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中国艺术从五四走了有多远

中国艺术从五四走了有多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对其评价,无论汹涌澎湃也好,泥沙俱下也好,城头频换大王旗、好斗的文化传统自此开始也罢,“打倒孔家店”,以及“德先生”和“赛先生”却是不可回避的几个关键词。其中“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为中国树立起的两个新权威,其启蒙意义,对于中国大众可谓开天辟地。中国的艺术亦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揭开了崭新的一幕。正如新文化运动有鲁迅先生为代表,中国艺术各门类也各有其领军人物,他们如伏尔泰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意义一样,叱咤风云,即便90年过后,人们还记得他们。以此作为参照物,如今中国艺术既缺乏如鲁迅先生一样的旗手,又风水轮回一般重新祭起孔孟大旗,尽管中国艺术几代人艰难曲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距五四的新文化精神到底走出有多远,却值得思索。

也许,权威的丧失,本身就是“祛魅”的过程,是启蒙应尽的内容之一,文化多元并存,草根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造反,说明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艺术的表现。而孔孟的复苏,也是对五四西学对于传统国学批判偏颇的纠正。中国的艺术不断在和五四精神反思和对话的碰撞与调整中,拓展了开放的视野,不断进步,而所有的这些进步都是和五四精神链接的,或者说是对五四精神的承继和发展。

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过文化仅仅限制于科学、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回事,彼此谁也不包括谁。这样说,陈独秀强调了文化的独立价值,也限制了文化的社会意义,亦即降低了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启蒙意义的至关重要。如今,我们对于艺术自我放逐和把玩的理解,想来也并非没有传统。五四运动大潮过后,中国艺术迅速回潮,再没有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种对于艺术追求的“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也缺少了蒋兆和先生画《流民图》、徐悲鸿先生画《愚公移山》那样对于时代和人民深切而自觉的关注、理解和投入。于是,我们的艺术变得软弱、自我、自私和功利起来。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来自个体,而取决于时代,特别是在阶级意识取代人的意识的年代里,我们的艺术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实践,变成了单纯紧跟形势的讴歌,成为了艺术的修辞策略和明哲保身的护身符,已经背离五四启蒙精神。

以音乐为例,五四之后这近几十年来,在变得多元丰富、个性充沛的同时,也常常让我们惘然若失,我们反复演出并能赢得世界声誉的,更多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而《黄河》还是从冼星海那里繁衍而出,我们并未能超越冼星海多少,我们对于音乐生命至诚而单纯的投入,似乎更没有胜出多少。至于我们越来越推崇并热衷的大众化歌舞晚会,和以培养新人为己任的歌手大奖赛,不是走宏大叙事的路子邀宠媚上,就是吃别人嚼过的馍,透着几分虚假和造作,屈膝于权威、评委、名次、市场或时尚,离冼星海这样前辈音乐家就更加遥远,更遑论五四的启蒙精神了。

我们如今的美术界,也许更令人汗颜。尽管我们拥有许多美术大家,远避尘嚣而孜孜创作,毕竟难以抵挡功利美术的甚嚣尘上。拍卖会上的价格热闹和赝品的泛滥,展览会如同展销会的鱼目混珠和金钱的侵入,美术院校学生的不断扩招(宿舍都住不下,学生挤进临时简陋宿舍,以致宿舍坍塌),不是为艺术自身而是为名利在如蚁一样盲动,都在不断蚕食着自己和艺术的生命。

由于我们缺乏对于艺术真诚的投入,对内容本质的把握,在商业时代为谋求名利双收,我们的艺术便极其愿意退而求其次,越发讲究形式的创新,以此弥补我们精神苍白的千疮百孔,来吸引人的眼目,赢得票房。在我们的艺术舞台上,便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标榜的所谓创新之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电影《梅兰芳》,它将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的中国京剧的变革蜻蜓点水而过,迅速转化为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恋情风波,更主要的是它将那场关于京剧改革的斗争简单化为梅兰芳的新潮时装戏《一缕麻》和十三燕(其实是谭鑫培)的传统老戏之争,简化并扭曲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里京剧变革的意义,造成了对于京剧变革出路的误解,以艺术的新旧之争,将艺术真正变革的意义偷梁换柱。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盛行大制作,以为是创新的必不可少之举。舞台上流行跨界导演,如借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的舞蹈导演来导演京剧,阵容强大,制作豪华,光是铜雀台盛景、火烧赤壁壮观、草船借箭梦幻这几处布景装置,就足够金碧辉煌,真有点儿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的劲头。这是近年来戏剧革新都要唱的前奏曲,都以为借助于高科技制造的花红柳绿,就可以达到艺术创新的目的。如此改写艺术创新的本质和意义,更是远离五四的精神。

中国当代艺术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不满足现状,正视现实,反思我们距五四到底走出了多远的路,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记得前几年曾经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展览馆前看到过这样一条标语:“文化在一个国家的位置是一个情人的角色。”这是一条有意思的标语,我不太明白他们的艺术家在这条标语中表达的真实意思,是反讽,还是认同?我们的文化与艺术在我们的国家中应该是什么角色,却是明确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在不断探求和努力的。我们当然不应该把我们的文化艺术仅仅作为一个情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