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王问草书七言古风卷
艺术宣介的“加”与“减”
一次次的办展与吹捧,貌似名声大了,在不停“做加法”,也似乎还有了一点外行看热闹的“知名度”,却没有认真思量过艺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固然是“天才的事业”,但至少对于国画书法等民族艺术而言,更需要“厚积薄发”“人书俱老”。
相反,不知轻重、名不副实的“宣介”,于学术品评非但不是“加”,反而是一种重复、低俗的“减”。
一位数十载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在他临近退休时突然“转车”——业余也拿起了据他自说“年少时就酷爱”的书画创作之笔。书画戏笔为他退休后增添一种乐趣与怡情之寄,这本是美事。但说来不信,拿起毛笔不到两年,他四处奔劳,频频办展已不下六七次,“卖字”“鬻画”以将办展、出书及给评论者“红包”的垫本“早日收回”。在他与家人的张罗及“评论家”们的鼓噪下,一些曾经的学生、“弟子”,过往有点交往的局友桌客,以及自己老家的“慕名”者、收藏者,还有微店“网罗”的若干“亲”……都成为他的顾主。渠道多种、对象不一,价钱也“视情而定”,但均“买者不拒”。新近有微友转说,一次酒后他在朋友群里晒单:“马马虎虎吧,月收入赶上我这穷研究员的工资了……”,却从未听闻他为自己笔下的东西“羞愧”过、“不值”过。
岂止这位学者?
如今在国内从一二线城市,到三线地市及至一些县城,“无知无畏”、穷急吼吼的书画行家、走客,如过江之鲫。稍加观察不难发现,这些乏内功缺技艺的“新秀”“老来翘”们,每每登场,少不了几个环节:办展览、印画册、请官员开幕剪彩,请“评论家”为其写“序言”、评点论述,以广视听。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窃以为,君子得名,也应“获”之有道。当然,谁也没有规定哪个人不能在艺术市场一试身手,健康、正当、客观地宣介、评论,一直需要,眼下也很缺,但前提应该是,受评者真应有一定“干货”,作品有了“亮点”也应相对称地予以评价,而非一味拔高,盲目夸大。如几个鸡爪大字被赞为“学者字”“博导手书”,乱涂涂被夸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化画”之类,必定会贻笑大方。
艺术宣介的“加”是什么?一次次的办展与吹捧,貌似名声大了,在不停“做加法”,也似乎还有了一点外行看热闹的“知名度”,却没有认真思量过艺术最重要的东西——高超技艺、审美品位、学养底蕴。艺术固然是“天才的事业”,但至少对于国画书法等民族艺术而言,更需要“厚积薄发”“人书俱老”。
相反,一次次不停地办展、一篇篇吹捧文章,不知轻重、名不副实的“宣介”,于学术品评非但不是“加”,反而是一种重复、低俗的“减”。如此以往,懂行者会因此将最初对你的那一点好感、新鲜度、探索的勇气等的嘉许,在心目中减掉了。肤浅与厚颜、无自知之明,反而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吴冠中、靳尚谊等老一辈艺术家,能在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让人尊敬,不仅在于他们的作品水准高,也同时在于他们对艺术的态度虔诚、始终如一。他们一生中才办过一两次个展,也从无意于自己作品的拍卖“高价”。吴冠中生前所居之所简单得难以想象,有人相告他的作品拍出了巨价,他回曰“这与我无关!”他们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艺术探索、学术追求上,自觉掮负提升社会审美、艺术教育,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宏大使命。他们办展的力求少、减,生活的节俭,名利心的至简,反而衬托、叠加着他们艺术、人格之“加”、“高”。
在这里,也想说说那些写手、“评论家”。名为评论,却多见或以偏盖全、或隔靴搔痒、或顾左右而言之评。我想,即便是碍于情面,或受人辗转之请,或拿了人家钱物不得不出来“吹捧”,但也应说到点子上,“褒奖”之余,也应客观说说创作者的不足,哪些切实可行的改进之处。陈传席、陈履生的文章为何让人喜欢?我想并非在于他们说出了某些“惊人之语”“奇谈怪论”,而往往是他们点中一些文化乱象之靶标、艺术弊病之痛穴,并分析、解剖得有理有据,有待改进的地方有时也开出自己的“药方”。让人叹服。关键还是,他们著文的前提、出发点,是一种“苦口婆心”“治病救人”的温良情怀,一种评论家应有的责任。想起明人《舌华录通鉴》有记一个段子:“杨君谦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问曰:‘何处佳?’某人不能指。杨袖文曰:‘是蹴圆口。’遂去”。——杨君谦虽有些刻薄,但一竿子到底,倒也真实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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