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对国民的祸害「永远忘不掉的回忆」

大家好，鸦片对国民的祸害「永远忘不掉的回忆」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MP4

根据有关资料介绍，鸦片原是一种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叫罂粟。叶是椭圆形，花朵很大，有白色、鲜黄、扭色、淡红色和紫红色，花开的时候，香气扑鼻，令人心旷神怡。它的果实液汁制成白色粉末，就是鸦片。这本来是一种药材，具有止泻、镇痛、麻醉等用处。英法德三国语中的鸦片“opium”一词是由希腊、拉丁文中演化而来的，中文的“鸦片”就是英文的译音。唐朝的时候，许多阿拉伯商人来东方做买卖，把罂粟传入我国，当时至少在陕西和四川已经有人种罂粟。过去鸦片进口，一直作为一种药材征税。到了17世纪，吸食鸦片的恶习，从东南亚传入中国。此后，中国逐渐开始流行用烟枪点火吸食鸦片――俗称抽大烟。长时间吸食鸦片烟的人，面黄肌瘦，就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这种鸦片的烟瘾如此强烈，以致于吸食鸦片的人几乎没有办法抵抗它。一到烟瘾犯的时候，一刻也等不了，如果找不到鸦片烟，比死还难受。

鸦片能使所有不同体质的人都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由强壮逐渐衰弱．由衰弱逐渐得病，由得病逐渐死亡。鸦片完全是一种慢性杀人而又看不见血的毒药。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毒品，却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盛行蔓延，蔚然成风，屡禁不止，毒害了一代人，并使中国人背上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称谓。

鸦片的吸食在明末即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价格昂贵，尝试者极为有限。18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那就是对中国的鸦片走私贸易。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十年后输华鸦片从二百箱左右增加到一千箱。英国鸦片贩子将鸦片偷运到中国，每箱毛利最高时可达一干银元之多。

1729年，雍正就颁布了第一道禁止贩运、禁止吸食鸦片烟的诏令。后乾隆皇帝也发布了禁烟令。嘉庆帝更三令五申，严格禁止鸦片贸易。但由于官僚队伍的腐败，贪污受贿公行，走私到中国的鸦片越来越多，嘉庆年间已高达四干余箱。道光时期的1838一1939年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三万五千余箱，造成白银流失超过3-4亿两。鸦片贩子除了英国，还有美国、荷兰、葡萄牙和从陆地走私的俄国。马克思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负责缉拿鸦片贩的官兵，恰其本身就是吸食鸦片者。而官府多半是受贿纵容。“《澳门杂录》甚至谴责中国政府是‘最大的走私贩’。因为政府默许它自己的法律遭践踏，而且规定种种可笑的、行不通的限制，实际上却助长其宫员偷偷地搞鸦片走私。”（张馨宝（美）《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说：“19世纪初叶，吸食鸦片的不过是富家子弟。后来上到宫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1838年，御史官员奏报皇帝，在广东、福建，十人九瘾，清朝帝国其他地区很快也吸食成风。著名学者包世臣估计，1820年时，以苏州一城而论，吸食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州城每日费银万两。1820年，苏州城人口的精确数字还难以到手，不过毫无疑问，该城成人一大部分是瘾君子。”

那时中国究竟有多少瘾君子呢？“到1836年，每年输人中国的鸦片约1820吨。吸烟成瘾者似乎与日俱增。烟瘾的程度如何从来没有精确估计，因为每个吸烟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鸦片没有可靠数字。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一千二万五十万吸烟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鸦片者的人数是二百万，即约占全国人口的0．65％。大多数当时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乔纳森.斯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吸烟人占总人3~5％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合理数字，也许3―5％的人烟源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数是一千五百万。” (《剑桥中国晚清史》)

到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有资料说英政府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情愿自加关税，但清政府并未答应。鸦片走私依旧非法，仍为清政府严格禁止和英政府暗中支持。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1858年走私数量竟达到了75000箱。在许多中国城市里，“鸦片馆就象英国的杜松子酒店那么普遍。各阶层人民上自骄奢浮逸的官员，下至干苦力的，经常不顾禁令出没予鸦片馆。店铺和沿街叫卖的小贩都公然挂出鸦片烟枪和其他的烟器皿，供人们购买。”（张馨宝（美）《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大量的鸦片输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鸦片贸易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极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自欺，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耍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鸦片贸易史》（一））

1906年5月，英国反对继续从事印度鸦片贸易的人们在英国下议院使一项无条件谴责鸦片贸易的决议案于5月30日被一致通过，决议案宣称“本院再次确信印中鸦片贸易是道德上无法原谅的，请求陛下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它迅速终止。”1907年，中英达成协定，印度政府每年减少从印度出口的鸦片，其数量等于当时出口总数的l0％，以中国同样比例地减少国产鸦片数量为条件。按此进展，其结果是中国的鸦片消费将于1917年终止，因为毒品的有效供应没有了。（《鸦片战争论文集》）但事实上国内的非法种植和少量非法走私一直难以有效铲除，据1936年统计，已登记的烟民人数为3628162人，实数远不只这些。在实行禁吸或限期禁吸(产烟地区)后，以1938、1939年的统计为例，国统区吸食烟毒人犯均下降为7万余人。但1940、1941年均增至20余万人。就禁毒而言，虽取得一定成绩，曾于两年禁毒期内，枪毙毒犯2286人，但难以禁绝，尤以川东为烈。（见《民国社会通史》）鸦片彻底的根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方才完成。

今天，我们往往以从道义上指责殖民主义者的贪婪和野心替代了对鸦片在中国泛滥原因的反省，似乎鸦片问题与我们自身无关，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带来的。但是，输入取决于需求，为什么殖民主义者热衷于向中国走私而不是向日本、朝鲜或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干脆就在印度本地倾销鸦片？为什么走私鸦片到中国可以赚取暴利？清政府也曾经三令五申，但鸦片为什么难以禁止？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大的毒品需求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数量的乐此不疲的瘾君子？

难道中国是吸毒乐园?中国人难道真的如此颓废？

这是一个极为难解的谜，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鸦片商利用民众的无知，不但隐瞒鸦片的毒害，反宣传鸦片是长寿药，这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鸦片俗称“福寿膏”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和民族心理方面。

中国历史有个规律，就是王朝由盛到衰之际，往往会出现人口激增，耕地减少，腐败猖獗，社会矛盾加剧，贫富悬殊过大和伦理道德沦丧的乱世先兆。吸食鸦片在中国蔓延，应该说是瞅准了衰世之始。而在走向没落的衰世，人们不再迫寻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再创造性的构造新社会来改变它，而只是得过且过，只求大家都安分守己，天下太平。太平是一种逃避困难，让它自己消失的梦幻，它不是征服和改变社会，而是求它们平平安安，相安无事，直到最后危机全面爆发，走向另一次循环。

古人早就总结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逃避于放纵之中是没落衰世的本质。对于难以解决的现实困境，它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只求过一种太平日子，这是“焦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它不敢再面对恐饰；而只想忘掉它，求它自己消失。当社会性的危机压迫人的时候，盛世的正视态度和征服精神不见了，治世的大刀阔斧的实干精神也荡然无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主流，再加上由于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奢靡之风盛行，人口增加导致的生产能力日见不足等原因，平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鸦片的作用可以使人暂时忘却现世的痛苦，逃避危机感。这是鸦片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吸毒之风气在中国渊源已久。在魏晋时代，玄学流行，士大夫们和不得志的遁世知识分子就热衷过吸食一种名为“五石散”的丹药。对此鲁迅先生曾经有专文记述和考证。这种忧患意识面对强大社会惰性和专制压力而产生的逃避式解脱和沉醉式体验，早已成为了影响后世的一种人生自我平衡态度和取向，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历代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走向另一极端，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推卸或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享乐。中国文化的习俗特征之一就是消费文化。中国的立国基础在于农业，而农业社会取得稳定的基本保证在于中央集权的家族式国家管理体制。这就使中国封建社会分化两个层次。一个是以皇帝或官吏为代表的贵族圈；一个就是以土地直接所有者和生产者为主的乡村圈。这两个层次在生产为了消费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前者比后者表现更为典型就是了。前者已经不必多说，就后者而言，他们的生产所得，除去交官的之外，剩下的便都用于消费，第一是吃，第二是穿，第三是烧，第四是住。此外，换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说白了，是为生活而生活。即使在今天的大部分农村，有了赢余也无非就是用在盖房子，娶媳妇和过节的大吃大喝。

在太平年代，消费文化必定与享受文化和浪费文化相联系。不消多说，中国人的吃喝堪称一大奇观，中国人是最善于享乐的民族。但中国人的享乐更多的是生理型，而少有精神型。知识分子的享乐堪称高雅，生理型特征依然明显。不过他们的妙处是把生活作为一种艺术，口腹之乐也可以找出艺术上的解释。鸦片这一地道杀手，取美名曰“福寿膏”，是不是也暗合于此？

说到这里，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人偏好鸦片，使这一毒品一度泛滥成风的根源在于社会衰退造成的民族心理的责任丧失、道德涣散和享乐至上。这里有更多的文化积淀而不是制度原因，所以更值得深思。作为对比，陈舜臣先生曾经总结说：“日本之所以能阻止鸦片的侵入，其原因之一是，英国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并向外推销的时期，恰好是幕府末期――日本民族的青春期。”（《鸦片战争实录》）试想，一个走向颓废，沉溺于毒品的失去活力的民族，何以能够在自立自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

鸦片，是中国人不该忘却的痛。反省正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今后不再颓废沉沦，不再丧失基本的价值观和责任感，永远不要再以其他的方式重蹈覆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