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新的审美 现代与传统经典的碰撞—中国青瓷全新的呈献
日本书法
迈入20世纪,外来文化开始侵入日本,使得原本纯粹的日本东方文化结构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战争的刺激,加速了这种社会文化的改变进程。大量欧美文化不断输入日本,动摇了传统的文化思想和理念,表现在艺术上,则是改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创作思维。书法依然是文化变革时期的典型代表,这决定于它作为日本文明真正开始的载体。
《笔魂》 种谷扇舟 作
日本书法经历了一千数百年的发展,虽然在不断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具有了日本本土的文化性,但自始至终未能脱离“中华精神”,这恰恰印证了日本书法的源泉即发之于中国书法。追溯真正的日本书法史源,圣德太子的大和时期,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书法作为其传播载体而不自觉地在日本传播开来。由于传播的特殊性,书法的形制也同时被佛教的文化特性所约束。因为佛教文化精神唯以端庄的楷书为表现,故此,传到日本的最初的书法大都以写经体为主流。经过两个世纪的积累和发展,日本的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即平安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以其“民族性”的确立而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虽然如此,这一“文化的民族性”也是由于广泛吸取中华文化而形成的。这时的“广泛汲取”已不仅是停留在佛教文化层面上,而是于文学、诗词、政治体制、艺术等等方面无所不及。毫无疑问,这时的日本书法不可能脱离中国同时代极为流行的唐风书法的影响,如最澄、空海、藤原氏族等人的书法,无论是怎样的“本土”,“二王”的书风也是他们的根本。其构成元素如影相随,只不过每个艺术家的创作“心境”不同而已。
《白云》 江口草玄 作
随着平安时代的结束,新的镰仓“武士文化”的兴起,日本书法真正开始了求变,其主要表现是假名书法的繁荣。无论是书法本身还是制作形式都达到了极至,每个书写者都在表现着各自的思想追求,而非千篇同一的风格。汉字书法也一改平安时代的雅致、润泽的风格,而向张扬、拙涩、敦厚等形式发展。无论是汉字书法,还是假名书法,都无一例外地在构成元素上深受同时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影响。而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书法呈现了唐样书和和样书的二层化构造现象。即使如此,日本书法的文化精神依然是“中国精神”,只不过这一精神成为了“复古”追求,使得唐风、二王再次如平安时代,在江户时代复兴为日本书法的主流。
《宗左近诗》 千代仓樱舟 作
如此费尽笔墨地罗列日本书法史上的大变革,无非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千年以来日本书法纯粹是中华血脉。而发展到20世纪的日本书法,再次迎来了大变革时代,而这一变革截然不同于日本书法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以往的变革都是因为受到中国书法变革的冲击,而20世纪的变革却是来自于欧美文化的整合。这个整合是从文化思想的根本理念上的,所以单从日本现代书法上来看,这是对传统书法文化“破坏性”的发展。无论是墨象书、意象书、少字数书还是诗文书,他们都不同于传统日本书法的流派,以特定的风格面貌以一贯之,而是同一书者可以涉猎多种现代书法的流变形式。
井上靖诗《幻的湖》 金子鸥亭 作
这种创作现象的形成更是趋于自然,是对艺术家思想多面性的展现。从墨象书、意象书、少字数来看,似乎更倾向于个人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表达;而诗文书从文化性上来看,似乎是从个人激昂的感情爆发而走向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当然,这个回归不同于20世纪之前的所谓“回归”,它注重于传统文化与现代书法表现语言的结合,这样更完整、更完美,从而从观照“个体”走向观照“世界”。如比田井南谷的《电》系列,他的创作语言游离于传统书法的创作之外,仅仅借用书法的墨、线来描绘作者的心迹,而这个心迹则展现了迷惘、无助和彷徨的思想。这种表现是从个人情感出发,是创作者对自己压抑情感的宣泄。他们没能用大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而是用了诗文书这种形式。
金子鸥亭、种谷扇舟、江口草玄、千代仓樱舟等人作为日本诗文书的代表书家,他们的书法创作从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大文化”的责任。如金子鸥亭在平成三年书写的井上靖诗《幻的湖》,借对海市蜃楼的描述,抒发了时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感叹命运的不可预料。这种心境正是二战之后几乎每个日本国民的共同感受。金子鸥亭等人以“大文化”的诗文手段来关注广大民众的心声,这种表现手段也应该是对传统书法的文化回归,也是现代书法艺术从个人感性文化的追求走向了历史的理性文化回归。
因此,日本现代书法的走向更加深远,影响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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