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赏析：当下书坛为何产生不了“大师”

当下书坛为何产生不了“大师”

什么叫“大师”?商务印书馆《故训汇纂》上主要有三条释义,有关古籍引注深奥、烦琐,简要地说,一指“大起军师”,二指“王出征伐也”,三指“宜谓大众”。《辞源》上的释义有四种:其一为“大部队”,其二为“对学者的尊称”,其三为“佛十尊号之一”,其四为“古代乐官之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三种:第一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第二是“某些棋类运动的等级称号”,第三是“对和尚的尊称”。显然,上述三种权威辞书对“大师”的释义大同小异,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更具当代性。

近三十年来,我国相关行业正式授予“大师”称号是始于1979年国家文化部授予的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是对在工艺美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命名的国家级称号。而在书法专业并没有“中国书法大师”的荣誉称号。目前,属于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中国书协会员”称谓,是衡量书法人是否达到国家级水平的标尺,虽然不是与晋升和工资挂钩的职称,但却是作为文化艺术评定职称的参考依据之一。体制内的书法家往往在国家人事部门申报职称评定时要归属到“美术师”系列,只能参加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级美术师”职称评定。

囿于国家相关体制方面的原因,目前还没有给“书法大师”定性、定位。但在人们心目中,“书法大师”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如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书法导报》联合社会各界评出了“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按评选得票数顺序排列为: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毛泽东、沈尹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这个名单上的书法家无疑是令所有书法人顶礼膜拜的“大师”。其中除了吴昌硕、齐白石,其余的基本上不是职业书法家。告别这些渐行渐远、耳熟能详的“书法大师”,回眸近三十年,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像以上十位那样在书艺成就、学术影响、人格魅力等方面均高人一筹的“书法大师”呢?这无疑是当下书法界普遍关心和广泛议论的话题。

7月19日,本报与中国得一书画院组织书法家、评论家邹正、刘俊京、彭一超、张瑞田、刘洪洋等,在北京宛平城中国得一书画院举行了第九回“燕山书谭”雅集。大家围绕我国当下书坛为何产生不了公认的“大师”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版在此择要刊发。

学问、涵养是“书法大师”之根

邹正(中国得一书画院院长、书法家、评论家):近三十年来,人们熟知的书法名家中,还没有听说某某能称为“书法大师”的。或许书法大家还在民间做学问而深藏不露,或许已被慧眼识珠之人发现而不被书协承认,暂未得到社会的公认。

这种现象每一个时代都有。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出身寒微,未能顺利地读书、入仕。他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生时志竟不遂,而他的书法和论著《书谱》对后世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徐渭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心和报国愿望,但一生坎坷,直至41岁,八次乡试,始终未能中举。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什么屡试不第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徐渭性情放纵,不拘一格,写的文章不合考官的口味。他虽系落魄文人,但凭着一生不懈的努力和执著追求而终成后世公认的“书画大师”。

近三十年来,书坛为何出不了“大师”?我以为,由于功利主义盛行,书法人心态浮躁,出现了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使书法的人文精神迷失。当精神虚脱后,书法家开始过分追赶时髦,追名求利,理想信念偏移,思想道德滑坡,精神生活颓废,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都与成就大师的轨迹背道而驰。

自从有了书协,就有了“书法官”。其实书协就是“服务站”,但在服务中很容易尝到“甜头儿”。因此,一些书法家发誓要进入书协,甚至拼命也要在书协中谋求一官半职;一些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也来争当“书法官”。从书协举办的名目繁多的书法展赛来看,参赛、获奖的书法家有如范进中举,一旦获了奖,就拥有了很多有形或无形的资本,更重要的是为“走穴”获取更多润笔增添了砝码。不论是范进、李进,还是张三、李四,只要在书协举办的书法展览中获奖,带给他们的就是“名家”效应和实惠的利益,一切书法活动都会和金钱利益挂钩,从此衣食无忧。这样一来,有的人就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关系,攀人缘儿,走后门儿。

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行为可总结为两个字——交易。有的人为了投一个好“主子”,鞍前马后,甘当“奴仆”。为了入展、获奖和进入书协,讨得书协领导和书坛权威人士的欢心,或献媚献身,或花重金投其门下,做了鲁迅笔下的“哈巴狗”。于是,书坛的腐败就像瘟疫一样蔓延,明争暗斗、争权抢位之事时有耳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最恶劣的病症就是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最危险的就是吏政腐败、官方交易。

近三十年来,书法家们陈陈相因、食古不化、毫无进取,出不了“书法大师”,不足为怪。林散之、高二适见面只谈学问,不谈书法,这说明学问对一个书法家来说是多么重要。书法是学问之后的余事。没有学问的书法家,犹如只有外表漂亮的美女,没有修养、没有内涵和气质,只会仿效他人的书法,写出再好的作品,也仅仅是复制品而已。书法要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滋养,要靠学问来深入。

当然,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书法大师”也许就在民间。民间不乏恃才傲物、性格独特、我行我素的学问家、书法家。他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他们不会迎合书协领导、书坛权威和评委们的喜好。如果当今的书法家能像明末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隐迹“荒山”那样做自己的学问,就大有希望。一个书法家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学问和独立深层思考的能力,坚守自己认为该坚守的东西,才能拨开迷雾,看到书法艺术的实质,才能成为书法“大家”或“大师”。

戒躁、博修是通往“大师”境界之路

刘俊京(北京书协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协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提到“大师”,人们无不敬佩。人们都向往成为“大师”,然而这谈何容易!“大师”是人品、艺品、文品等博修的结晶。就拿弘一法师来说,他擅书法、工诗词、能丹青、通音律、精金石。其早期书作凝重厚实、疏朗劲健、笔意开张;出家后所作则超逸、淡泊;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他把佛家禅意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浑然天成,别开生面。

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为什么难出“大师”呢?其主要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使人浮躁,使书法艺术成为一种商品。急功近利,不去勤学、博修,不懂得、不顾及艺术的存在需要文化的支撑,结果形成大批写字匠,作品面目单调、雷同。

书法不是单纯写字,书法应与中华文化联系在一起。文字的由来是文化记载的需要,书法与汉字文化的结合,才使我们的书法成为不朽。正如《左传》中所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书法也是如此,书之无文,行而不远。也就是说,书法要靠文化来支撑才能传得久远。

中华民族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在历史的变迁中被各朝代不断丰富和创造而流传至今。它们之所以经久不衰,正是有不可磨灭的“道”的存在。书法亦是如此。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获取?有句古谚:“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而现在很多书法人守着自我感觉良好的“惯性经验”不放,认为自己写得蛮好了,不去从别人那儿获取“真经”,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技”进乎“道”,技法只是书法的一部分。书法作品之所以能传情达意,主要是它能体现作者修养之“道”,这很重要。古代书法都不是单纯的写字,书法往往是由其他工作带动而来的,“做什么”往往对其书法产生很大影响,如王羲之、颜真卿、米芾、欧阳询、宋徽宗、康有为、于右任等人的传世作品无不是他们人生修养的结晶。就拿欧阳询来说,他做率更令,就是负责掌知漏刻(时间)的官员,所以他的字工整严谨。

总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书法爱好者、书法家只有沉下心来,戒除焦躁,广学博修,才能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才能丰富自己作品的艺术内涵。切忌成为抄书匠、写字匠,沦为“人民币书法家”。要提高综合修养。现在有很多书法家在修绘画、篆刻、戏曲、诗词等姊妹艺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只有这样戒躁、博修,才能不断靠近“大师”的境界。我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像弘一法师那样的“大师”出现。

书坛进入远离“大师”的时代

彭一超(中国楹联学会理事、中国得一书画院秘书长、评论家):什么是“大师”?蔡元培先生当年说过:“大学者,不是因为有大楼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中有大师的缘故。”“大师”,就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崇仰的学者。“大师”一词,见诸多种典籍,有多种释义。不管怎样,它既是一种尊称,也是华语传媒广泛使用的词汇,令人敬畏。近三十年来,文艺界特别是新闻界、书画界关于“大师”的讨论,好像一直没有间断过。自今年4月以来,伪养生大师、“神医”张悟本被主流媒体曝光,以及享有高龄的美术大家张仃、华君武、吴冠中的先后离世,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大师”的关注和思考。平日同事、朋友之间口头儿上调侃一下称呼某某为“大师”,没有谁去较真儿。然而一旦要在纸媒上出现“××大师”一词,白纸黑字,那是要特别慎重的。

七八年前,我针对某一事件撰写了一篇名为“先立标准,后评大师”的文章,发表在某书画专业报纸上,还引来喝彩声。如今怎样看“大师”的标准?我有如下浅见:第一,“大师”首先必须是一个有原创性学术理论专著传世的理论家;第二,“大师”必须是一个能把个人认识变成群体认识的传道者;第三,“大师”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修养和胸襟的“大德仁者”;第四,“大师”必须是业界具有较高书写水平且能代表某一领域的前沿水平和时代成就的学者;第五,“大师”必须是一位敢于担当责任和包容万物的“大智大勇者”;第六,“大师”应是一位具有寿者相和人格魅力的“无量寿者”。

上世纪50年代,齐白石、黄宾虹先后获得国家文化部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而不是“书画艺术大师”。而事实上,在文艺界人士的心目中,这两者之间的文化考量是可以画等号的。然而,当我们上溯20世纪百年的学术文化史,便不难发现,1950年之前,高校各个学科的“大师”非常多,唯独书画界基本上没有“大师”。1950年至1980年这30年间,“大师”这个称号在各个学科领域都被废止了。从1980年至今,高校各个学科中都没有了“大师”。客观地说,学术界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往往需要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过滤。其实“大师”就如同“历史人物”一样,最终要写进历史。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必定是真“大师”。我认为,“大师”者,非凡人也;“大师”者,乃通才也!

历史的车轮把我们带到了21世纪信息文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又远离“大师”的时代。通过上述分析,我以为,以1980年为临界点,近30年来,书坛之所以产生不了大师,其主要原因应该是背靠的历史资源不同。第一,30年前没有书协。那时公认的几位“书法大师”,无一不是学富五车、闻名于世的学问家。他们都是生活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民国是他们事业发达的壮年时期。他们或身为政府要员、或执教高等学府,都更多地接受了民国时期良好的中华文化传统熏陶教育。第二,20世纪80年代初正处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改革开放初期,书协刚成立不久。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书法在经历了断档、变形的文化传统之后,正百废待兴。已处于中、晚年的学术大师到新世纪前后都逐渐离世,人才青黄不接。在传承链上,历史文化资源的断流,注定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有“书法大师”了。如今,我们的确还处在书法普及的信息时代,书法的繁荣却掩盖不了“大师”的匮乏。倘若当今书坛能出几位书法大家,便已幸甚!

当下书坛没有“书法大师”,也不需要“大师”

张瑞田(《青年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评论家):以习惯的观点来看,“大师”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而每一个时代无论如何是离不开“大师”的。也就是说,“大师”有绝对的意义、绝对的价值。

其实,这种观点没有新意,无非是以个别解构群体、以榜样替代大众的庸俗史观的翻版。尽管没有新意,其对人的迷惑、对现实的影响,却普遍而深远。

我更多地相信集体的力量。首先,我不相信“大师”们可以把漫长的一段历史浓缩,进而有理由遮蔽同行们的文化光芒。其次,我也不相信“大师”的作用,更质疑仅需要“大师”的社会与时代。所谓“大师”,是历史的筛选,也是政治和商业的需要。我赞成隔离两个世纪,评估那些在文化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化人,确认他们客观的历史地位。但是,客观评估,应绝对是科学的分析;认识他们卓越的贡献,是为了显示人类的高大,与造神、个人崇拜风马牛不相及。

现代社会强调个体生命不可替代的价值,“偶像”、“大师”、“巨匠”等等,分明印有陈腐的烙印。他们的出现,是对大众智慧的怀疑、对个体人格的嘲弄。

当下书坛本没有“书法大师”。书坛造神者极具欺骗性。他们借助一些人的外在条件,诸如官阶、经济地位、社会影响等,利用现代传媒,夸大事实,将一顶顶银光闪闪的“大师”帽扣在这些人的脑袋上。这些喜欢当“大师”的人,却因这顶荒唐的帽子而沾沾自喜。

当下也不需要“大师”。在一个需要对个体生命保持充分尊重的民主社会,在要求人格平等、博爱、精神自由的现实中国,制造一些不伦不类的、凌驾于人之上的“超人”、“大师”,显然是逆历史车轮而倒行。

可以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也可以说,文化史是一部“大师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陶冶了百代中国人的《诗经》、扩大了书法审美视野的北魏碑刻、颠覆了传统书法观念的汉简等等,均是中国人匍匐大地的精神诉求。这些真正的、朴素的文化经典,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大师”是人品、学养、见识锤炼出来的“圣人”

刘洪洋(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导师):“大师”之作应该具有明心见性、写情明志之象。他们通过分朱布白、笔墨意象感悟人生、活在当下。《易·系辞上》云:“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当下书家终未能摆脱“心为物役”的尴尬境地。丰子恺论及李叔同出家因由时曾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像弘一大师那样走进灵魂生活层次的艺术家屈指可数,当代书坛不能达到这种弘扬律宗佛学“字既是法”的境界。所以,天赋、用功、经济、环境是出现“大师”的必要条件。

人心浮躁已明显反映在当今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精彩的世界导致人们不能平淡地对待生活,不能平静地砚边耕耘,更不能不为名利而倾心学习、研究、创作。人心“静”不下来,观念“净”不下来,人与人之间“敬”不下来,那么“境界”还能上得去吗?若境界不到,大师何来?此其一。其二,对书家个体来讲,成为“大师”须“先天必有,后天必补”。“先天必有”指的是天赋和智商,“后天必补”指的是勤奋和情商。此外,没有经济的支持,就保障不了物质来源;只为生计忙碌,没有很好的生存前提,就不具备良好的艺术环境和艺术氛围,就没有发展艺术的空间。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作者驾驭这种语言的能力与自身性情学识的统一,都是哲学的不自觉反映——不知不觉中表现“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宋苏东坡曾对比士人画马与画工画马:看前者如阅“天下马”,因为“取其意气所到”;后者因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看数尺便倦。形成如此之大的反差是由于作者性情与学识的不同。技法可以强化,学识、修养、情感却需从读书中获取,在品味生活中涵养、内化。若见识不到,虽徘徊古今,却胸无丘壑,又怎能锤炼成“大师”呢?“大师”不是在简单技法层面上打造出来的,没有相当高的人品、学养、见识是难成“大师”的。

艺术的普及需要“热”,只有“热”才能普及,才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艺术的拔尖人才需要的是“静、净、敬、境”。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书家的天赋才能曲尽书法妙极之境界。大凡集古今之大成的“书法大师”,都善于融会贯通,并达到了心手两忘、笔墨俱化之境界。在我看来,作品具备一种天然逸出之妙趣,气韵生动、平和简静、不激不厉,超越常规、偶合神交,诸体皆工、自成面目,使人莫能窥其巧者,才为一代“书法大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