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张照行书《一剪梅词四阕》长卷
常言道:“盛世出才子,乱世多英豪。”康乾盛世期间的才子张照便是其一。他生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18岁进士及第,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称羡的。张照极具艺术天赋,在诗词、书画、音律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深通释典,做诗多禅语,并且通晓音律,能作曲。其平生著有《月令承应》、《法官雅奏》等,并作《曲录》供奉内廷。当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要数他的书法。其书法的特点是笔法细腻、格调清新、字体端庄,曾受到康熙皇帝的垂爱,风靡一时,继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书写典范,世称“馆阁体”。据说他还常为乾隆皇帝代笔,尤擅长行楷。我们这里要欣赏的行书《一剪梅词四阕》长卷(上图为作品局部)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此卷纵41.5厘米,横677.5厘米,素缎本,计49行,每行5字,字径二寸有余,现藏南京博物院。就尺幅而言,此卷可谓是一件大制作,通篇笔墨酣畅、神采飞扬,似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得意之情在作者心底激荡,令其笔底生风、欲罢不能,显示出作者娴熟的笔墨技巧和强烈的创作激情。在书写风格上,此卷介于董其昌与米芾之间:结体修长,纵向取势,天骨开张,欹侧生姿,深得“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意;其笔法细腻婉转,气息幽雅闲适,又是董书的风情韵致。张照学书初从董其昌入手,后上溯颜、米,对“二王”、《阁帖》之类亦下过一定的工夫,故而他的书法具有独特的明人气息,爽利而不失沉着,遒媚而不失大气。由于此卷为素缎本,缺乏宣纸的那种渗化效果,因而难以表现董书特有的笔墨氤氲之趣。这里,作者巧妙运用墨色的浓淡对比和挥运时的节奏变化来丰富作品的表现力。仅此而言,不具备高超的笔墨驾驭能力是难以实现的。在字形结构上,此卷没有大小一律、状若算子之感,而是大小相间、错落有致,偶有连笔,笔墨也显得异常生动有趣。凡此种种,用今人的话说,就是具有很强的创作意识,这也是此作的特色所在。此卷的落款颇耐人寻味:“张照”二字的连写,竟与董其昌惯用的“其昌”二字写法如出一辙,反映出他对董其昌书法的仰慕几近痴迷程度。
长期以来,书法人对“馆阁体”,犹如今天的甲型H1N1流感,闻之色变,张照的书法艺术也因此被大打折扣。其实,“馆阁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它是实用性书写的产物,是审美与实用并重的智慧结晶,与秦之诏版、东汉之《熹平石经》、现代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就其艺术表现而言,可以说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水平,庸者自庸,高人自有性情表达,此卷即是明证。当代书家赵朴初、启功等其实都是这样的“馆阁体”高手。明、清“馆阁体”泛滥的根源是陈陈相因,错不在于“馆阁体”本身,故而明、清书家特别强调“取法乎上”。
这件《一剪梅词四阕》虽然是张照的得意之作,但与张照当年显赫的书名、一代才子的身份似乎有些不相称,这是由诸多局限造成的。众所周知,康、乾时期是帖学一统天下的时代,而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又使传统帖学走向逼仄之途。一是来自帝王的偏好。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非赵即董”成为这一时期的特殊景观。二是可供取法的《阁帖》经一再翻刻,已遗神失真,绝大多数读书人无缘得见上品真迹。这些书人,要么在赵、董之间扎堆儿,要么在低水平的层面徘徊。因此说,这是一段书法史低谷。在这个低谷时代,才子张照很快脱颖而出,受到皇上钦点。客观地说,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而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流高手。他毕竟还年轻,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都十分有限。其次,皇上的赞赏、社会的美誉,给张照带来更多的是一种束缚和压力。艺术生命在于心灵的放飞。我们从张照大量的存世作品看到,他的书法基本上是以董书为主体,或稍加一些颜味儿,或糅合一些米风,总是显得小心翼翼。凭其艺术天赋,他的书法应该有更大的突破才是。可事实上,他并没能做到。用今天的话说,他的书法也许真的是被“捧杀”了。再次,仕途不顺,天不假年,既是一代才子的不幸,也是他的书法艺术未能达到应有高度的又一直接原因。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敏。著有《天瓶斋书画题跋》、《得天居士集》等。刻有《天瓶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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