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百科：黄道周草书《五言律诗轴》

黄道周草书《五言律诗轴》

释文:

日晕透江明,潮来万顷平。一峰冲雨出,孤屿夺波横。帆过虹霓后,雷收花木清。苧衣无所罣,中夜晓风生。 洗心诗似正。黄道周。

晚明书法是明朝同时也是帖学史上的书法高峰。在那个风雨飘摇、动乱频仍的社会背景下,晚明书坛却显示出另外一番气象。较之于明初、中期书法创作,晚明书法作品在载体形式和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出现了变革和创新。它完全打破了“二王”帖学已经趋于僵化的模式,呈现出非常活跃的自由创造状态。它承接宋、元尚意书风,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和澎湃激情的浪漫主义书风,出现了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批浪漫主义书法大师。其中“书画奇古,尤以文章风节高天下”(潘天寿语)的黄道周更是令后人景仰。

黄道周能成为“一代完人”(乾隆赞语),道德、文章、书画超然于一个时代之上,与其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有着必然的联系。与明代大多数有名的思想家不同,黄道周是一个比较倾向于朱子学格物论的独立思想家。他的思想包含了其对晚明政治、社会、学术等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四库全书》中收录的黄道周《儒行集传》等十本书中,有五本是关于“道德”、“品行”的论述。在《儒行集传》中,黄道周针对儒者的言行(即“儒行”)做了详细的分类和阐述。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儒者,在品行上必须具备“特立”、“独行”、“刚毅”、“忧思”等16个方面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表里如一”。很明显,黄道周的书法风格正与他的“儒行”主张暗合。换句话说,黄道周的书法风格正是他自定的“道德修养”的投射和外化。

在明代,黄道周书法独树一帜,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刚毅”则表现为以大量的拗折用笔显现出生拗横肆的特点;而拗折用笔所表现出的紧迫又给人以力量感和压迫感,似乎折射出书家乱世颠沛的“忧思”情态……总而言之,黄道周书法呈现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明史》卷二百五十五)的气象,一如其人。

黄道周论书主张“遒媚”。他说:“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与倪鸿宝论书》)又云:“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洞精笔势,遒媚逼人’而已。”(同上)黄道周的书法,以晋人为宗,尤以取法钟繇、索靖为多。钟、索二家书法古意足、境界高,符合黄道周的书品论观点。可见,他的书法活动,是一种自觉的、内省的对“遒媚”书风的艺术追求,寄托了他不媚世、不屈服的坚毅的人格因素,展现了豪放不羁、气势雄健的格调,以峭厉郁勃,戈戟森森的书风抒发了他历尽坎坷、内心世界异常复杂激荡的英烈情怀,具有“推倒一世之豪气,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概。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是黄道周的草书《五言律诗轴》(见右上图)。此作为绢本,纵147.9厘米,横49.7厘米,现藏南京博物院。此轴录其自作诗一首:“谅无烟驿累,莫责此山堂。林壑形犹昨,苏门啸未妨。道纡难卖履,家远失遗粮。欲倩归云仆,巢移小筑傍。”可以说,这是黄道周草书中的精品。该作洒脱中蕴涵着机敏,流美中显现出刚毅,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态。用笔上,在起笔处使用侧锋或露锋直入,横画作内,转折跌宕,笔势连绵起伏;在字的结体上打破常规,体势趋扁,多取上宽下窄、上松下紧的字法,常常用最后一笔来调整重心,求得平衡;章法则字距紧密,行距疏朗,如流星腾霄,骏马驰地,浩荡而出。但细察之,黄氏此作并不是一味奔泻无余,而是在放纵中有收敛、奔泻中有停蓄,巧妙地将行、草纳于一幅之内而以草书笔意一气贯之。如第一行“烟”、“山”二字,第二行“啸”、“履”二字,第三行“巢”、“筑”等字,好似急流中的危石,纳古拙与流美于一体,置静态于动态之中,“于极粗处见其精细安妥有不得不如此者”(黄道周《石斋论书》),极好地调节了节奏。由此可见,黄道周自有一副冶“二王”与“钟索”于一炉的高超本领。

对于书法,黄道周一方面表现出“切勿以此关心”的态度,视其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并告诫自己:“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余能,少贱所该,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黄道周《书品论》)但另一方面,他对书法创作又极其慎重:“自古俊流,笔墨所存,皆可垂训。如右军《乐毅论》、《周府君碑》,颜公《坐位帖》,尚有意义可寻,其余悠悠,岂可传播?”(同上)因此每遇人求书,便讲究笔墨精良:“某生平书不择笔,则楮墨砚素,都所不辨。然值人求书,怀诸薄劣,大作碍人。”(《石斋论书》)同时他还记曰:“笔墨精良,值于几案,如逢山水时重游之耳。”又云:“每遇败素恶楮罗列当前,泼墨涂鸦真为市朝之挞。”可见他为人作书非常谨慎,是怀有“传播”的愿望的。因此,像这件《五言律诗轴》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黄道周书法精品,都是用绢书写的。绢除了能表现书法细腻的肌理效果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适应当时巨幅立轴创作的需要。

黄道周书法创作的又一伟大之处,就是真正实现了从帖学书法的手卷向巨幅立轴的范型转换,这是黄道周对书法表现力的巨大突破和贡献。在黄道周之前,张瑞图已经做此尝试,但他只做到了控制巨幅立轴的画面气势,却没有建立牢固的纵贯秩序。直到黄道周将生辣朴拙、遒劲浑深的笔墨与意气密丽、流畅奔放的气势相贯通,才真正开创了巨幅立轴的时代。手卷书法大字尽管有米芾《虹县诗》等大字作品,也能很好地拓展帖学书法的表现力,但这种表现力仍有相当大的限度,因为它所显示的仍是相对静止的笔墨技巧和态势。而黄道周的草书立轴作品如《五言律诗轴》,则给人豪放奔泻,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强烈冲击力。正如朱仁夫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中所说:“它既有急牵怒裹的笔致,又有重按轻提的墨意,有时使人狂奔,有时使人亢奋,有时使人窒息……面对黄的作品,不由使人热血奔涌、跳荡激越!”

当然,这一书法范型的转换,更有其时代背景的心理诉求。无论是黄道周的方刚抑倔、倪元璐的异理新态,还是王铎、傅山的沉健雄浑,他们都将世间万象融入笔端,字里行间寄托了无尽的苦闷与抗争,折射出了明王朝覆灭前后社会的巨大动荡和变化。因此,这也是许多人敬重黄道周人品,喜欢其书法但却不愿学习其书法的原因。他的行草书生拗横肆,表现出一种逼仄压抑的情态和迫切崩颓的险势。因而读其行草书,总让人心生乱世颠沛的忧思和国破家亡的痛楚。

每次面对黄道周的书法,眼前似乎就浮现出这位“大明孤臣”慷慨就义、气贯长虹的悲壮一幕:“及明亡,絷于金陵。正命之前夕,故人持酒食与诀,饮啖如平时,酣寝达旦。起盥漱更衣,谓仆曰:‘曩某索书画,吾既许之,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又索纸作水墨大画二幅,残山剩水,长松怪石,逸趣横生,题识后加印章,始出就刑。”(《明亡述略》)

黄道周既能以忠义立世,以气节全身,又能创造出具有独特气骨的艺术风格,是艺术史上“书与人”的完美结合。如此“完美”之人,悠悠千古,亦不过数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