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画历史 传承中华艺术瑰宝的独特魅力
竹之气节兰之柔劲， 赵雍
一部中国绘画史所承载的是中国文化特征下的那一幅幅烟雨迷蒙、婉约典雅的诗性图画。在中国绘画史上,一批批饱览诗书、满腹经纶的文化人凭着自己执著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最终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不管是主张诗、书、画一体,还是主张笔墨的自娱自乐,他们的作品都传达出对疏简与清新、隐逸与超脱的个性追求。同样,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水墨花鸟画也被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象征。文人士大夫在构建其审美体系与笔墨符号的过程中,将“四君子”(梅、兰、竹、菊)作为自己笔墨表现与精神追求的物象。中国绘画的大部分篇章是对文人画形成与发展的林林总总的记载。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着色兰竹图》(见右图)为绢本设色,纵74.6厘米,横46.4厘米,由元代赵雍创作而成。此图体现的正是文人画笔墨的审美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指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元代的历史虽然不到百年,但在艺术领域里却极为灿烂、辉煌。在绘画上,元代不仅出现了以“元四家”为代表的山水画墨笔体系,而且还强调文人画“为士大夫词翰之余,适时之兴趣”。元代画家多将书法用笔运用到画法上。如柯九思在《竹谱》中写道:“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汤垕在《画鉴》中也说:“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四君子”题材已成为文人士大夫聊寄逸兴或排遣抑郁的一种手段,其中竹多被用做“写愁寄恨”。中国绘画史上不是有“喜写兰芝怒写竹”一说吗?文人士大夫把超逸作为绘画的最高境界,因此他们多表现清淡的水墨写意画或小写意画。“以素净为贵”,借物抒情,写胸中逸气,成为历代文人画家毕生之能事。
展开赵雍的这幅《着色兰竹图》,一股清新淡雅的气息扑面而来。全画着墨不多,素雅洁净,用笔干脆利落而不妄生圭角,有一种脱去人间烟火的淡逸之气。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着色兰竹图》(见右图)
为绢本设色,纵74.6厘米,横46.4厘米,由元代赵雍创作而成
“以书入画”这一文人画艺术的表现特质也体现在《着色兰竹图》的每一个细节中。如赵雍以隶书笔意撇出兰叶。其形态舒展、飘逸,淡淡然而有生机,不见丝毫的躁气,可见画家写兰时的淡泊心境。古有“写‘四君子’以写兰芝为最难”之说,然赵雍却以刚柔相济、方圆结合的笔法将兰叶的长短、疏密很好地表现出来,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
在《着色兰竹图》中,赵雍似乎把这咫尺画幅当做笔墨舞台来抒发自己的艺术情感。他在画面右半部分的中间位置写竹干时多用短笔,行笔顿挫有致。此画中,一边是长长的、飘逸的、舒展的兰叶,另一边是短短的、弯曲的、劲挺的竹干。两者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是全画用墨最多的地方。竹叶以花青色写出,恰好与以墨绘成的竹枝形成对比,用笔爽朗,层次分明,从中可见画家对自然物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的刻画。
古人多用“空谷幽兰”来比喻高洁之士。
赵雍也以此来构思这幅《着色兰竹图》,将幽兰置于坡石之上。在一片山涧幽谷之中,生长着一束迎风摇曳的兰花,与蓬勃向上的翠竹相呼应,此布局可谓独具匠心。还需特别留意的是,元人的山水技法已明显不同于宋人。宋人多以短笔勾画山石的轮廓,再以斧劈皴和多层墨色进行皴擦;而赵雍一改宋人的习气,另辟蹊径。他先以遒劲连绵的长线勾画出山石的外形,再以干笔皴擦出体面,最后以淡墨罩染,使其层次分明。此作主要采用了写意手法,水墨淋漓,呈现出浓浓的书卷气。显然,这与赵雍追求雅致淡逸的绘画意趣是分不开的。当然,他在坡石的处理上加强了运笔濡墨的力度,以强化“骨法用笔”,从而使坡石与兰竹形成静与动、方与圆、刚与柔的对比。
赵雍在《着色兰竹图》中以花青写翠竹,以汁绿写兰叶,以粉色勾花瓣,设色含蓄、淡雅,与画中的意境搭配得十分协调,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元代花鸟画精品。
元代文人画家在外族的统治下,一方面对朝廷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借助绘画这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怀。而赵雍写兰竹是否也是为了说明自己具有像兰一样柔劲、像竹一样坚强的品格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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