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知识：何焯楷书《桃花源记》轴

何焯楷书《桃花源记》轴

有清一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后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校勘名家三十余人，何焯列于诸名家之首，被誉为“开风气之先”的学者。何焯学问渊博，敦气节，善持论，精通经史百家之学，长于考订。

同时，作为一位书法家，何焯在清初书法界影响也很大。他精于楷书和行书，笔墨精妙，与人尺牍，皆藏弆以为荣。《文献征存录》云：“（何焯）楷法极工整，蝇头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重价购之。”他曾受命为康熙皇帝写《四书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宫内。其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并称为“康熙四大家”。

何焯（1661—1722）初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更字屺瞻，晚号茶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编修。先人曾在元代元统年间“以义行旌门”，故而又以“义门”为号，士林称其为“义门先生”。

何焯喜临摹晋唐法帖。其楷书所宗主要集中于唐代欧、虞、褚、柳诸家。清王文治《快雨堂题跋》说：“近时善学欧书者惟何义门先生。”《吴郡名贤图传》谓何焯“书法出入欧、褚”。从何氏流传的作品来看，其楷书确是取法上述诸家，但多有融合，主要有虞楷和欧楷两种面目，而欧楷面目更多一些。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桃花源记》楷书轴（见右图），即是其“出入欧、褚”的楷书精品。此作纵92.4厘米，横33.8厘米，末署“戊戌”，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是何氏去世前四年的作品。该作以欧楷立骨，以褚楷生韵，用笔劲健秀拔，结体工整端严，布局舒展明朗，透露出恬淡清和之美。

何焯的艺术活动集中在康熙时期，其时董其昌书风盛行书坛。但何氏似乎并未受董氏书风影响，而是径直取法欧阳询楷书。这是因为，欧楷从北碑中来，何氏具有浓厚的“尊碑”情结，喜爱欧楷是情理之中的事。何焯在《义门题跋》里对汉魏南北朝碑刻做了大量考订、题跋，并对唐以前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提出“自晋永嘉而后，派别遂分南北”（《予宁堂法书跋》），这一观点实为阮元“倡碑”、康有为“卑唐”之滥觞。同时，何氏特别注意到与北碑关系密切的欧、虞、褚诸家楷书，并指出其得失。他认为欧、虞尚碑循法，得北碑法度而渐失北碑古韵。正因为何氏独具慧眼，沿流讨源，深知欧楷得失，故而他在取法欧楷时进行了适当的取舍：取其温润遒劲、法度周备的优点，舍其伤于劲利、“肩吻太露”的不足。

在取法欧楷、解决了法度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是要找回欧楷渐失的“古韵”。何焯的《义门题跋》在对历代书家的评鸷中，书宗魏晋、崇古尚韵的思想贯穿始终。何氏曾自叹“自恨俗笔，无晋人韵也”（《义门题跋》），可见他对晋韵即“古韵”是何等的向往。尽管何焯自称平日喜临晋唐法帖，但具体而言，他在行书上宗法晋帖如《集王字圣教序》较多，而在楷书上还是辗转于唐代诸家。在唐代诸家楷书中，最具韵味的当属笔意华美的褚遂良。在《义门题跋》中，何焯亦明确表示了对褚书体兼南北、“风韵窈窕”特点的关注。他说：“褚书精美温雅，备具南风，而转折顿挫、夸饰棱角，则出北派。其波势磔法，风韵窈窕，号曰‘美女书’。”从何氏此楷书轴可知，何氏“出入欧、褚”的办法，就是以褚书之“韵”浸润欧书之“遒”，以期接近朗健灵秀、法韵并存的古意。

具体到创作中，何氏此楷书轴用笔一改欧楷方整凌厉之状，起收笔加强提按；点画轻松活脱，颇具姿媚之美；转折方圆兼备，刚柔并济；结字自然平和，不做刻意的险峭状。可以说，此作基本达到了遒逸兼备、法韵并存的创作目的。对于何氏书法的“韵”，清梁巘和近人马宗霍都表示了特别的赞赏：“特秀韵不俗，非时流所及”（梁巘《评书帖》）；“义门日事点勘，故小真行书不习而工，较之习而工者为雅，以其泽古既深，自有韵味也”（马宗霍《霋岳楼笔谈》）。

然而，何氏楷书除了以“韵”胜外，其技法和创造性尚未达到当时一流书家水准。这是因为，何氏在创作上基本上沿袭了“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唐孙过庭《书谱》）的中庸书法观。作为一位翰林编修、校勘学者，何氏楷书讲求中庸自在情理之中。但他一味地追求中庸，最终导致技法趋于刻板，个性难以彰显，中庸变成了平庸。一向主张中庸之道的孔子也知道，真正能达到中庸之道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在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庸时，退而求其次，做一个“狂者”或“狷者”，亦比“阉然媚于世”（《孟子·尽心下》）的“乡愿”要强。基于此，笔者认为，何氏的中庸书法观只是他的一种书法理想，其楷书如《桃花源记》轴在实践上尚未达到他理想的境界，整体上显得比较平淡。因此，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国朝书品》将其小真书列入“佳品上”，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说他“所作真、行书并入能品”，清梁巘资政《四勿斋随笔》只说“义门较有骨气”，都只是保守的赞扬。

相对于保守的赞扬，梁巘等人的批评则显得较为尖锐。梁巘《评书帖》说：“义门未得执笔法，结体虽古，而转折欠圆劲。”王文治《快雨堂题跋》认为“其蝇头书至妙，才过经寸，即未免痴冻蝇”。而清徐坛长更加尖锐地指出：“近书家惟三人：姜苇间、陈香泉、何义门。何临仿唐人甚熟，实得古人笔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着笔描字，不是提着笔写字。”（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三人的批评，概而言之，就是“生硬”、“板滞”、“力弱”———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何氏以褚书的“婉约灵秀”改造欧书的“伤于劲利”、以韵取胜的同时，又陷入了“描字”的窠臼。元代陈绎曾云：“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翰林要诀》）要言之，何氏楷书但少一“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