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当代书坛是崇“官本位”……

当代书坛是崇“官本位”……

当代书坛是崇“官本位”,还是重“学术性”学术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尊孔崇儒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写得一手好字是古时读书人必需的素质,入仕者既是学者也是书家,所以古代没有什么书法家协会之类的组织。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在老一辈书法家舒同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第一个书法组织的诞生。

一直到1990年启功卸任第二届中国书协主席这段时期,中国书法界学术氛围十分浓厚,出现了赵朴初、沙孟海、启功等学术大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各级书协组织也随之转型,各种腐败现象开始出现并困扰着书法界,主办各种名目的展赛活动的单位逐步开始与经济效益挂钩。随着昔日学术大师的逐渐逝去,书法人才开始青黄不接,书法活动的“学术性”日渐淡化。

虽然近年来各地官方体制下的“××书法院”陆续诞生,却仍未能挽回当代书法学术的式微之势。书协逐步成了唯一主宰书法家命运的组织,“书协会员证”成了社会默认的“市场准入证”,换届时书协领导人的“宝座”成为一些人明争暗抢的“香饽饽”。作为弱势群体的职业和非职业书法家,他们在为获取一纸“书协会员证”而奋斗一生的书法活动中不懈拼搏、挣扎。在时下各种名目的书法展赛活动中,总会曝光一些因正当权益遭受各种腐败行径侵害和剥夺的事件。虽然书坛的主流是好的,但书坛的腐败现象早已在“官本位”上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如多年前江西省原副省长、中国书协会员胡长青和近年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广东省书协原主席陈绍基的落马就是铁的事实。

虞立新

3月27日,本报与中国得一书画院合办的“燕山书谭”在北京卢沟桥宛平城举行了第五回雅集活动。书法家、书法评论家邹正、张瑞田、严学章、彭一超、方玉杰、虞立新等围绕当下书坛滋生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了客观的针砭和探讨。本次雅集还特邀中国书协理事杨明臣提交了书面发言。与会者认为,要建构和谐书坛,发展书法事业,务必摒弃“官本位”,营造书坛良好的学术空气。以下是发言摘要。

当代书坛需要“大家”,而不是“官”

邹正(中国得一书画院院长、书法家、评论家):过去的书法家大多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和研究书法,以学问和书法名世。现在,一些搞书法的人不做学问,到处钻营,以谋取一定权力来抬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达到捞取金钱的目的。因此,书协负责人的位置成了一些人争抢的“肥肉”,“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那些混入书坛领导层的官员,明知自己的书法难能服众,就玩弄权术,不重学术,甚至压抑优秀的书法人才。只要有书法活动的邀请,他们总是排斥异己,抢尽风头,设法让自己出现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是书坛“权贵”,使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名家”,从而达到抬高自己作品市场价位的目的。他们最擅长的政治手段就是喊口号、唱高调儿、耍花架子,利用举办活动之名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掏钱,搞所谓的政绩形象工程。办这个展览、那个展览,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搞这个考察评审、那个考察评审,表面热闹非凡,书法发展空前;实际上,政绩上去了,书坛学术水平却落下了。其实质是,他们对主管部门做政绩,对书坛搞轰动效应,为自己捞取金钱实惠。

方玉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中宣部、中国文联反复强调,文艺家协会要努力“出精品、出人才”,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承担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如果某些人总是想把书协搞成“衙门”那一套,而不把精力放在提高书法创作水平和学术水平上来,书法何以“出精品、出人才”?回首过去,在东晋,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陶渊明隐居南山而成为“田园诗派”的鼻祖;在清朝,有“难得糊涂”的书画家郑板桥弃官回乡鬻字画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书家吴丈蜀退出书坛潜心做学问、搞书法创作……这些都值得我们钦佩和敬重。

梳理一下近百年的中国书坛,到底出了多少大师和大家呢?远的有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新海派大师吴昌硕,“世界文化名人”、艺术大师齐白石;近的有赵朴初、林散之、启功、沙孟海等学术大师。此后,为何再也没有出现学术大师呢?近年来,很多事实证明:书坛急功近利、“官本位”等不良风气的作祟,使书坛中人丢掉了过去艺术界良好的学术追求和传承。这实在令人深思和忧虑!

官员的字能随便称“书法”吗

张瑞田(中国书协会员、《青年文学》杂志副主编):何谓“官员书法家”?即当了官员之后才当书法家的人。众所周知,中国行政机构的数量位居世界之首,官员也如过江之鲫,多得惊人。但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当了“官员”的人,书法专业水平不高,甚至是半路出家,却也堂而皇之地作书法家状,令人匪夷所思。古人说:“术业有专攻。”书法艺术毕竟是一门有传统、有规范的艺术,仅凭胆子大、脸皮厚,或几位外行的谄媚吹捧,何尝可登大雅之堂?

时下是书法泛化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任何人都有机会和可能当书法家,但最有可能的还是“官员”。

彭一超

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大有人在,想当书法家并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也大有人在。我并不否定这些人对书法艺术的喜爱。人有自由选择兴趣、爱好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对书法的选择。作为人的一分子的“官员”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业余爱好呢?但问题在于,你是以什么水平、什么方式、什么渠道当上书法家的。你当了书法家是否卖字?买你字的人的理由又是什么?这就值得思索了。

相比较而言,书法艺术的技术指数在某种程度上低于其他艺术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官员书法家”,却鲜见“官员作家”、“官员画家”、“官员音乐家”,更看不见“官员表演艺术家”。文学创作需要较丰富的文化积累和生活体验,如果语言表达能力不过关,就无法写出有感觉的文字,自然更写不出耐读的文章;若没有接受过素描和临摹的训练,连鬼也画不像;器乐需要天赋;表演要求演员的外形。而书法的外在形式比较简单,我们从小写汉字,写字的本领人人皆有,于是,用毛笔写的汉字在许多人眼里就变成了“书法”。

杨明臣

我希望官员们学习书法,但不喜欢官员们初学书法就冠上“书法家”的帽子,并四处题词卖字。书法艺术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需要时间、耐力、感受、技巧,穷尽一生都难成一名合格的书法家,何况酒后的遣性、得志的狂欢?

“书法官”对书法要有敬畏之心

严学章(中国艺术创作院院长、书画家、文艺评论家):书法界的“官本位”呈愈演愈烈之势。多年来,争着当“书法官”的案例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降低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感,也有损书协组织的形象。哪些人在为书法争光,哪些人在为书法抹黑,是非、荣辱自有公论。

启功先生一生几乎没有争过什么东西,就连中国书协主席的宝座也不是争来的。在第一届书协领导机构换届时,原来是副主席的启功坚持坐在下面,不肯上主席台。由于选举气氛空前民主,投票结果是启功票数最高。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时泪流满面,不由自主地跪下去,他说这是真正的天籁,听它是要跪下去的。这便是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书法界的“书法官”对书法也应该有敬畏之心。

严学章

敬畏之心本质上是一种人格修养,是做人的一种道德操守。内行人当了“书法官”,如果对书法有敬畏之心,就可能在官位上对书法事业的发展做出学术创建;外行人(多半是退居二线的行政官员或老板)当了“书法官”,如果对书法有敬畏之心,也会发挥自身的优势,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如果对书法艺术失去了敬畏之心,一旦当上了“书法官”,便会一心“为人民币服务”,成为书法艺术的害群之马,既践踏书法艺术之崇高,又草菅广大书法劳苦大众,更污染社会的文化环境。多年来,个别“书法官”四处游走,剪彩、讲话、题词、笔会,捞名捞利,成为书坛一大恶疾。以“官”出名、以“官”取利、以“官”谋私,如此的“书法官”,对得起书法这门艺术吗?对得起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吗?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良心吗?一旦不当“书法官”了,你的字还值钱吗?所以,想当“书法官”的人,有本事能打通关节当上“书法官”的人,请扪心自问:你对书法有敬畏之心吗?你对广大书法大众有敬畏之心吗?如果没有,最好不要去钻营,免得留下骂名,成为笑柄。

“学术性”是书法艺术的本质要求

杨明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协理事、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下了灿烂的文明,也遗留下了许多腐朽落后的东西。最为严重的,当属“官本位”意识对后世的消极影响。在封建时代,“官”就意味着社会政治地位,意味着特权,意味着等级,意味着“一时做官,终生为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都在强调“官”为公仆、“官”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官本位”的思想已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张瑞田

今天的书坛,也同样笼罩着“官本位”的阴影:一些人在艺术上并无太高追求,却想尽办法在各级书法组织中弄个一官半职;有的人一世为官,临退休了却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在书法组织中谋一职务;一些收藏者忽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偏重于作者的职务、地位,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官本位”思想的反映。现在,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感觉到它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和危害,但要解决起来,却不是单独哪一个人能做到的,也不是短期内能消除的。只有靠书坛的有识之士、靠大批对书法艺术的真诚追求者有意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反对,才能逐渐使之弱化和消弭。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为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同时也对书法工作者提出了传承和推动中国书法文化发展的使命。大家都应该懂得,“学术性”才是一切学术领域、艺术领域的“命根子”,对于书法这门带有“民族纯粹性”的艺术更是如此。书法艺术的“学术性”应该包括对经典的传承、技法的运用、审美的追求以及理论涵养、文化素养等各个方面。只有在诸多方面继承了前人、在某些方面又突破了前人,我们才能说对书法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才可以说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如果对书法的基本语言、基本技法尚未掌握,即使占据了某个重要的职位,又有何益!

用好“官本位”这把双刃剑,推动书法的“学术化”发展

彭一超(中国得一书画院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理事、书法篆刻家):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论述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时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那时强调的是“文艺服从政治”,书法亦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书法艺术逐步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下的一项事业。像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上的书协就被列入国家事业编制的正处级单位,中国书协就属于正厅局级国家事业编制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分别享受相应的待遇。各级书协均隶属于各级文联主管,书协五年一届领导班子要进行新、老交替,书协主席候选人一般由相关部门提名,报主管部门考察,再通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副主席一般由主席提名再呈报上级批准,也通过会员代表大会形式化选举表决。而地级市(中国书法名城除外)以下的书协,国家基本上不设编制、不养人,其主要负责人一般均由当地党政职能单位领导兼任。一年下来,除上面下拨的少量经费外,其余活动经费自筹。在这种背景下,“书法家协会”这种半官方、半民间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其行政化体制便一直在沿袭着。那些统领一地书协的“书法官”无形之中就逐级在复制着书坛“官本位”现象。

邹正

为什么有些人对“书法官”趋之若鹜?为什么每当面临书协换届时就会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新闻信息”通过各种非公众媒介曝光呢?原因有二。第一,市场的诱惑。老百姓很难从学术的角度辨别书法水平的高低,但能看明白“书法官”的大小,于是唯官职大小论作品价位。这是典型的“官本位”。第二,职位的诱惑。特别是省级以上的书协主要负责人,他们不仅每月能够享受国家给予的待遇,而且还可以享受那些“粉丝”们的“恩赐”。至于谁能当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实在不是“书法草民”们考虑的事情。但值得思考的是,书协换届时,究竟是“书生治会”好,还是“官员治会”好呢?如果是前者(指那些既有较高道德素质,又很有学问、书学水平较高的人),他们在行政管理、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比较欠缺,那么就很难顺利推动书法活动的开展。如果是后者(指那些具有一定书法基础和较强行政组织能力的官员),他们入主书协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各种书法活动搞得红红火火、体体面面。然而到头来,他们搞的尽是那些浅显的非“学术性”闹剧。所以说,片面强调“书生治会”或“官员治会”,都是不可取的。回想民国时期身兼政府大员的大学者——清华、北大校长蒋梦麟、蔡元培、胡适等人,我们仿佛就能找到答案。难怪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在今年“两会”上发出“大学无官,多出大师”的感慨。书坛何尝不是如此!

任何学术都是国家之公器,是事业创新发展之原动力。书法一旦丢弃了“学术性”,就意味着灵魂出窍,徒具僵尸。书法失去了“艺术性”,便是“皮之不存”。那么,“毛将焉附”?总之,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官本位”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是书坛之福,用不好是书坛之悲。书法是“技”,学术是“道”。书法只有走“学术化”之路,摒弃“官本位”,才能把属于文化遗产的书法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官方应科学引导书法发展并提供学术支持

方玉杰(中国书协会员、全国公安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书法作为一门以文字为依托的综合艺术,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来支撑。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书法除了具有实用性、历史性、艺术性之外,更是民族精神之内涵和外延的折射,因此它需要官方的支持和引导。

书法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到目前为止,它还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甚至还算不上二、三级学科,只能归在文学门类中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下面的美术学(二级学科)里面。为什么不能单独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呢?我想,没有系统的理论是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书法主要是人们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实用性大于艺术性,专门进行书法研究、创作的人很少。所以,流传下来的史论就比较少,大部分是作者自己的体会、感悟。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书法进入发展繁荣阶段,爱好者多,研究者多。为培养专门人才,国家在一些高校专门成立了书法院系、研究所,开设了书法专业,从大专一直到博士后都有,从而形成教育体系,对书法艺术进行专门研究。30年来,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就培养了一百多名书法专业硕士、博士。加上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北师大等其他高校的培养,目前全国大概有书法艺术硕士、博士数千人。这些学生现已成为当代书法研究的主力军。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经过系统研究后的书法艺术理论将会更好地服务于书法的发展。由此看来,书法的“学术性”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官方引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艺术的发展,群体是基础,爱好的人不多,就会抑制它的发展。目前,书法不再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学习书法的群体在逐渐减少,这种现象不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这一优秀文化,前年,教育部规定书法为小学必修课程。这种从基础抓起的举措势必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另外,中国书协成立以来持续开展的书法活动也推出了一批人才,促进了书法艺术的繁荣。由各级政府部门兴建的书法艺术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机构,对收藏、展示书法作品,推进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也要防止“官本位”的不良风气,不能把“做官”与“服务”对立起来,做官就是要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不能把“做官”与“牟利”结合起来,以为捞到什么职务就捞到了赚钱的资本;更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凌驾于书法艺术之上,只有尊重人才、尊重学术、排除杂念,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因此,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应当由官方科学引导,有效吸收各方面的能量,为书法提供学术支撑。

真正的书家要立定精神,走学术之路

虞立新(中国书协会员、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历代优秀的书法作品,其作者多数是各级官员或学富五车之士,社会地位与书法水平都很高。书法家的地位与学识也是书法作品之外的一道光环,备受后人敬重。人们因爱其人而爱其字,或者因爱其字而爱其人,他们的书法作品被后人竞相仿效与收藏。

“书法热”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且有增无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书法市场也应运而生,而且日渐火热起来。这些大好形势,一些官员看在眼里,热在心中,烫在手上。这些官员“深谋远虑”,先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书协筹经费、拉赞助,开展书法活动,以此赢得书家们的好感;然后千方百计利用行政手段在书坛谋取要职,捞取名利。书法在他们手中已经从修身养性的爱好转化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甚至变成摇钱树,功利性愈演愈烈。

当代书坛这种特殊的环境滋生了这种特殊现象,此谓之歪风。郑板桥有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清醒的书法家应该抵制歪风,拒绝诱惑,在墨海中立定精神。没有“学术性”的“官本位”书法作品形同泡沫,迟早会一吹而散。“狂沙淘尽始到金”,只有那些甘守清贫与寂寞、走学术之路的书家,才会真正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现代黄宾虹、林散之、陶博吾等,都没有在书法界担任过要职,但他们把艺术深深地根植于传统,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终于成为独领风骚的大家。

当下书坛绝大部分是“草根”书家,要想取得成就,就应该学习前辈大师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尽可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因为急功近利而丢失自己的艺术追求,舍本求末,偏离学术方向。书家们只有坚定信念,书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