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詹庚西及其花鸟画艺术
以简胜繁 意韵无限
乾隆后期,“康乾盛世”走到了尽头,清朝统治的腐败日益暴露:官员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军队营务废弛、军纪败坏,阶级矛盾激化。这反映在人物画创作上,是以仕女、美人为题材,表现封建阶层没落情趣的作品需求旺盛。这些作品大多泥古不化,内容没有新意,格调不高。只有极少数画家的作品能取法传统,结合时代,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我们现欣赏的费丹旭《纨扇倚秋图》(见左图)就是这样的作品。
《纨扇倚秋图》为纸本水墨,纵149.8厘米,横44.6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全图虽只有一树一石一栏杆之局部和一仕女,构成极其简单,但却蕴涵着无穷的意韵,颇符合“景愈藏,境界愈大”的理念。画面表现的不知是城郊乡野之景,还是大家庭院的一角。只见太湖石旁有一棵柳树,柳枝萧疏,已无一片柳叶缀挂其上。
柳枝随风舞动,荡出秋天的旋律,让人感受到丝丝凉意。画面的主角是一位身材纤瘦、气质高雅的仕女,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费丹旭《纨扇倚秋图》
只见她优雅地斜倚在石边,手执纨扇,并曲肘置于石上,凝思远眺。她是在欣赏这醉人的秋天美景,还是在思念自己的情郎,抑或是在推敲诗句?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正如清人笪重光在《画筌》中说:“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史稿》也称费丹旭的仕女画“娟秀有神,景物布置皆潇洒,近世无出其右者”。
评判一件国画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意境。意境是作品的灵魂。明代屠隆曾言:“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庄重严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后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显然,要使自己的作品由“物趣”达到“天趣”,首先要解决一个意境的问题。所以“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则奇,意深则深,意古则古”(方薰《山静居画论》),“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虽渲染周致,终属隔膜”(王原祁《麓台题画稿》)。尽管“意”这个概念宽泛、模糊,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它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来表现。
比如,巧妙的构图、熟练的技巧能为意境的营造提供基本的技术依托。这幅《纨扇倚秋图》就是费丹旭通过独具匠心的“置陈布势”表现出来的,画境幽雅高古。独特的构思正是费丹旭能在仕女画盛行的嘉庆、道光年间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画坛举足轻重的仕女画大师的重要原因。
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别号环溪生、偶翁、三碑乡人,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他生活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日益衰败。官僚、地主、豪绅、巨商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社会矛盾加深。科举、官场的腐败,使文人士大夫悲观失望,沉溺粉黛,聊以自慰。而画仕女恰恰迎合了文人士大夫这种精神需求。
所以,嘉庆、道光年间,仕女画盛行。费丹旭的《纨扇倚秋图》借仕女的柔和之美与幽怨之情,很好地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情感特征,从中也可以看出费丹旭素淡、秀雅的仕女画风格。他的仕女画不仅能让文人士大夫产生心灵共鸣,而且也深受社会其他阶层人士的欢迎,成为当时人们争相购藏的对象,正所谓“尺幅仕女,人争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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