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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石鼓文》拓本与传承

《石鼓文》为我国石刻文字之祖,为世所重。其体象卓然,殊古异今,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古朴雄浑之气盈然。石鼓共有十件,尺寸不一,高度50至90cm不等,直径约60cm,圆顶平底,其形状略似鼓,故俗称“石鼓”。因每一石各刻四言诗一篇,形成前后连贯的十首组诗,其内容记述君王田狩渔猎之事,故亦称“猎碣”。原文应有700余字,今仅存272字。

《石鼓文》的发现与流传

唐初,原刻“石鼓”在宝鸡与凤翔(天兴)两县交界的南原西端被发现。唐宪宗时,石鼓存凤翔孔庙。北宋时又移置凤翔府学,但已遗失一鼓。宋皇佑四年(1052年),向传师在民间访得已被民人凿成米臼的“作原鼓”。宋大观年间,十鼓迁至汴京(今开封)。金兵破汴京将石鼓掠走,运往燕京(今北京),元代又将石鼓安放于孔庙大成殿门外,分左右两壁排开,此后明清两代均依此存放。抗日战争期间,石鼓被迫南迁至四川峨眉县,1951年石鼓重新运回北京,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之宁寿宫。石鼓自被发现起,或弃或藏,或础或砧,几经聚散,历尽沧桑。

《石鼓文》明中后期拓本(赵宧光旧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石鼓文》在唐代已有拓本,惜未传。其后则以四明范钦天一阁所藏赵松雪家之北宋拓本为最古。拓本为剪裱本,存字462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盐张燕昌登天一阁摹此佳拓,其次年作《石鼓文释存》,越一年即以所校天一阁本摹于石,此刻石道光十九年(1839年)毁。

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重摹“天一阁本”,首篇“吾车鼓”前以隶书题刻“仪征阮氏重橅(mó)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其后记曰:“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属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刻既成,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阮刻石鼓文一经问世,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而“天一阁本”真身已于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战火之中。

《石鼓文》的原拓与摹刻

“风雨缺讹苔藓涩”,石鼓的损泐(lè)历代不同。最新出版的《石鼓墨影》一书中,在收录石鼓原石今貌之余,另收录了自明代中期至清代末期的原石拓本十四种,摹刻本三种。

其中明中晚期拓本三件。此时拓本因第二鼓“黄帛”二字未损,故又称为“黄帛本”。故宫博物院有两件,一件为孙克宏旧藏,册页装,有陈眉公、徐处柔等印,每鼓前有孙氏用朱笔所目标次序,册中有清代翁方纲、吴云等题跋。“汧殹鼓”之“黄帛”二字未损。唐兰先生定位明代嘉靖、隆庆以后拓本。此浓墨精拓虽为剪裱本,且诸多残字未剪失,诚为无上善本。

另一件为整幅拓本,折迭册装,有赵魏、张廷济、江凤彝、陶北溟、蒋祖贻等人印记。册首有陶北溟题签、题跋,册后有赵魏、六舟、马衡等跋。上海图书馆所藏一件为话雨楼王楠旧藏,曾双钩摹入《话雨楼所藏金石録》,后归吴昌硕(缶卢)。拓纸边侧皆有朱蓝笔释文。册首有杨岘、朱孝臧题签,顾麟士绘《缶卢校碑图》,册后有吴东发信札两通及六舟、杨岘、潘钟瑞、王国维跋。其中六舟、潘钟瑞、王国维三人跋中均提及“天一阁宋拓本”,由此可见,天一阁藏北宋拓本《石鼓文》影响之巨。

明末至清初(乾隆初年)间拓本六件,此时第二鼓,“氐鲜”等五字未损,故又称“氐鲜本”。一件为私人所藏,手卷装,吴昌硕题“凤翥鸾翔”篆书引首,款曰:“雍干毡蜡,古香可掬,氐鲜二字完善,可证已为希世之珍矣,奚事斤斤于八鼓之字耶!摘昌黎《石鼓歌》字颜其端。庚申春孟,吴昌硕时年七十又七。”此卷每鼓有马叙伦疏记,卷后有王国维1922年长跋。另有马叙伦、谭泽闿、王福庵跋。

第二件为嘉兴博物馆所藏,手卷装,原系明赵宧光旧藏,后归张廷济清仪阁。虽缺“马荐”、“吴人”二鼓,依旧不失为善本,卷首有赵宧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篆书题端,另有张廷济、吴廷康、罗振玉、宝熙、邵章、陶昌善等题跋。其中宝熙于1923年跋中提及:“数年前以之(‘汧’字不损本)易米”。是册乃徐坊旧藏明初至明中期拓本,民国间传入日本,原件不明下落,当时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精印本流传。

第三件为上海朵云轩所藏,册页装,张燕昌旧藏本。册首有费念慈、翁广平、张廷济题签,册后有张燕昌、方廷瑚跋,另有吴东发信札两通。

其余三件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分别是“徐渭仁旧藏本”、“姚广平旧藏本”、“顾大昌旧藏本”。“徐渭仁旧藏本”,册页装,1926年归谭泽闿,册首有张廷济、曾熙题签,册后有曾熙跋曰:“来海上十余年,每询旧家,亦竟无所遇。”清初拓本之罕见,由此可见。“顾大昌旧藏本”,整纸折迭册页装,为彭藴章、顾大昌递藏,第六鼓有顾氏隶书题诗曰:“传留岂偶尔,金石托久长,块然此十鼓,阅世几更张。”盖墨缘眼福,非偶然者也!“姚广平旧藏本”,整纸折迭册页装,经姚广平、惠兆壬、陆玑、吴承溥递藏,有陆孙伯、沈学宽、姚广平、张廷济、陆玑、吴让之、吴承溥题记。册中姚广平于1844年据天一阁宋拓本(四百一十二字本)朱笔补录,摹字精确,遒劲自然,朱墨交辉,极为耐看。

(下转第21版)

(上接第20版)

书中另收录有乾隆晚期拓本(“吾马”二字未损本)一件,此拓与“氐鲜本”之晚本风神相近,唯“氐鲜”等五字已损,亦可谓是“氐鲜”等五字损后最旧拓本。另有咸丰至同治年间拓本(“允”字未通本)一件、光绪初年拓本(“囿”字未损本)一件及光绪中后期拓本(“囿”字已损本)一件。以上各种均可视为各个时期的标准件。

“满盘苍玉列我前,制古形奇异琱琢。”《石鼓文》之浑厚奇卓,昌硕先生得之尤深,书中所录另有一特别之品,为吴昌硕题清末拓“吾车鼓”一帧,系私人所藏。吴昌硕先生上题“岐阳猎碣”篆书四字,款曰:“安吉吴俊卿题端时庚子仲夏。”时年先生57岁。拓片之下以行草书录韩愈《石鼓歌》全文,古气浑朴,骨力隽健,一气呵成,潇洒超迈之气盈然。

《石鼓文》之摹刻已久,宋时便已有之,明清更是不胜枚举。本书所收录者,均为据“天一阁北宋拓本”所摹或再摹者。一为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年)重刻“天一阁本”置于杭州府学本。二为阮元嘉庆十一年(1806年)重刻“天一阁本”置于扬州府学本(后有伊秉绶八十余字的隶书跋语)。三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盛昱据阮元摹刻“天一阁本”再重刻置于北京韩文公祠本,此套石鼓由黄士陵摹刻、尹彭寿续刻。“天一阁本”已不复得见,观此三种摹刻,不难想见昔原本之善。

《石鼓文》的研究与学习

《石鼓文》之研究代不乏人,而天一阁所藏傅山考释《石鼓文》册,却属于首次全本面世。傅山深通古典,精微博洽,曾曰:“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傅山擅隶,得益于《曹全碑》、《孔宙碑》、《夏承碑》,此《石鼓文》考释则为仅见。另有张燕昌跋《石鼓文》残拓一帧,另有钱大昕、李葆恂、褚德彝等题记。

明清以来,好古之士多醉心于《石鼓文》,习篆亦多从中取法、临摹、研究,奉其为篆学津梁。清嘉庆至民国间尤甚,从石鼓文中悟其理,通其法的书家尤伙,如俞樾、翁同龢、吴大澄、吴昌硕、汪洵、黄士陵、伊立勋、曾熙、罗振玉、叶为铭、童大年、赵云壑、陈含光、王福庵、马一浮、吴东迈、马公愚、王个簃、邓散木、来楚生等均有临石鼓或集石鼓文字的佳作问世。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直至1979年秋,还集石鼓文成八言联赠友。《石鼓文》之魅力,可谓经久弥新。

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其篆书即为善学善用《石鼓文》之典范。其曾曰:“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昌硕先生以石鼓文篆联、篆屏无数,颇多作品署款“集天一阁藏北宋石鼓字”之语。他的篆书至60岁左右,已基本确定面目,南通个簃艺术馆所藏的1903年为刘葱石所临的《石鼓文》十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书每屏自画鼓形边框,依拓本位置墨书石鼓全文,又以红蓝二色考释。最后一鼓吴昌硕题曰:“葱石观察嗜金石,能识古文奇字,而宣王猎碣尤寝馈不释手,近以素纸十幅,属图鼓形临摹篆迹,秋蛇春蚓,自愧弗如,信蜾扁法之不易求也。每鼓以朱笔注明释文,以蓝笔书所同异,均企正讹。”每屏右上由褚德彝以篆文标识,王个簃称此件为第一神品。

吴昌硕一生临石鼓文无数,但通临本不多。朵云轩藏有吴昌硕于戊申年(1908年)通临的《石鼓文》册,并有朱笔考释。在近二百字的长跋中作绝句二首:“柞棫鸣鸾古意垂,穴中为臼事堪悲。昌黎涕泪挥难尽,此鼓还成没字碑。”“劫火已雠(chóu)天一阁,宏文阮刻费搜罗。漫夸明拓存‘’字,翠墨张皇雁鼎多。”可见缶老念念不忘天一阁本。此缶老通临本曾摹刻上石,但拓本流布未广,幸天一阁尚存拓本。

天一阁藏翁同龢通临《石鼓文》一册极为难得,苍劲质朴,尤显厚重,其款曰:“于是广求精拓原文,得王蓉州先生拓本并汪柳门太史拓本,互相校勘。”时为辛丑(1901年)十月,翁氏已罢职归里三年。

前人读石鼓,多取《石鼓文音训》通晓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