虑,但同时也都在谋求保持线和空间的连续性。我们把《真镜庵募缘疏》之类的作品作为分组线构成的一种特例。
严格地说,上面谈到的所有作品都还没有做到单字内、外部空间的完全融合,只是在不同程度上趋近于这一点。完全融合是一个极限,一旦到达这一点,空间的流动、时间的流动将全部停止,原来含义上的书法将不复存在。
明末大部分书法家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都赶紧跳开,以强调线条自身的运动节奏,结果跳得稍微远了一些。王铎对空间具有真正出色的敏感。行间空间在他的草书中成为充满灵性的成分,变化多端,但又不离控驭,偶尔漫不经心地插入内部空间,随即又飘然远举,它与字间空间、内部空间相辅相依,一起流向终点。尽管王铎常常宣称自己不同于张旭、怀素等“野道”,但他的作品空间构成的丰富变化以及与时间特征的默契,都说明他真正继承了唐代草书的伟大传统。对于其他时代可供借鉴的构成手法,他亦甘之如饴,如黄庭坚草书中空间粘合的技巧。但与黄不同的是,王铎的粘合处两轴线端点的距离小得多,即是说,他没有使空间的分布对运动节奏造成严重的影响。
至此,我们已对书法史上章法构成的演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章法的构成可以分成两个系统:单字缀合系统和分组线缀合系统。两大系统包括了书法史上的一切作品。大部分作品归属明确,但也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情况。如字距大而行距小的某些篆书、隶书作品,横排很容易给人以成组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它又无疑是典型的单字分立作品;还有一些作品,单字连缀和分组线连缀混合使用,也不好断然将它们归入哪一系统。不过,判断归属的差别并不会影响到对作品空间的感受,也不会影响到轴线图的制作——仅仅用分组线缀合系统的作图法,便可以作出一切作品的轴线图。单字成组可以看作分组线构成的特例。
这足以证明两个构成系统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分组线构成主要在草书中发展,但对行书和其他书体都有影响。颜真卿《祭侄稿》、米芾《寒光帖》等,线条都有分组的倾向。开始,可能是由于墨色的自然变化而形成节奏段落,后来便成为明显的追求,不过这一类作品都没有违背单字轴线缀合的一切原则。
就章法驾驭能力而言,不管作品属于哪个系统,模仿与程式的把握都属于较低的层次,那只是培养能力的手段和过程,控制线结构的才能仅仅在于对空间的敏感和随机分割空间的能力。唐代狂草表明,这种能力只在分组线构成系统中才能得到充分地表现与发展。分组线缀合系统标志着人们空间感受一次重要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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