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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感言
中日两国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且仍在继续。
就文化思想来说,日本最早于3世纪后半叶已从中国传入儒学、汉籍《论语》和《千字文》。6世纪上半叶大量传入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学典籍,同时初传佛教。所以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强调了“以和为贵”,“笃敬三宝”,此后以儒、佛文化思想作为日本教育的主要基础,形成日本教育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教育以及人文思想,渗透到当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社会,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对外侵略),大体都维持在“以和求全体之中”,这表现在上述文化模式的确立上,也表现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上,比如个人与家庭、职工与企业等都是强调自我与群体的融洽关系。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严守法纪和秩序,在家庭中夫妻离婚率低,职工工作起来都是拼命三郎。
佛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更是世代相传。佛教自中国传入后,将佛教的来世观与本土神道的现世观融合,达到神佛相依的“本地垂迹说”,一个时期并作为国家宗教,奠定其群众基础。尤其是自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我国宋代禅宗传入日本以后,其“以心传心”、“无中万般有”的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限于宗教方面,而且及于文学艺术、美学理念、艺道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领域。更重要的,这不仅限于当时,而且及于当代。比如至今仍十分流行的俳句、茶道、能乐、枯山水庭园等等,都保持着禅宗的“无”与“空”的文化精神。就文学艺术来说,典型的是当代大作家川端康成、大画家东山魁夷都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临终的眼”里,这种精神贯穿在他们的创作中,仍传承保持着古时所形成的“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情趣。
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的人文思想,以及西方艺术诸概念,主要是经过日本传入的。当时从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们大都东渡东瀛,进行近代文化的求索。当时留日学生之众,不亚于今天的留美潮。他们回国后,带回不少近代的新文化,引进了近代文学的各种主要形态,引进了话剧这个新的戏剧形态,这些对近代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至当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比如,川端康成文学译介过来后,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对一些年轻作家就产生了影响。步入文坛之初的余华就坦言:“川端康成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3年多的写作。”我国教育部全国高等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中,将川端康成的《雪国》列为大学生必读书。
在当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我们诗界前辈赵朴初、钟敬文、林林采取“拿来主义”,学习日本俳句的短小形式、季题及其庶民性、通俗性的内容,又根据汉语句调、大陆的季节感、用语和诗体处理雅俗调和等三要素,与日本俳句相对应方面的不同,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的俳句“汉俳”。林林亲自写有这样的汉俳:“春意何其多,骑自行车也拍拖,沿街唱恋歌。”据说,目前在我国写汉俳的人数日益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近代、现当代文艺,不仅从西方,也从中国吸取文艺理念和素材,并且与日本文艺的理念、素材互相释证,创造出有时代特色又有中日文化风味的文艺作品来。比如,新感觉派主将横光利一的《上海》、井上靖的《天平之甍》、《敦煌》、《孔子》等小说,画家东山魁夷的有关漓江、黄山和丝绸之路上的塞外风景等的水墨画,不无渗透着一种中国文化的感觉、文艺的理念,漂浮着中国文化古雅的面影。
在语言文字方面,随着古代的儒、佛典籍的传入,日本人学习汉字普遍了,写诗作文都使用汉字,多次掀起了创作汉文学的高潮,经过长期吸收和消化,于平安时代,以《源氏物语》的诞生(约1007年)为标志,完成了日本文字“假名”的创造。至今日文中仍保留着许多日本化了的汉字。同时近代以来,在日本用日语汉字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词,我国通过从日文转译西方近代新文化,也使用许多日语汉字,比如民主、科学、美学、干部、辩证法、交响乐、俱乐部等等,乃至当前白领阶层使用日语汉字中的玄关、料理、写真等日常生活用语,成为一种时尚。
东山魁夷在随笔《大地悠悠》一文中说:他的水墨画世界“是由于我对包容着这些(中国)风光的一望无垠的辽阔大地的感动,而这种感动强烈抓住我的心的缘故”。中日文化正是彼此的包容,互相的感动,才创造出两千多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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