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为何能够被称为百戏之师「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大家好，昆曲为何能够被称为百戏之师「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长久以来，提起中国传统戏曲，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京剧。

就连国际社会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大多都会列举“Beijing Opera”作为例证。

所以，当2001年，昆曲成为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很多人都以为，这仅仅是针对这门几近衰绝的古老艺术做抢救性保护。

2004年4月，白先勇老师主持编排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次公演，轰动全城。

随后，海内外迅速掀起一股“昆曲热”，并持续了数年之久，昆曲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得益于以白先勇、余秋雨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对昆曲艺术的研究和普及教育，这些年，我们开始对昆曲有了逐渐深入的了解。

《笛声何处》正是余秋雨老师专门论述昆曲艺术的一部小册子，虽然篇幅不长，内容却非常丰富。

《笛声何处》不仅讲述了昆曲400年的历史沿革，昆曲的艺术特点，以及昆曲文化价值的方方面面，还对昆曲最杰出的4部作品：《牡丹亭》、《清忠谱》、《长生殿》和《桃花扇》，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和赏析。

余秋雨老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在戏剧理论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同时，他多年来笔耕不辍，文字驾驭的功夫也相当了得。

所以，这本《笛声何处》，既富有学术的深度和广度，又没有学究式的枯燥和深奥，读起来令人如沐春风，合上书则深感回味无穷。

在余秋雨老师精准又平实的语言里，我对昆曲艺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终于明白，推举昆曲作为中国戏剧的最高典范，的确名至实归，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对昆曲的“集体性痴迷”，曾经长达200年之久；

第二，中上层知识分子投身昆曲的创作，为昆曲注入了高浓度的文化血液；

第三，昆曲的美学意义已经完全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文化里。

昆曲曾经让整个中华民族痴迷了长达200多年之久，从明万历年间至清代乾嘉之交，大致上就是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

痴迷到什么程度呢？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和张岱的《陶庵梦忆》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

祁彪佳，明代的政治家、戏曲理论家，在明代崇祯年间曾任苏松巡按。

他的这本《祁忠敏公日记》，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朝廷官员们日复一日听昆曲的生活。

比如，1632年5月到7月的这部分条目——

《祁忠敏公日记》节选

“五月十一日，赴周家定招，观《双红》剧。”

“五月十二日，赴刘日都席，观《宫花》剧。”

“六月二十一，赴天康侯席，观《紫钗》剧至夜分乃散。”

“六月二十七日，赴张濬之席，观《琵琶记》。”

“六月二十九日，同吴俭育做主，仅邀曹大来、沈宪中二客观《玉盒》剧。”

“七月初二，晚赴李金峨席，观《回文》剧。”

“七月初三，赴李佩南席，观《彩笺记》及《一文钱》剧”

“七月十五，晚，邀呦仲兄代做主，予随赴之，观《宝剑记》。”

……

从这份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京城的一大批官员的日常生活就是，赴宴，看戏。

其实，就当时的昆曲演出来说，官场只是冰山一角，更广泛的流行是在民间。

赫赫有名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就是例证。

“虎丘山中秋曲会”是明代一年一度的全民性戏曲大赛，以演唱昆曲为主。

更重要的是，这种全民性汇演，没有官方组织者，完全是民众自发聚合而形成的。

当时昆曲在人民群众中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张岱的《陶庵梦忆》对这一盛况有详细的记载——

《陶庵梦忆》第五章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萧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

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

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虎丘山中秋曲会”的3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项全民参与的活动，连家庭妇女都赶来了。

第二，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天暝月上”到“三鼓”，也就是从傍晚一直到三更天。

第三，先是万人齐唱，然后一轮轮地清唱，一轮轮地淘汰，最后决出冠军。

由此可见，昆曲在民众中普及程度，不仅仅是人人看戏，更是人人都会唱戏。

苏州虎丘千人石，“虎丘曲会”在此举行

仅仅这3点，已经足以说明当时全民痴迷昆曲的浓烈氛围。

陆文衡在《啬庵随笔》里也说，苏州一带看戏到了“通国若狂”的地步。就“虎丘山中秋曲会”的情形而言，这种描述实在不算夸张。

戏剧与其他文化形式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戏剧更多的文化属性体现在剧本之外，剧本只是戏剧的起点。

戏剧思维要求我们在考量一个剧种的时候，除了剧本的文学评价，更重要的是——

以演员为中心的舞台表现，舞台前观众的接受程度，演出结束后观众对戏剧的自发传播；甚至，还要在历史进程中去查看，这种传播的持久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昆曲，没有哪一种戏剧能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得如此广泛和久远。

昆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典戏剧的魁首。

昆曲，是世俗艺术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

士大夫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与昆曲的亲密接触，让昆曲剧本的的精神境界几乎可以与唐诗宋词一较长短，同时，也为昆曲奠定了优雅写意的中国传统审美格调。

中上层知识分子对昆曲的参与，不仅仅是听戏看戏，而是深入到了戏剧创作的每一个环节。

有史料显示，明代进士及第而做官的剧作家多达28人。

科举成绩虽然并不能完全和文化水准等同，但这一现象从总体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昆曲创作活动的密切关系。

这些“进士”剧作家中，最著名的当属汤显祖和沈璟。

沈璟小汤显祖3岁，考中进士的时间却比他早9年。

江西抚州汤显祖纪念馆

才华横溢的汤显祖因为不肯敷衍当时的权臣张居正而屡考不过，直到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才中了进士。

尽管人生的开局略微不同，汤沈二人最后却殊途同归。

他们都是大约在宦海沉浮了15年左右后，选择辞官回乡，醉心于昆曲创作。

汤显祖作为剧作家的成就，无需多言。一部《牡丹亭》，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

沈璟精研音律，他对昆曲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曲词的格律、唱法上。

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这批文人剧作家，不仅创作剧本，而且长年与艺人们在一起，排戏演戏，于是，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全部都沉淀在了昆曲里。

比如：昆曲唱词的典雅生动、意韵悠长；昆曲的编剧技法高超，能够将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铺陈开来；昆曲的唱腔婉转清丽，一唱三叹；昆曲的表演分工细密，舞姿抒情写意……

文人参与昆曲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们有能力从实践活动中提炼总结出经验，然后升华到理论高度，并记载呈现出来。

比如，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吕天成的《曲品》、王翼德的《曲律》，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

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今天经由戏剧专家们梳理，转化成了中国传统戏剧学，指导着当代各个剧种的创作和发展。

所以，昆曲是百戏之母，这一点毋庸置疑。

昆曲是中国文化发展到明清之际，各个领域的成果经过融会贯通之后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风行了200年后，昆曲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

但是，昆曲所代表的审美意识，却早已经渗透到了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更融入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潜意识里。

首先，昆曲高度诗化的风格，是中国戏剧一脉相承的主基调。

昆曲不仅文词是诗化的，音乐唱腔和舞蹈动作也都获得了诗情画意的熏陶。

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化的意思是写意，是想象，诗化的反面是写实。

所以，中国戏剧的舞台布景从来都只需要一桌一椅。留下空白，才能想象，才有诗意。

这种“留白”的手法，其实也是中国写意画最大的特点。

其次，昆曲连缀型的松散结构，体现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时空观念。

昆曲连缀型的松散结构表现在两个方面：折子戏和清唱。

一部完整的昆曲剧目经常长达数十折，从头演到尾得好几天，后来，为了适应观众欣赏的需求，就会挑选出戏剧冲突最集中的那些部分进行表演，这就是折子戏。

昆曲的这种松散结构，让这种从整体剧目里拆卸、重装的每一折，甚至每一段，仍然具备了非常高的观赏价值。

同时，昆曲的词曲唱段相对于整个昆曲剧目来说，也是可以分离出来的，前面我们讲的“虎丘山中秋曲会”的盛况，就是最好的证明。

即使昆曲整体衰落以后，折子戏和清唱活动依然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时至今日，折子戏和清唱已经成为中国很多的传统戏剧和地方戏剧，留存和传播的重要手段。

而且，昆曲的这种连缀型松散结构和中国卷轴画所表达的时空观念是一致的。

中国的卷轴画在一收一放之间，暗合了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

每一次画卷的收展，都从整体的画面中截取了一个小小的片段。

每一个小片段，都有独立的意象，独立的审美意义。

这不正是折子戏和昆曲的整体剧目之间既独立又统一的关系吗？

最后，昆曲演出的特殊形式，正好契合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昆曲的演出形式，兼具仪式性和游戏性，与我们现代常见的歌剧、话剧演出，有非常大的不同。

话剧表演要求观众在黑暗中正襟危坐，忘却自我，最好从头到尾，完全沉浸在舞台营造的“梦境”和“幻觉”之中。

昆曲表演则随意得多。家庭戏班的演出，常常是家族仪式、宴请仪式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这样的情节，在《红楼梦》里随处可见。

职业昆班的流浪演出，则经常是民间的节庆庆典、宗教仪式最核心的活动。为了吸引民众参与的热情，活泼轻松的形式就成了“刚需”。

而且，昆曲艺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的票友参与演出，有的票友还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这种可以随意出入的、带有很大游戏性质的自由，正是昆曲，也是中国戏剧的独特灵魂。

这种自由洒脱，旷达不羁的精神，正是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是中国的诗、词、书、画、舞、乐，甚至建筑等艺术形式的灵魂。

这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

昆曲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状态达成了一种默契。

长久以来，这种默契，渗进了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长成了一种“与生俱来”，一种“不言而喻”。

《笛声何处》中，余秋雨老师说——

“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常常潜藏在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中，通向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有一些井口，昆曲，就是我心目中的一口井。”

昆曲这口“古井”，掩埋在荒烟蔓草中几乎一个世纪了。是时候，让更多人见识到她的美，她的深刻。

文化的意义，在于懂得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