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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

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当时稍后一点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此图为《宣和睿览集》册之一。画湖石一座,玲珑剔透,凹凸起伏,歷歷分明,洞竅、纹理富裕变化。湖石的顶端,盛土植以异卉,石旁翠竹亭亭玉立,以显示湖石主人的情趣。作者以细劲的线条,先勾出湖石的轮廓和纹理,后以水墨晕染,成功地表现了湖石坚硬结实的质感与体感。笔法洗练严谨,一丝不苟。花卉以双钩填色的方法画成,妍而不媚,华贵不俗。从作者题跋内容和该画特点看,此图可能是一帧写生画,但毫无刻板涩滞之感,说明画家有扎实的写生功力。卷左有赵佶题跋(不录),款「御制、御画并书」六字,钤「御书」朱文印。下有「天下一人」押。钤「宣和殿宝」、「天曆之宝」、「晋国奎章」等印。卷末有现代人陈仁涛、吴荣光题。《辛丑消夏记》著录。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地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们来说,可能对宋徽宗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好汉,稍微一点拨,你就会知道,那位使整个国家奸臣当道、遍地虎狼、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的、在李逵口中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此人。

从现有史料上判断,宋徽宗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天生艺术家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

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消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一个困惑的问题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李亚平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