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百科：展览体制·艺术潜规则

展览体制·艺术潜规则

协会权力·展览体制·艺术潜规则

自1949年7月起,中国就有了“文联”这个机构。而后又陆续成立了“作协”、“美协”、“剧协”、“书协”等文艺协会,统归文联管辖。“作协”的根子深、底子硬,当时的作协主席茅盾便是新中国成立前“左联”的骨干;“美协”根子相对浅一些,但也主要是由具有资深革命经历的老画家负责。不过,这些画家受当时前苏联“左”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

文联和协会是中国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除苏联外)的一种特殊的文艺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文联和下面各个协会的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等都由中宣部直接任命或提名。这种任命方式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然,1980年之后成立的协会和1980年之前成立的协会在体制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1980年之前成立的协会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基本不涉及利益冲突。因为那时的书画家,政治信念或政治色彩相对浓厚,很少卖字画。即使卖字画,也不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靠协会养着。198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了迅速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进程,而且形成了初步的艺术品市场,协会主导下的艺术体制逐渐演变为名利的角逐场。这样,1980年之后加入协会的书画家的经济诉求势必大于政治诉求。协会里的书画家,可谓是名、利、位三收,不仅可以被协会养着,而且还可以大量地卖字卖画,所以进入美协或书协,主要还不是为当官而当官,因为这种官也算不得什么官。然而,书画家却时时刻刻想在里面混个职位和头衔,为什么?因为只有有了职位和头衔,其作品才更有“市场效益”。

也就是说,1980年以后的协会体制迅速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显规则。中国艺术品市场体制的形成,基本来源于协会和画院体制,即艺术家作品市场价格的高低,基本取决于艺术家在协会和画院中职位、级别的高低。这已经不是一种潜规则,而是一种明规则。也就是说,协会成了对中国艺术家和艺术品在政治和市场上进行双重主导的一种坚固体制。

这个体制惯坏了一群人,而这群人对这个体制既爱又恨、既奉承又谩骂。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对协会体制既爱又恨、既奉承又谩骂的尴尬情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协会中尝到甜头儿的艺术家们,便对协会无限赞美与奉承;而他们一旦在一些展览中落败或落选,就骂骂咧咧。无论是赞美还是谩骂,都隐藏着一种功利的投机主义心态。

与协会相伴而生的,自然是展览体制。展览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也不是最早产生于中国,而是源于西方近代的“沙龙艺术”,但它对中国画家所产生的影响却最坏。展览本身无所谓好坏。相反,它反映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艺术已经走向公民和公众的需要,是现代公共社会的一种重要艺术表达机制。

然而,在中国,展览一旦与协会、画院等官方机构挂钩,就完全变了味。中国的艺术展览现在已经成了协会和画院体制下的一种附加物。它几乎成为画家晋升、晋级和出名的唯一途径。在当前这种协会和展览体制下,画家如果想成名成家,就必须首先加入协会,成为美协的会员。然后,再根据其在协会中的职务、级别划定其作品的市场价格。

按照中国美协的规定,只有参加三次由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展的画家,方有资格申请成为中国美协会员,而每一次举办展览的时间间隔是四至五年。也就是说,你在15年内,若能参加由中国美协举办的三次画展,且都能获奖或入展,才有资格成为中国美协会员。如果错过一次,就要再等五年。若是地方美协压你一次,你也要再等五年才有下次机会。

按照这个规定,一个普通画家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有好的价格,必须参加三次由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美展,而且必须保证每次都得获奖或入展。而为了每次都能够获奖或入展,许多画家尽力揣摩评委们的审美习惯,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拉关系和运作上。这样,真正投入艺术创作或探索的时间就会少之又少。中国现在的画家太多太多,如果每个画家都想挤进中国美协,那么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此。如果真的是按照这种正规选拔的方式晋升、晋级,那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些人并不按规矩出牌,而是逃避明规则,选用其他规则。他们不是先参加三次由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展,而是直接疏通关系,去搞背后的运作。这样的竞争机制显然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竞争机制,再加上不合理的选拔机制,就更不公平了。

艺术协会的这种展览晋级制度,与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古代的科举制度,尤其是明代以后的科举制度,在官员选拔上有一套严格的运作及“防腐”机制。而且,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般是由具有卓越文才或在文坛上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文官重臣或文坛领袖担任。

有专家把关,便使科举考试有一种强烈的专业色彩,避免被外行人把持。可以说,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建立在文人基础之上的文官选拔制度,是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一种比较合适的制度。而现在的美术展览体制,就其制度的有效性和民主性而言,虽与科举制度类同,但在某些方面却逊于科举制度。

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外行人把持着协会的重要地位。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现在中国文艺体制存在的一种现象。就行政管理层面而言,外行领导内行不是不可以。但问题是,很多外行人占据着领导职位的同时,也把持着艺术评判的大权。更为严重的是,它让普通人自然而然地对“美术官”产生了一种顶礼膜拜的权力文化心态。

从古至今,有相当多的人对权力是顶礼膜拜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不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虽然都是文化人,但也有一些人对权力的崇拜和痴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官僚。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们追捧争夺,斯文扫地。有的文化人虽然嘴上成天说“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礼义廉耻”之类的话,但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干的却都是损人利己的勾当。

现在大部分的画家当然还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但一些人披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身皮,干的却是违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精神的勾当,干的是像企业家和老板一样成天跑项目、跑部门、跑领导的活儿,所以说他们是活动家,而不是艺术家。在这种展览体制下,画家变得市侩、功利和狡诈了。

有些画家披着“艺术家”的皮,做的却是出卖良知的事。当然,笔者这里绝不是在贬低画家为了生存而卖的行为,关键看卖的是什么。笔者是一个彻底的市场化论者,不但不反对市场经济社会下的买卖和交易,而且还大力提倡。同样,笔者也不反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自己的经济价值。

笔者认为,卖的行为本身并无不妥。但这种卖,卖的应是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本身,而不是艺术之外的权力和虚伪。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在的艺术界,某些艺术家所卖的几乎与艺术无关,卖的是权力和地位,使艺术成为权贵艺术。而权力一旦与市场结合,就可能产生腐败。尤其是在美术展览日甚一日的今天,无论是官方举办的“国展”,还是地方举办的展览,抑或是大大小小的个人展,几乎都与权力挂钩。展览会上,邀请来参加剪彩的几乎都是行政官员或具有较高职务级别的协会官员。在展览中,谁请来级别更高的剪彩官员,谁就更有身份和地位,这几乎成为当今美术展览的一个潜规则,甚至是明规则。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限于此。更为严重的是,权力本身还误导甚至带坏了一大批社会公众,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艺术价值观和“权力文化”。

“权力文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掌权者本身,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它让社会公众对权力产生了一种惯性依赖,这势必会严重扭曲艺术的审美评判。

与文学艺术相比,美术更具有专业性强、受众小的特点。因为文学作品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可,作家不必非要加入作协这个准官方机构,只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就可以赢得市场和读者的青睐。如这几年屡屡抨击作协的“80后”作家韩寒就是一个典型。虽然韩寒并不受主流作家的欢迎,但他那独立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其作品颇受读者青睐。就这一点来说,笔者觉得,韩寒在当代文坛的价值或许并不亚于作协主席。但美术与文学还不太一样。由于美术的受众相对较少,老百姓大多不懂,很多买画、炒画的老板也不懂,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所谓的“专家”和“专业机构”来评判绘画的艺术价值。而现在所谓的“专家”又大多来自协会和画院。这些带有官方和类似官方色彩的艺术机构,有的是按照行政级别和协会职务级别来评判艺术价值的,所以,协会里所谓的“专家”评判的艺术价值往往不能代表艺术的真正水准。

笔者在此并不是否定协会和画院体制里的个人。事实上,包括协会、画院里的一把手在内,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体制是一个大染缸。体制是什么样的颜色,体制内的人就是什么样的颜色。不被染色的少之又少,像吴冠中就是一个特例。他曾经也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晚年却突然对这个曾经恩惠于他的体制大加鞭挞。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他作为艺术家的真诚和可爱之处。可惜,现在很多艺术家已经没有这么真诚和可爱了。这个体制成全了很多人,但也惯坏了很多人,多一个体制内的受益者,就可能少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

中国现在的艺术体制尽管问题很多,但也让许多平民拥有了晋级的机会,就像“超女”一样,可以通过海选一夜成名。而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笔者曾在一篇谈论中国书法运动的文章中说,现在中国的书法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这种群众性运动的背后,则是一种低俗化的运动。

个体性的低俗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体制所主导下的群体性低俗化。所以,笔者将这种低俗化的趋势演变表述为“运动”。国画亦如此。艺术一旦成为运动,就很可怕了。搞艺术本是个人的行为。艺术家本身是独立的个体,不需要那些与艺术无关的组织来过问。但艺术组织和艺术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而且都会干预艺术本身。

任何时代的艺术家,都会处于艺术制度和艺术体制的桎梏中。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并不会被制度和体制所束缚,他们都挣扎于这个社会体制的边缘。无论是身处庙堂,还是身处江湖,艺术家都有无奈,也都有困难。只是,不同的艺术家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体制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又很无奈。

因此,中国的美术体制应该进行改革。

如何改革?笔者认为,在协会体制中,可将学术与行政分开;在艺术展览制度中,引入西方先进的艺术基金会制度,削弱艺术协会对展览的绝对主导权,并引入博物馆专家评审制度,使美术展览由现在的协会和画院主导转变为由独立艺术批评家和艺术策展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