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之围和白登之围「白登之围真相」

大家好，平城之围和白登之围「白登之围真相」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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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登之围：跳不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家注定是可悲的】

幻宇按：平城之战，即刘邦平定韩王信联手匈奴的整体战争，结果无疑是汉方大胜，白登之围只是整个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刘邦确实是被冒顿单于围困了七天，但战事最终是以匈奴惨败、汉军大胜而结束。

这场战争，因为尾期阶段自然天时的原因，稍有近代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影子，汉军因为刘邦的冒进与准备不足，的确付出了部分惨痛代价，但它不该成为后世至汉武帝时期“反战匈奴”随意利用的教材，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反战立场，故意扭曲了这段历史事实，实际上严重违背了史家该有的“史德”。

壹——韩王信才是开启汉匈百年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毋庸讳言，平城之战既有的历史研究又是“一团浆糊”。

其实，刘邦缔造大汉王朝后，所有对内、对外的战事，都要从“两个韩信”说起。

前202年12月，刘邦在陈县以北“突袭”楚王韩信，抓住韩信、控制住韩信带来的军队，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稳定韩信既有的楚地、齐地，将之纳入在“皇帝”的势力版图。

韩信是否真的谋反根本没有了现实意义，实际上刘邦也压根坐实不了韩信的谋反罪名，否则韩信也不会只被贬为淮阴侯。

但不可否认的是，韩信从此成为了刘邦的“笼中鸟”，他看似可以在洛阳、长安自由活动，跟樊哙、刘邦等人一起扯扯淡，和张良一起编编兵书，但是，作为名义上的“淮阴侯”，他自此再也实现不了哪怕最基本的“就国”，实质是，韩信从成为淮阴侯开始，就已经基本退出历史与现实政治舞台。

这个“剧变”，对韩信本人的打击事实上微不足道，关键是对天下大势乃至“世界局势”的根本影响。

参考上图。因为楚汉战争的历史遗留，前202年初即刘邦即位“皇帝”时，当时华夏大地事实上共存在八个国家，除了刘邦作为“皇帝”、天下共主的汉国，“关东之地”仍有七个国家，其中楚王韩信实际占据齐地、陈县以东的原项羽大部分西楚地，是当时仅次于乃至可以和汉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就类似战国历史上的“齐秦互帝”。

因为楚王韩信的突然倒台，关东各国和汉国、老刘家的整体实力对比严重失衡，前201年1月即楚王韩信被抓仅仅一个月后，刘邦将楚齐之地“一分为三”，重组成占据淮东的荆王刘贾、占据淮西的楚王刘交、占据齐地的齐王刘肥，都是分封至亲子弟为诸侯王。

这个形势，任谁都看得清楚，汉国、老刘家的实力不仅彻底“超霸”，而且形成了从“天下之腰”对剩余六个诸侯国的彻底分割，再加上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新燕王卢绾是刘邦的发小，长沙王（即原衡山王）一直低调，剩余的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韩信，想不老实都不行。

楚王韩信的突然倒台，放诸当时，不过是个偶然事件，但放诸大历史，却是中国能从传统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专治这一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拐点，能够和汉国分庭抗礼的楚国，通过极为省力的“擒一人而定楚地”的方式迅速、高效搞定，起码是当时华夏大众“安享太平”的巨大历史运气。

【《史记-韩王信列传》：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陽，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陽。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陽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

正是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的严重失衡，刘邦才可以对其他诸侯王随意“拿捏”，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韩王信，谁让他的封国“怀璧其罪”呢？

相比当时淮阴侯韩信的满腹牢骚，韩王韩信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好多少，六十年前长平之战前夕，韩国被秦国从野王“举国中分”，韩国当时的决策就是抛弃上党，保留经济实力更发达的颍川故地，现在让韩王信放弃老祖宗的地盘、迁徙到还在上党以北的太原地，他会情何以堪？

但是韩王信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许从这一刻起，他就已经埋下了“造反”的种子。

现实的“妙处”就在于，人总是会朝前看的。韩王信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就国了，而一旦就国，他就发现他生存的一大威胁是北方的匈奴，所以他向刘邦提议，让他把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以便更好的抵御匈奴。

而历史的“可怕”就在于，原本可能只是华夏大地内部的政治内卷，居然引起了外部匈奴的警惕。

此时的匈奴，虽然距离秦王朝即名将蒙恬前215年北逐匈奴的巨大胜利仅仅过去了十余年，但已经聚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存在，冒顿单于经过多年的隐忍，先是干掉自己的老爸，然后向东干掉了东胡，向西驱逐了大月氏，向南基本吞并了河南地。

这段时间，华夏大地耽于秦末楚汉战争，尤其是王离长城军团的被调南下，给了匈奴冒顿单于坐大的历史机遇。

前202年初，即刘邦即位皇帝、华夏安定之时，同一时间，冒顿单于大概也已完成漠北草原的“统一”进程，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造反，背后极大可能有冒顿单于的支持，至少双方的联系肯定是有的，只是鉴于历史教训以及刘邦对臧荼的“闪电”平定，冒顿单于始终没敢公开现身相助。

但是现在，大概半年过去了，韩王信“徙治马邑”，他是要干什么？

也许从大的历史进程来说，各自完成统一的华夏民族与匈奴民族，早晚会有一战，但是，历史的偶然性就在于，表面引爆这一历史进程的，正是韩王信的这次“骚操作”！

这里还有一个现实地理原因，秦末汉初的所谓“万里长城”，并不是全程都连接起来的，在雁门郡、代郡之间存在着一个数百里的大缺口，导致匈奴可以由此“钻长城的空子”，入侵、掠夺代燕等地。

而马邑正处于这一区域，这也是韩王信要求迁都的现实原因。

一个是“材武”的韩王信，一个是“自强”的冒顿单于，双方产生摩擦，实在不是啥稀奇的事情！

参照冒顿单于这厮的“平生操性”，瞎猜，也许他认为，你们打我支持的臧荼，我忍下、不反应也就算了，现在又派了个和你们的顶级战神同名的家伙来准备进攻我，难道你们华夏人真的认为我好欺负么？

【《史记-匈奴列传》：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於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

【《汉书-韩王信传》：秋，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上赐信书责让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前201年秋天，应该是双方产生多次摩擦之后，冒顿单于“先发制人”，派遣大规模军队围攻韩王信的都城马邑，真正开启了汉匈长达百年的征战历史与恩怨纠葛。

贰——刘邦“三线并进、关门打狗”的整体战略。

要说韩王信是中国最早的“汉奸”吧，估计他自己都觉得委屈，当然，当时的社会舆论还没那么发达，不会给他这种道德压力。

刘邦给韩王信的那封信，其实也挺诡异的，按照信中“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的意思，应该是韩王信已经丢失了都城马邑，所以刘邦才责怪他说：“一味求死的人不算勇敢，一味求生的人我也不敢任用，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你怎么能随意放弃呢？难道你真的就守不住么？这就是我对你不爽的地方。”

但稍后的记载，又说韩王信是得到信以后，心生恐惧，才举马邑投降匈奴的。

这里阐明一个基本判断原则：“战报会骗人，但战线不会骗人！”这对解读迷雾重重的平城之战的前后历史极其关键，一再需要用到。

从之后韩王信联合匈奴南下进攻来看，他就算不是举马邑投降，也是在马邑被攻破后投的降，所以刘邦这封信，应该是在他投降匈奴后才写给他的，那意思也就很明确：你太让我失望了，接下来别怪老子不客气！

甚至，这封信就是刘邦决定出兵前的“讨贼檄文”，既是写给韩王信的，也是昭告天下的。

【《史记-韩王信列传》：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陽之事，仆不能死，囚於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偾於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

至于韩王信为什么会投降呢？四年后他自己承认了，他就是举马邑投降的，原因很简单，他只是为了活命，但韩王信也委婉指出，他其实类似文种、范蠡、伍子胥，不逃是死，逃了、投了才能活。

当时，在韩王信的眼中，匈奴就是类似伍子胥所投的吴国，还没有后世汉族、外族区分的绝对意识，他不觉得自己会是什么“汉奸”！

说白了，他就是认为刘邦不会容他，楚王韩信都能被撸，他这个韩王信既然被徙，是不是也是被撸的前兆呢？

是非对错已无从论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内部内卷”逼迫韩王信投的降。不知道后世的汉奸们是不是也都是这么想的？

但这已不再重要，关键是，刘邦要怎么迎战韩王信与匈奴大军的联手进攻？

因为《史记》纪传体的原因，以及司马迁的个人立场，这段历史被有意无意埋下了太多的坑，所以后世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实际情况并不多复杂，正如“战线不会骗人”，这一战刘邦的整体战役部署其实是：三线对进、关门打狗，向南围歼韩王信，向北阻击乃至寻歼冒顿单于！

当时韩王信、冒顿单于实际占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太原郡（部分）、上谷郡（部分）等地，冒顿单于接手大同盆地，韩王信进军太原盆地。

韩王信的进攻方向很明确，他是向南进攻，太原郡按说是他的封地，但当地有可能存在不投降的抵抗力量，所以他逐步朝南打。

只看上图，就知道刘邦会怎么迎战、反击。当时南侧、东南、东侧都是刘邦的地盘，虽然赵地属于张敖、燕地属于卢绾，但不是女婿就是发小，何况他们名义上都是皇帝刘邦的属国，自然会配合整体军事行动。

【《史记-郦商列传》：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

北线的总指挥是郦商，他在平定臧荼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被封为涿侯，此时他正位于涿县附近，而他率领的军队，应是燕赵军队，考虑到卢绾的军事能力一直平平，所以刘邦调动部分燕军归于郦商指挥，这也是卢绾本应参与到此场战争，却没有留下记载的实际原因。

郦商的任务是北上进攻上谷郡，折而向西进攻代郡，实质就是扫清冒顿单于的东侧外围，为合攻之作准备。

【《史记-周勃世家》：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破之，下晋陽。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中线的总指挥当然是刘邦，周勃所谓“从高帝击”对此予以了佐证，这也是后世的一个常见误解，刘邦并不是南线的总指挥，他第一时间是赶到了赵地邯郸，运筹整体平定战略，而不是率军从洛阳北上，先在铜鞮击败了韩王信。

这一点，在之后平定陈豨的叛乱中也得到了证明，面对代赵之地的叛乱，刘邦都是从邯郸出发的。

上图给出了原因，说白了很简单，太行山脉的存在！

如果把主力投在南线，在太行山中从南往北打，大兵团很难施展的开、进展也慢，而从邯郸西进，不过是一条太行道的事情。

而在韩王信的老窝即马邑、大同盆地，与南侧的太原盆地之间，隔着句注山（即恒山）这一天然阻隔，后世著名的雁门关、平型关等关口都在这里，所以刘邦首先拿下句注山，实现马邑与晋阳的彻底分割，将韩王信及部分匈奴军队堵在南侧，进行“关门打狗”，并向北阻击冒顿单于的匈奴主力！

所以，刘邦这一战的战略视野极为开阔，甚至，他一开始的头号目标就是冒顿单于而非韩王信，原因也很简单——匈奴大军数量更多、战力更强呗。

这从中线主力部队的最初军事行动也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刘邦控制住句注山后，周勃等人并不是立即南下围歼韩王信，反而是向西北打，先是攻下马邑，接着一直进攻到武泉，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左近。

【《史记-夏侯婴列传》：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

【《史记-灌婴列传》：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於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

【《史记-樊哙列传》：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

参与这一战的有周勃、灌婴、夏侯婴，他们率领的是骑兵部队，先和句注山北侧的匈奴骑兵开战、追击，攻占马邑，最终在武泉大破之，标志着北侧阻击冒顿单于主力的阶段性成功。

而樊哙则是率领步兵接管沿途地盘即雁门郡、云中郡，他的目的，参考郦商在东侧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彻底堵住“长城”的缺口，实现大范围内对冒顿单于的阻击乃至包围，同时也是彻底切断韩王信的退路！

接下来就是对南侧韩王信及匈奴部队的围歼战。

“铜鞮之战”的存在，证明当时韩王信主力是在铜鞮，他已经南进打到了这里，这说明南线部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刘邦给他们的命令是，先期尽可能阻击韩王信的南下进展，等中线得手后，再全力进攻，“南北夹击”！

铜鞮位于晋阳的南方，史书的记载都是先有铜鞮之战再有晋阳之战，但它们应该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晋阳之战上演的要稍早些！

刘邦这里的部署是，中线部队南下穿插到晋阳和铜鞮之间，将之也分割开来！

【《史记-周勃世家》：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破之，下晋陽。】

周勃转攻铜鞮，无疑会让后世诧异于他的进军路径之长、之速，其实他现在应该还是骑兵，而且他到达铜鞮，实际上向南线部队传达了一个明确信号，夹击的时间到了！

当时更可能的真实情况是，韩王信不是南进打到铜鞮，而是北撤回到晋阳、经过铜鞮的时候，被周勃骑兵和南线部队围堵并夹击，因为是在野外，所以他的军队很容易遭受惨败、溃散，大将王喜甚至直接阵亡。

考虑到周勃骑兵数量肯定不多，所以，铜鞮之战南线部队的贡献反而极大。

接下来就是周勃率领南线部队和中线部队会师，赶上了进攻晋阳的尾期战斗。

【《史记-韩王信列传》：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陽，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

【《史记-灌婴列传》：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

【《史记-夏侯婴列传》：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陽旁，大破之。】

【《史记-周勃世家》：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破之，下晋陽。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

此时晋阳方面的统帅应该是韩王信的部将王黄、曼丘臣、匈奴左右贤王，先是左右贤王的匈奴骑兵在晋阳城外被灌婴等人击败，然后被周勃彻底攻下素有坚固美名的晋阳古城。

这一段还发现了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因为铜鞮之战和晋阳之战几乎同时举行，所以韩王信战败后不可能再去晋阳，那是自投包围圈，所以他直接向北逃到了句注山以北，但这个事情王黄、曼丘臣显然不知道，他们还以为韩王信已经挂了，所以之后有了“立赵苗裔赵利为王”的骚操作，闹了个大乌龙。

【《史记-周勃世家》：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

【《史记-灌婴列传》：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

【《史记-韩王信列传》：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陽，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

之后的战事，有“离石之战”与“硰石之战”两种说法，离石可以确定是今天的吕梁，位于晋阳的西南方向，所以王黄沿此撤退的可能性极小，他们多数是直接向西北逃跑，所以“离石”更可能是“硰石”的误传。

至于“硰石”，应该是今天的宁武，即当时晋阳西北、楼烦以南，周勃、灌婴在这里追上了匈奴骑兵，将之击败，又向北追了八十里，将之彻底消灭，这才赶到了楼烦以北。

至此，韩王信、王黄、曼丘臣、匈奴左右贤王开战前位于句注山以南的所有军队全部覆灭，汉军不仅打了一轮极其漂亮的围歼战、追击战，刘邦的军事指挥艺术与整体战局驾驭能力也大有见涨，令人赞叹！

叁——刘邦的冒进、被围与反击！

在周勃、灌婴北上追击王黄等人的时候，刘邦人在晋阳，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此时派出很多使者去摸底匈奴的虚实。

这个事情其实是极为可疑的，战事发展到现在，和匈奴开战早已是既成事实，刘邦的头号目标又从来都是冒顿单于，他怎么还会有“打与不打”的犹豫呢？

何况，战事进行的如此顺利，武泉、句注山以南的匈奴骑兵不也不堪一击么？这肯定不是装出来的！

再加上，当时樊哙在西、郦商在东，意在东西对进，堵上长城的缺口，如果推进顺利，将冒顿单于的匈奴主力封堵、包围在长城以南的大同盆地，将之彻底围歼、一劳永逸无疑是上策，也是刘邦的使命与荣耀，他怎么会放弃呢？

所以，就算刘邦有派出使者，也应是情报侦察，而非为打与不打做出决策。实际更可能压根没有过这个事。

【《史记-刘敬列传》：上居晋阳，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

当时的形势就是兵贵神速，刘邦根本没在晋阳待多久，率领南线和中线主力部队迅速北上，翻越句注山，和樊哙、郦商三面包夹，意图将冒顿单于围歼在代谷，起码要收复长城即“塞内”之地！

那么，这一阶段，冒顿单于在干什么？

战场形势不难推演，刘邦控制句注山的举动，本身意味着南侧韩王信等部队的被彻底分割，冒顿单于肯定要前来救援。

但是他的部队都是骑兵，不可能攻打句注山，而只能是绕过句注山，从西侧的楼烦（地名）向南进攻。

但是，别忘了，在战事初期，周勃等人就和匈奴骑兵有过对战，那一战匈奴输的很惨，汉军骑兵的战斗力完全胜过他们，这导致冒顿单于极不自信，完全不敢主力全部南下，所以他应该是部分军队进攻到了楼烦，在此准备接应韩王信等人的逃跑部队，而他的主力，一直在代谷。

王黄等人稍后应该就是逃到了楼烦，和这里的匈奴偏师会和，此时韩王信应该也见到了冒顿单于，得到了部分军队，他是驻扎在了平城。

【《史记-周勃世家》：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

【《史记-灌婴列传》：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

【《史记-夏侯婴列传》：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

刘邦接下来的战役部署很明确，他想再玩一次穿插分割、彻底围歼，所以将穿插目标定在了韩王信所在的平城，计划将平城及以西的楼烦等所有匈奴军队全部吃掉！

其实后来陷入“白登之围”的汉军，主要是灌婴所率领的骑兵部队！

战事进程是这样的，周勃、灌婴骑兵追击、消灭王黄等人的部队后，周勃应该是和樊哙会和，再加上刘邦主力汉军的一部，向西进攻楼烦等地，而灌婴和刘邦、夏侯婴会和，所部骑兵率先出发，直指平城，其它汉军主力步兵随后跟上！

但是，战事至此发生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刘邦、灌婴骑兵的孤军冒进，和后续步兵主力拉开了一段距离，导致冒顿单于突然“神兵天降”，反打了刘邦一个穿插分割，将之截断在平城之下！

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当时刘邦压根没搞清楚冒顿单于主力的真正所在与动向，他之前派出的使者或者战场斥候，就算真有，也都不仅是无用功，还反而给了假情报、迷惑了他自己！

估计这才是战后刘邦发飙、将这些使者尽数干掉的真正原因。（也可能没有这事。）

而且，当时刘邦压根没打下平城，在被匈奴大军包围的危急时刻，他不得不前往平城东北的白登山，固守待援，这才出现了“白登之围”！

战后复盘，此次失误应主要是情报工作所致，但这次失误其实不算多大的问题，如果只是灌婴骑兵军团被切断、包围，我们就能看出差别了。

所以，这次失误，当时之所以对整个战局走势影响巨大，完全就是刘邦居然待在了灌婴这里！皇帝要是被匈奴俘虏乃至干掉，那丢人可就彻底丢大了！

至此，汉匈双方开始了大决战！

冒顿单于很清楚，开战以来，他早已树立起来的威望在内部一路走低，现在有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肯定要朝死里揍刘邦，不可能让刘邦逃出生天！

而外围的汉军最高指挥员周勃，以及樊哙等人同样清楚，解救皇帝十万火急，所以周勃直接放弃进攻楼烦，号令各路军队会攻平城！

此时，整个战局无疑是“包围与反包围”、两层包围圈，匈奴大军将刘邦包围在白登山，汉军将匈奴大军包围在平城区域，冒顿单于、韩王信向内围攻白登山，向外阻击周勃等人。

这是“中心开花”与“向心突击”的实质对决，也是双方比拼“时间差”的真正赛跑，就看刘邦能不能挺到外围汉军打穿冒顿单于的包围圈！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1、陈平的“秘计”与贡献到底是什么？

【《史记-陈平世家》：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

【《史记-夏侯婴列传》：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

《史记》的相关记载尤其是后世流行的说法，肯定是扯淡，当时冒顿单于就不可能“开围一角”放走刘邦，至于他本人对女人一贯是什么操性，现在打仗居然还会带着“皇后”阏氏，这些都是极为低级、甚至不必反驳的说法。

事实也许是，陈平确实出使、见到了匈奴单于，在当时这无疑是“弥天大勇”，极可能有去无回，当时双方交换了意见，陈平作为弱势方，也会提出一些“城下之盟”的相关内容，但冒顿单于无疑会狮子大开口，陈平当然拍板不了，正好以此为借口溜之大吉。

整个事情，其实是陈平的“拖延”之计，实质是“忽悠”了冒顿单于。

这无疑影响了冒顿单于的战役决心与围攻进展，而且陈平之举也展现了他危难之际对刘邦的彻底忠心，以至战后陈平获封“曲逆侯”，是此战后获赏最多的人。

除此之外，刘邦趁着大雾果断突围，以及“士皆持满傅矢外乡”的战术，应该都是陈平提出来的，这也是他当时的贡献。

2、所谓的“城下之盟”，上面已经说了，肯定是没有签订过的，稍后再详细说。

3、郦商、靳歙此时在干啥？

【《史记-郦商列传》：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史记-靳歙列传》：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

靳歙此战的身份是“骑都尉”，又“从击代”，说明他是跟着郦商作战，所以他没有参加之前的武泉、晋阳等战事的记载，而郦商没有参与到平城之战，这说明，听说刘邦被围后，靳歙率领所部骑兵，脱离郦商的大部队，火速向西救援刘邦！

也就是说，当时的汉军部队，都在以平城和白登为中心，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向着平城挺近，就问你冒顿单于挡不挡得住？就算你干掉刘邦，你是否能逃出汉军的天罗地网！

4、极度恶劣的天时，导致汉军出现大面积非战斗性减员！

【《史记-高祖本纪》：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刘邦被围的时间，应该是前201年农历10-11月，按说汉军已经在句注山以北作战了一段时间，不至于没有御寒准备，但是当年的冬天，应该是极为异常、乃至几十年罕见的一次寒冷气候，导致汉军的相关准备严重不足，出现断指、冻伤等大面积减员情况！

相比之下，匈奴士兵的抗寒能力肯定要相当强于汉军，受天寒影响要小的多。

所以，当时汉军是在极其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和匈奴大军展开的拼死搏杀与决战。这一点，当然大有长津湖战役的影子。

汉军除了“保家卫国”的精神信仰，还有救出皇帝的迫切追求，所以他们在那“七天”中，不得不以巨大牺牲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这个民族精神，也许从她还没真正成为“汉民族”之前，就已经展现了！

战争结果，是汉军毫无疑问的大胜，周勃、靳歙、夏侯婴等人的记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周勃是率领汉军主力沿着驰道北进、“以步对骑”，估计步兵拼死前进、后面的弩兵发挥了关键作用。

靳歙是以所部骑兵和匈奴骑兵展开相互冲锋。

【《史记-夏侯婴列传》：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

夏侯婴的记载则说明刘邦展开了突围，应该是当天有大雾，是难得的突围良机，而且，他们的突围方向显然不是向西南的平城，而是只能向东南，争取和句注山等地赶来的主力会和。

之后，夏侯婴和灌婴率领所部骑兵，先是在句注山下击败匈奴骑兵，然而再返回去杀到平城之下，最终拿下平城！

夏侯婴、灌婴的最终战事，应该也是周勃、樊哙、靳歙等人的共同行动。

所以，冒顿单于和匈奴大军并不是像史书说的故意放水、主动撤退，而是发觉刘邦“龙出生天”才不得不撤退，而且撤退过程较为狼狈，被汉军歼灭了不少部队。

【《史记-匈奴列传》：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当时王黄等人，应该是被周勃留下的部分汉军阻击于楼烦一线，根本打不过来，这也是冒顿单于怀疑他们已经反水，更不得不撤退的一大原因。

肆——从“大胜”到“大败”，这就是司马迁干的事！

刘邦拿下平城后，冒顿单于、韩王信固然已经撤退，当时位于楼烦的王黄、曼丘臣等人自然也弃城而逃，整个战事以汉军彻底击败冒顿单于和韩王信的联手进攻，将之彻底赶出长城而结束。

【《史记-郦商列传》：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当时代郡还有部分残余抵抗力量，所以刘邦“令樊哙止定代地”，配合东面的郦商将之彻底平定，郦商之前因为刘邦被围，加速向西进攻，所以代郡的功劳基本是郦商的，《史记》对他战功的记载也很明确，俘虏了代地很多大官。

所以，平城之战汉军取得胜利乃至大胜是毫无疑问的。相关证据也极其众多，最显著的是，参与此战的所有将军都得到了封赏、晋升。

周勃，晋升“太尉”，作为刘邦一直的“副帅”，他此时终于爬到了名义上的“汉军总司令”。

夏侯婴，此战中得到了两次“益食千户”、一次“赐所夺邑五百户”，即平城周边的城邑。

樊哙，“益食千五百户”。

郦商，因为战前就加封了“赵相国印”，所以这次没封赏，但他之后被刘邦派去保护“太上皇”，这是何等的荣耀与重视。

靳歙，“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即接手灌婴的战前职位。

按照功臣年表，深泽侯、共侯两人也是因平城的战功而获得侯爵，说明他俩在平城救援战中表现出色。

至于灌婴，是此战后唯一没有封赏记载的将军，但靳歙接手了他的职位，难道他会是被剥夺职位么？肯定是有更高的晋升安排。

最“亮眼”的封赏，其实是陈平。刘邦稍后回到赵地，经过曲逆，大发感慨，这曲逆城是他平生见过的最豪华气派的城市，只有洛阳城与之有的一拼，所以把它封给陈平吧！

要不是陈平在此战中有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乃至同生共死的情谊，刘邦会这么干么？

而整场战争如果不是大胜、全胜，刘邦又怎么可能大肆封赏，如果他真的在白登之围中签订了“城下之盟”，又怎么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何况，战后匈奴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年12月，即平城之战结束仅仅一两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冒顿单于再次南下进攻代地，这次，刘邦那个不争气的二哥、代王刘仲（即刘喜）居然选择了弃国而逃，要是双方在白登签订了盟约，冒顿单于获得了包括“和亲”、进贡在内的大便宜，他犯得着立马翻脸么？

【《史记-匈奴列传》：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汉书-高帝纪》：上还雒阳。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以为代王，都晋阳。”】

事实是，直到后来陈豨造反被灭，刘邦对匈奴的态度都一直很强硬。只是因为汉朝实在拿机动性太强的匈奴没办法，所以直接空出代地作为缓冲区，让匈奴无人可抢，同时才衍生了“和亲”、谈判的想法。

也就是说，汉匈和亲最初应在前196年冬天以后，即刘邦死前一两年，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前198 年。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平城之战会被司马迁《史记》记载成大败，也是从那时开始就出现了“刘敬和亲”等事迹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司马迁自己的立场作怪，我之前引用的所有战争资料，都是出自《史记》，刘邦和汉军明明击败了韩王信、匈奴左右贤王等人，周勃、夏侯婴、郦商、靳歙等人也都有在平城、白登的作战记录及战后封赏，难道司马迁会看不懂这其中的胜败么？

只能说，司马迁因为个人的人生经历、立场，导致他一直反对汉武帝等人针对匈奴的主战立场，而他本人一直是“反战派”，从而故意歪曲了相关史实，甚至在汉匈战争的源头上就大做文章，从而让“历史研究”服从于“现实政治立场”！

这对治史来说，无疑是极其可悲的，其实质出发点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随意打扮历史、蓄意抢夺历史解释权！

司马迁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他坚定认为匈奴很强大，汉朝打它注定讨不到好，就算击败匈奴也是得不偿失，而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汉高祖刘邦从一开始都打败了啊！

从这个出发点，我们就会发现《史记》相关所有的“坑”！

比如“中诱敌之计”，认定冒顿单于故意示弱，刘邦又不听刘敬谏言执意进攻，结果被困白登。应该说当时刘邦确实是冒进，但主要是情报不明，而非故意中计，再说，虽然刘邦有些冒险，但总归算是“中心开花”，战事反而因此取得速胜。

比如陈平在白登献计贿赂阏氏，要不是当时彻底低头乃至签下“城下之盟”，冒顿单于怎么会网开一面、放刘邦突围呢？

要不是平城大败，刘邦怎么会奖励刘敬、同意他的“和亲”政策呢？

【《史记-刘敬列传》：“……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这个事一看就是扯淡，前201年，鲁元公主早就许给了赵王张敖，就算当时年纪小没出嫁，又怎么可能再许给冒顿单于？刘邦犯得着做出这么大牺牲么？就不怕天下人笑话？

《汉书》、《资治通鉴》都对此做出了实质反驳，只是将“和亲”具体时间是放在前198年，送的也只是宗室乃至家仆之女。

至于“匈奴四十万骑”，还在白登摆了个“五行阵”，纯属无脑吹嘘匈奴强大。要说此战汉军一共三十二万人还多少靠点谱，毕竟是多路分兵并进，而且基本是以多打少，由此也可见匈奴的总兵力规模。

【《史记-匈奴列传》：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汉书-匈奴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司马迁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一贯历史正确”，自然要把吕后和亲的“认怂”原因也敲定。班固受此影响，还专门记录了一段樊哙和季布的辩论，但季布的话明显“张冠李戴”，刘邦被围平城与陈豨造反有啥关系？

客观说，樊哙所谓“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并非吹牛，樊哙在北方和匈奴的征战史，确实是所向披靡，无论是平定韩王信还是陈豨与匈奴的联手，每次都是大胜，甚至樊哙一来，匈奴就闻风而逃。对此，当时的陈平作为亲历者，难道他会不清楚？

只能说，在刘邦执政末年，他已经看出匈奴很难集中消灭，而汉朝的实力也不足以实现出塞、全面进攻，再加上吕后至汉武帝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整体“休养生息”政策，反战、厌战思想成为时代主流，导致与匈奴和谈、和亲等安抚政策的出现。

但是，司马迁完全“以果为因”，故意从源头扭曲历史，甚至不惜误导世人乃至后世。

相比司马迁对刘敬等人的尊崇及立传赞扬，那些汉初曾经存在过的“主战”人物与材料，比如贾谊、晁错、王恢等人的观点，《史记》毫无记载。

作为史学家，有自身的立场与观点从来不是问题，比如司马光总喜欢在《资治通鉴》中发表各种“私货”，但对历史事实故意“作假”，这无论如何不可接受。

最后补充一个问题，在平城之战一开始的时候，汉军南线总指挥到底是谁，根据既有史料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可以做出相关推测——

【《史记-高祖功臣年表》：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豨为阳夏侯。】

【《史记-陈豨列传》：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究竟是什么样的功劳，让陈豨在战后也获得了封赏，而且是成为代赵之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当时樊哙、郦商都继续在代地作战了一段时间，战后为什么不是他俩反而是陈豨获得了这个职务与权力？

所以很大可能，是陈豨担任汉军南线总指挥，在铜鞮之战击败韩王信，在晋阳围攻战、平城救援战中也发挥出色，展现出了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能力，这才获得了刘邦的认可。

而且，陈豨早年跟随韩信攻打代地，估计其它战事也有参与，他又算是韩信的“小迷弟”之一，估计这个过程中“偷师”不少。

鉴于陈豨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懂的”，所以相关记载有所缺失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