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要闻："中国东村"的先锋样

"中国东村"的先锋样

中国东村"的先锋样式 2005年宋庄画家村繁荣年

北京通州区宋庄的画家聚居地,被称作“中国东村”。这里与“美国东村”先锋派艺术家20年前的生活状态也许非常接近,但中国的画家们努力开创着不同的繁荣之路。

今人重返“美国东村”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十几年前,“圆明园画家”们开创了一种在中国尚未出现的新生活方式:在没有任何依附与保障的前提下,用自己的艺术作品换饭吃。

从生存角度看,这种冒险行为在世界大版图中也是具有其独特性的。因为“美国东村”的艺术家即使同样贫穷,但毕竟可以获得部分的政府基金、失业救济金,而且,美国完整的画廊体系和民间社团为尚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提供机会。

可惜的是,“圆明园画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创造的生存样本从来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学家的重视,于是他们的野生状态延续到了十年后的宋庄画家村。在飞速变革的社会背景面前,圆明园-宋庄的大部分画家生存模本似乎已落后于时代。在离城市文明更遥远的郊区,他们仍然过着与十几年前类似“艺术家”同样的生活。

梦想变成差距

通州宋庄乡,是北京最大、最出名的画家村群落,大约有400来位艺术家聚集在这里。现代艺术家是其中最有影响的群体,大约有百十来位,构成宋庄现代艺术主要创作力量。宋庄的地理位置在通州区的城东六七公里处,夹在两条河中间。一条是潮白河,一条是运河。

1994年,当年的“圆明园画家”们来到了宋庄的小堡村。经过改造后的农民房变成了国际上流行的TOWNHOUSE或乡间别墅:高大的复式结构,阳光明亮,有城里人看来奢侈无比的巨大空间和宁静;院子里种着花草树木和蔬菜瓜果,屋子里摆着画家已完成和未完成的艺术品。威猛的大狼狗和各种品牌型号的汽车,组成了画家村里标本似的艺术家居住样本。

居住在宋庄的方力钧、刘炜、岳敏君和杨少斌等人,现在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群体里的重量级人物。

1995年10月,“圆明园画家村”被取缔后,又有很多“圆明园画家”在宋庄买房置地。相对于成功的画家,生活在宋庄的绝大多数画家仍然过着简朴又充满幻想的生活。有成功者在先,同样对艺术抱有理想的人没有理由放弃。所以,这里的画家越聚越多,因为画家村除了能给他们一种艺术的创作与交流环境外,画家集中容易吸引画廊和收藏者,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机遇。

然而,今天宋庄画家村的矛盾是贫富差距。《三联周刊》的一位记者谈起宋庄画家村现状时说:所有中国人都被逼成了商人。一个社会需要那么多商人吗?做商人,人人都可以称职吗?显然不是。宋庄大部分画家都是蹩脚的商人,有的输掉了本金,有的血本无归。他们目前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许是被迫的。

从敌视到繁荣

宋庄画家村的形成之初,画家们在村里的待遇与在圆明园时期类似。村民对这些怪异的外来者非常敌视,这在结构稳定的乡村社会在所难免。每当村里要修公路,或者安装电表的时候,画家们都清楚,他们一定要交纳比一般村民多几倍的钱才行。可无论如何,这里还是要比在圆明园好得多,因为没有被驱逐和收容之苦。

2000年后,状况大为改观,村里有什么重大举措,都会找德高望众的画家商议,画家们在这里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这样的结果,是居住在这里的画家们促成的,也是不断开放的社会带来的良好效果。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来的画家趋之若鹫,房价不断上涨,但并不是所有画家都能及时出售作品来维持越来越重的生活负担。

2005年,将是宋庄画家村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年。这里将有几个规模庞大的艺术中心建成使用,并且还要有一些重要的美术馆和画廊入住画家村。画家村进入有序的市场化进程,会催生更加符合市场标准的作品和新生活方式。但是,艺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画家们需要金钱,更需要自由和独立。

40多岁的宋先生是邯郸人,小时候曾经学过绘画,是画家方力均的同学。他在位于宋庄小堡的工业开发区内购置了数十亩地产,闲置几年后看到画家村的发展状况,决定将这片土地建设成能容纳30个工作室的艺术中心,并以低廉价钱出租给没有自己工作室的画家。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艺术家的认同,30个工作室都有了主人——这是在宋庄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最近,宋庄的画家们都在谈论六环边上由区政府投资建设的艺术家聚居区。可以预见,一个更大规模、更加科学合理的艺术社区又要出现在宋庄。

独立创作的幻想

在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两本关于宋庄画家生存状况的书籍取得了骄人成绩。它们是摄影家赵铁林在宋庄蛰伏5年采访、拍摄完成的《黑白宋庄》,和李勇编写的口述文本《千万别当艺术家》。两本图文并茂的书籍都将触角伸向了宋庄里生活状况差强人意的画家,他们贫穷、执着,时刻在自我解嘲。他们生活的猎奇性,为读者提供了这个时代最奢侈的生活方式:为幻想而义无返顾地选择危险的生存样式。

以“圆明园画家村”为开端,以一种反体制的形式存在,颠覆常规、创建新的人文生态、反主流是这个“中国东村”成员的共同标签。在脱离原来艺术体制束缚的同时,他们以极端的形式为自己赢得艺术生产和艺术创作的极大自主性。这样的模式,既是中国社会制度不完善的表现,也是中国社区建设不成熟的表现。

但生存困境又使这些“将生活艺术化”的画家陷入另一种自主性的丧失:走向市场,尤其是以驻京外国人为主要推销对象的导向,不能保证画家原来标榜的独立和自主创作。另一方面,个人生存压力与自我期许的不可实现,自然村落的散乱与无序,都使“圆明园画家村”既不能在艺术市场中获取足够的象征资本以求得合法化生存,也不可能使村内画家借助于画家村的场域力量获取生存与成功的资源。它的教训在于作为一个先导,使现在的“中国东村”合法存在,并以更加健康有序的良好形态,为多元社会贡献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