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对抗的是什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主张有哪些」

大家好，文艺复兴对抗的是什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主张有哪些」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该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讲座图书馆。作者：张沛

《为诗申辩》：锡德尼的敌人

（节选自张沛教授讲座《文艺复兴的抗争主张：从彼特拉克到锡德尼》）

张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著有《隐喻的生命》《哈姆雷特的问题》《中说校注》等。

菲利普·锡德尼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诗人和作家，他创造了英语世界上第一部爱情十四行诗集《Astrophil and Stella》、第一部散文爱情故事《the Arcadia》，同样也是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为诗申辩》的作者（后面我可能会用《诗辩》来指代这部作品）。他同时也是英勇豪侠的战士和众人爱戴的廷臣。他去世之后，欧洲朝野都为他真诚哀悼，他是那个时代最得民心的政治明星。

►菲利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

1581年，27岁的锡德尼闲居写成了《为诗申辩》一文，后来，他英年早逝，仅仅活了32岁。但是人以文传，《为诗申辩》集欧洲文艺复兴诗学与人文主义思想之大成，并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堪称英国近代文学批评的里程碑式作品。我们在作品的最后一段看到，锡德尼以一个年轻人戏谑的语气祝告那些“不幸读了我这篇涂鸦之作”的人，相信诗歌具有使你的生命永恒的神奇力量，否则我将代表全体诗人诅咒你，你们这些诗的敌人，生前爱上人却无从表达，而与爱绝缘，死后无人铭记而湮没无闻。这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我们还是心生好奇：他说的诗的敌人到底是谁呢？

►《为诗申辩》（The Defense of Poesy / An Apology for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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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10月，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毕业生、戏剧诗人、未来的教会神职人员斯蒂文·高森，先后发表《恶习的学校》《为<恶习的学校>辩》两篇长文，攻讦戏剧诗人，特别是喜剧作家和演艺人员，认为他们有伤风化，并且居心叵测地将他们题献给“正是高贵的绅士菲利普·锡德尼大师先生”。意外被点名“题献”的锡德尼感受到了满满的恶意，于是作文回应，这就是《为诗申辩》的缘起。因为高森的攻击拍案而起并不仅仅是锡德尼一个人，托马斯·洛奇《为戏剧申辩》也直接回应了高森的批判。另外，伦敦演员找出高森过去创作的剧本，特意在这个时候，把它上演在伦敦舞台，进行一个反讽。高森将他的批判指名道姓“题献”给锡德尼，这显然是在挑衅和羞辱对方，而锡德尼也出于一种微妙的心态，在《为诗申辩》中，他一次都没有提到高森的名字。高森的同时代人米尔斯，在《雅典娜的宝库》一文中一口气列举了英国六大牧歌体诗人，锡德尼名列第一，第三名是斯宾塞，高森紧随其后，可见他并不是无名之辈，在当时的文坛应该还是颇有名望的，但是锡德尼对他冷处理。高森的有意挑衅，和锡德尼的刻意忽略，其实都是同行相轻的具体表现。

锡德尼在《诗辩》中未有一语提及高森，相反，他在《诗辩》开篇第一段——古典修辞学所谓的“序言”部分中，设计或者虚构了另外一个起源：据说，当年他与爱德华·沃顿出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宫廷期间，向王室雇佣的一位马术教练意大利人普利亚诺学习骑术。普利亚诺认为战士是最优秀的人类，而骑士是最高明的战士。如他所说，骑士是战争的艺术大师、和平时代的冠冕，与之相比，所谓统治的技艺，不过是文人的空谈。他还告诉他的两个英国朋友：作为骑士的伴侣，马是最高贵、最美丽、最忠诚、最勇敢的动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尽心服务而不事阿谀的“廷臣”。锡德尼的反应如何？如他此时此刻写作序言所说：“如果我不是之前学过逻辑辩论学，他都说得我相当一匹马了。”“本人在全然无事可做的时候，失足成为了一名诗人”，因此出于“自爱”，而意欲“现身说法”，为我“未加选择的职业”和“可怜的诗歌”略作申辩云云。这是锡德尼为他撰写这篇文章虚构的原因。这个故事很有趣，我们还能解读出别的含义。锡德尼的名字叫菲利普，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是“爱马者”，但是他却不爱马，身为骑士，却认同诗人。同时带来一个问题，这个故事作为起源，普利亚诺从此消失了，直到全文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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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辩》共58节，除去开篇和结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2到35节是诗歌价值的证明，第36节到45节是对诗歌控诉的反驳，第46节到57节是对英国本土诗歌的批评，这是最早用英语写作的英语文学批评。在证明和反驳部分，锡德尼列举了诗的各类敌人，他们是哲人、历史学家、宗教人士以及受其影响的普通大众。其始作俑者是锡德尼自称最尊敬的哲人柏拉图。

众所周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抨击诗人败坏人心世道，并且主张通过哲人立法，驱除诗人，净化城邦。我们来看几句：“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用语之恶毒，让我们想到后来专制政权对文学的迫害。

►柏拉图

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自命为“真正的诗人”，他在晚年的作品《法律篇》中的“雅典客人”中声称：我们是最美好、最高贵的悲剧是人，因为我们的城邦制度是最美好、最高贵生活的模仿，而我们认为这是最真实的悲剧。他在放逐诗人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也是给后来诗人提出的挑战，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够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他其实给诗歌贴了一层封印，通过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封印住了，后面的诗人必须证明它是对城邦有利的，才能够揭开这道符咒。

在此之前，柏拉图宣布“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执由来已久”，这个说法非常有名。然而这番话不尽不实。不错，诗歌古已有之，但哲学是新生事物，在崇尚古老的柏拉图时代的人看来，所谓“新”，本身是大逆不道的，是革命的同义词。柏拉图说“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执由来已久”是他的当下发明，这句话是他这么说的时候，才成为客观存在。

几乎与此同时，诗人的回应从此而起，最早的申辩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第九章谈到，诗讲述的是普遍真理，诗高于历史。这固然绕开了功利主义的陷阱，但是也设置了一个哲人的主张：诗是否是好的，要看他是否讲述了真理，因为它比历史讲述了更多的真理，所以比历史好，但是却低于哲学。后文讲到了“抒泄”的概念，意思是每个人的性情都有差别，通过观赏悲剧不幸人物的遭遇，我们为之落泪，疏导情绪，重归于中正平和，这是对城邦生活的贡献，这是他对柏拉图的另外一个反驳。我们只要记得，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经过贺拉斯、朗吉努斯以降不绝如缕，经过中世纪潜流至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而蔚为大观，在这个时代，“诗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者和作者，锡德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希腊文中，“诗人”原始意义是“制作者”，是通过言辞制作诗篇，也就是后世说的文学。文辞和思想，都属于希腊人说的“罗格斯”，所以，“诗人”就是制作话语和思想的人。诗人这个词，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作者”。

锡德尼是诗人和作者的今人代表，他机智地回应了柏拉图的挑战，如他所说，柏拉图是一切哲人中最具有诗性的，他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向我们讲述了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但是他反对的是诗歌的滥用，而不是诗歌本身。柏拉图是诗歌的恩主，而不是敌人。不仅如此，锡德尼还援引柏拉图的学说，进一步反驳，指出一切人类记忆或者知识，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道德哲学，无不尊从自然或自然规律，只有诗人的工作是例外的，他以“应然”的道德真理为原型，通过自由驰骋的想象创造了“另一自然”或“第二自然”，高于自然的理念世界。正如上帝是自然世界的诗人，诗人就是第二自然的作者或者诗人，也许是更好的作者。这一点锡德尼没有名言，可是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他们认为，自己是比上帝更加高明的作者，因为诗人创作的第二自然是高于上帝创造的第一自然的，用锡德尼本人的话来说：“自然世界是黄铜的，唯有诗人带来一个黄金的世界”，这句话蕴含了惊人的雄心和对神学乃至上帝地位的直接挑战。

锡德尼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话语传统巧妙嫁接而反转了柏拉图对诗人的指控，同时与他化敌为友而弥合了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这时，新的敌人——他们共同的敌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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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敌人就是锡德尼在《诗辩》开篇中提到的马术教练普利亚诺，或者说，是以普利亚诺的名称为代表的某一类人。我们之前看到，爱马者普利亚诺崇尚武功，而鄙薄“统治的记忆”，用他的说法，这不过是文人的空谈，不过是文人的迂腐之谈，锡德尼此后再也没有提到此人。不过他在正式反驳柏拉图——他为诗申辩的最后也是最大一个障碍之前指出，有人说诗人沉迷幻想而疏于行动，因此文学的繁荣必然导致武德乃至国力的衰弱。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尚武精神的衰落与诗歌无关，事实上诗歌是军旅生活的最佳伴侣——正如人类知识(包括行动的知识)的原始光照来自诗人一样，例如荷马之于希腊文明；诗人也激发了行动者最初的雄心壮志，如亚历山大一心效法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咯琉斯而成就其丰功伟业。很有可能，这段话正是锡德尼对“普里亚诺”事后追加的一个反驳。

也正是在这里，锡德尼实际上介入了另外一场时代争执——尽管只是一掠而过——“文学与武功”或“智慧与力量之争”，也就是sapientiaet fortitudo。这场争执，与“诗与哲学之争”相比，无论其古老性还是话题性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作为前一战事的扩大与升级，它也表征了人文主义的内在分裂与保极而哀。

说到这场“文武之争”，那么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意大利人卡斯蒂廖内，这个名字大家现在可能很生疏，但是在十五世纪中后期，几乎是家喻户晓，对当时意大利之外的诗人们都有重要影响。1528年，也就是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罗马，一般认为，1527年的“罗马洗劫”预示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终结。

第二年，卡斯蒂廖内的《廷臣必读》(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在威尼斯刊行问世，并因契合当时世俗君主统治强大崛起的政治现实而广为流传。在本书中，作者详尽解说了一名完美廷臣的人格养成和行为规范:例如，他须出身高贵并多才多艺，既了解“文学”(the humanities),如诗歌、哲学修辞以及绘画、舞蹈、歌唱、弹琴之类，也要擅长“武功”(feats of arms)，即各项体育运动(如游泳、赛跑、投掷、摔跤等)和军事技能(包括马上比武和徒步作战，特别是前者)。卡斯蒂廖内特别指出:对于一名延臣来说，“武功”是他的“主业”,“文学”只是点缀，尽管“文字之美”大可让我们发见“真正的光荣”而产生“高贵的勇气”。

►《廷臣必读》（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我们认为，卡斯蒂廖内的《廷臣必读》是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某种修正和完成，正如后者的思想是对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的逆转和革命，并因此构成对时代政治文化的批判和改写。不可否认，这一批判同样是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

让我们从头说起。罗马帝政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经心情复杂地谈到古代罗马人的“德性”观念：

过去罗马将武力或军功尊奉为最高德性,拉丁文中“德性”一词意指“勇武”即是明证，他们以此指称德性本身。此言非虚，所谓旁观者清，但他这样说时似乎忘了这也是他的先人——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的认识。古希腊的文明教化源于荷马，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崇尚的人生理想便是“奋勇作战，永为人先”。城邦时代的斯巴达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将勇武视为一个人和公民的最高德性，即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为之代言所说:勇武为上善之德,战场上的英雄就是城邦的“好男儿”。

公元前6-5世纪的智者运动参与并见证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世界的“现代”转型。这是一场“弃武从文”的文化革命:以此为契机，“知识、理性和学术”逐渐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柏拉图虽然提出“诗与哲学之争”，并欲以“哲学-哲人”取代“诗歌-诗人”执行教化，但他仍然站在“文教”一边，甚至更加强调和证成了“文化”相对“武功”的优越性:在他看来，真正的德性不是勇武，而是“正义”,即“理性”借助“激情”节制“欲望”而达成的灵魂和谐；换言之，德性乃是“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武”四者的有机统一。亚里士多德后来宣称“城邦以正义为原则”而“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一脉而来。

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和对手伊索克拉底亦为一代文宗，但不同于柏拉图，他倾心修辞，他有时也称之为“哲学”，强调“言辞”对城邦生活的奠基性和中枢性作用。如其所说，正是“劝说他人”和“表达自身想法”的语言能力“使我们摆脱了野兽般的生活，还团结在起共同组建城邦、制定法律并发明艺术”。在他的讲辞中，伊索克拉底沿用了传统的智者话语，例如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它源自诗人赫西俄德的“王者—诗人神话”，并对后世的文教诗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政治文人西塞罗即是一例。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人、演说家和修辞学者，西塞罗同样钟情人文，尤其是文辞的力量:人类之所以“大大优越于野兽”，如他笔下的代言人物克拉苏所说，是“因为我们可以互相交读并通过语言表达我们的感受”，而且也正是言辞“让分散的人群聚集在一处”，“使他们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生活”并“为由此形成的公民社会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当然，这一切都出于“正义”——作为“理性”的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正义”——作为“德性”的正义。

►马基雅维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抵沿袭或者说复兴了这一古典和异教话语传统，但将诗和诗人视为文教与城邦生活的中心。但是现在，马基雅维利否定并逆转了这一传统:他立足于人性和政治的“实际”而非“应该”，向当世君主和未来的统治者，确切说是意大利未来的中兴之主建言:“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

因此，君主必须为了行善而作恶:他应当“效法狐狸和狮子”，同时“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此即君主之能为或德性。马基雅维利恢复了“德性”的古义和原义，强调“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因此“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他在文章最后呼吁:未来的“新君主”，也就是意大利的解放者，必须组建自己的军队，特别是建立一支“新型骑兵”，以抵御外侮而实现自由。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我们看到，马基雅维利表述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人文主义理想:在这里，“君主”取代了“哲人王”和“完人”，“力量”取代了“德性”，“成功”取代了“正义”，至于“诗和诗人”，马基雅维利一次也没有提到。此就《君主论》而言。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倒是有两次谈到“诗人”，但都是一笔带过、无关宏旨。他在本书第1卷第10章开篇部分谈到了“文人学士”，认为他们是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受到赞扬的人”， 前三位分别是宗教的创立者、王国或共和国的缔造者、开疆拓土的军事领袖。如其所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此前三类人事实上都是武人，或者说是表现或伪装为宗教或世俗领袖的战士。诚然，治国需要“和平的技艺”，比如宗教——马基雅维利以古罗马王政时代第二任国王努马为例指出“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亵渎神明则是它们覆亡的肇端”，但他同时不忘提醒读者“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说到底，“和平的技艺”是以武力为基础，并与武力的目标——即马基雅维利所谓“征服命运”——相一致，因此“文教”（包括神道设教之“教”）不过是“武功”的辅助和补充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卡斯蒂廖内的“廷臣”乃是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的顺应和补充，而锡德尼的“普里亚诺”又是对卡斯蒂廖内的“廷臣”的一种漫画再现。

首先，卡斯蒂廖内的“廷臣”是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的顺应和补充。马基雅维利在他投身其中并且为之奋斗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覆亡之后开始写作《君主论》；此时此刻，他憧憬的“君主”已经或者说再度成为意大利的政治现实，但却是以十足反讽的方式：现在，美第奇家族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重新成为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又若干年后，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悍然入侵罗马并劫持了教皇，佛罗伦萨共和国一度复兴，但好景不长，1530年帝国军队再次入侵，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特别是在1559年之后，西班牙从此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罗马教廷不得不生活在西班牙帝国的阴影之下，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深爱的家乡，也沦为外国统治的附庸。在这个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大行其道，但他的君主理想也恰正因此成为了不可能(或至少是不合时宜):对于曾经拥有伟大政治抱负——即负责教育未来的理想君主——的人文主义者来说，马基雅维利无疑也是其中的一员，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转而思考并亲身实践如何在现实政治即君主统治下，作一名合格的“廷臣”，这时，“马基雅维利”升级(或者说蜕变)为了“卡斯蒂廖内”，而后者也就是一个新时代的“马基雅维利”。

如果说卡斯蒂廖内的“廷臣”是对马基雅维利“君主”的随时应变，那么锡德尼的“普里亚诺”则是对卡斯蒂廖内“廷臣”亚于嘲讽。前面已有解释，这里不再重复，我只强调一点：作为宫廷侍从（其实是雇员）的“普里亚诺”推崇武士，确切说是骑士，而鄙视文学，但他内心向往的这一高贵身份不过是新君主时代宫廷生活的粉饰点缀罢了。而锡德尼以诗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则是“诗人”对“廷臣—武士”乃至“君主”的反驳，也是“文学”对“武功”的抗辩：马基雅维利以武力为政治的先决条件，而锡德尼则宣称诗人是一切人类文明，包括政治社会——用他的话说，一个更好的自然——的“作者”。我们知道，锡德尼时代的英国诗人经常在作品中歌颂当今伊丽莎白一世，而形成一种传统，如斯宾塞、普腾纳姆乃至米尔斯、莎士比亚等均未能免俗。锡德尼在《诗辨》中对此未发一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或者心有怨念、还是文人的傲娇、或者是耿直隐忍，其沉默都堪称意味深长。就此而言，锡德尼不仅是为诗歌、文学和艺术而辩，更是为文化、人性和存在的真理而辩。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诗辨》大可命名为“保卫人文主义”或“诗人的《权利法案》”，事实上它预示了后来“诗人” ——从维科、雪莱到尼采、梅德格尔——的共同立场，无论他们是否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