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诞生」

大家好，政治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诞生」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梅丽莎·莱恩（Melissa Lane）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政治是权力的诸多可能性构成的光谱。它定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光谱的一端是赤裸裸的剥削与权力支配，它唯一关注的问题是，如列宁所说，“谁（有能力统治）谁？”权力支配这一观念的诞生并不是单一与特定的，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社会都存在过权力支配的观念或现象。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理想政体。它由享有决定权和行动权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组成，且其政治实践不存在垄断现象。这种理想政体在许多地方演化出许多种形式。但在某一特殊时期世界上某一处，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念可用以界说这种理想政体，这一理想政体形态现在仍然能够引起我们时代强有力的共鸣。古希腊与古罗马人创造的词汇至今仍然被用于分析政治现象以及表达几乎所有人的政治诉求。

自治（self-government）的诉求与实践是希腊与罗马人发明的诸多政治观念中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时刻对自治（self-rule）的各种形式提出质疑和挑战，这赋予他们异常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演说家和作家们揭穿了自治、正义和平等观念的虚幻与剥削特性；其他人则认为自治在伦理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易实现，或者说在某种区别于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团体中更易实现。也就是说，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哲学同时包含了自治的具体实践及其对立面。这就使得它不仅成为当今那些政治乐观者的宝库，也成为那些政治批评者的有效资源。

本书认为，希腊与罗马世界所包含的相当宽泛的权力可能性光谱是我们思考事情的绝佳资源。因此，本书对历史实践和哲学反思都将展开进一步探寻。我们现代人可以对希腊与罗马政治，比如奴隶制、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进行批判，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早已被先贤们批判过了。在每一种政体具体运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针对其政体诉求的审慎批评。希腊与罗马人在发明民主与共和观念的同时，探究了“公民”这一政治观念的限度；考察了寡头制、王权制甚至僭主政体的政治诉求；怀疑将正义法则应用于公民关系的主张是否普遍有效。相较于把希腊与罗马的价值定义在政治光谱的某一特定节点上——例如那些引以为豪的大众自治原则，抑或对其所作的哲学反思——对希腊与罗马生发出的观念进行整体考察最为有益。

为了对批评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回应旁观者的困境，为了考量政治的价值及其限度，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古典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古典观念和政治形态，而不是简单考察这些语词的当下内涵呢？从原初意义上来说，它们在希腊与罗马更具根本性。不管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们是很多现代观念的根基（“根本性”一词的词源意义），继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演化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熟知或者古典政治实践曾经广泛实施的地方，这些观念被重新发现、修正和质疑。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讨论随处可见，从马赛到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在此地把希腊著名的格言雕刻在一个墓碑之上），从突尼斯到大数（Tarsus），从拜占庭帝国到它的奥斯曼征服者们，以及在通过征服和殖民使希腊与罗马思想得以传播的地方。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它们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接受。

根和它所育成的植物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有时会觉得希腊人、罗马人与现代各个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对我们当下理解事物的作用不大。或许他们无甚可鉴之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太多；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有时被赞誉为具有公共精神的良好公民，而现今的我们则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们不可借鉴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而幸运得多；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和代议民主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使得那些古典模式用处不大了。

以上两种观点混杂在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古典政治的批评之中。他认为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毫无可能性。他的批评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同时也暗含了他毫不妥协的态度。1764年，他警告日内瓦公民（从出生权来说卢梭也是其中一位），你们攀比古代民族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是所谓“共和国”的公民而沾沾自喜。

古代民族再也不适合现代人了；他们在所有方面与现代人都不同……［“你们”指代日内瓦人］你们不是罗马人、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把那些伟大的、不适合你们的名字搁在一边吧！你们是商人、工匠、资产者，被各自的［原文如此］利益、工作、营生、利润牢牢占据；自由对你们来说也是唾手可得，高枕无忧的。[1]

总之卢梭认为，古今对比实际暗含的意思是说“现代人没有古代人的闲暇，不能始终参与治理事务”。[2]也就是说，卢梭暗示如果没有奴隶与战争的存在，希腊与罗马的公民就不会获得闲暇，他们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亦不可得，也就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了。但实际上，与卢梭的这种含沙射影不一样的是，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对政治事务投入一定的精力和闲暇，这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奴隶制是一种（残酷而重要的）剥削性的财富占有方式，但仅存在于某些特殊领域，并非古希腊或罗马社会财富积累的首要手段；与此相反，很多其他人类社会形态也一样存在过奴隶，但它们并未发展出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源和生产能力（尤其通过劳动分工、非动物新能源和新媒体），如果他们（我们）如此选择的话，本可以促使更多人投身政治。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技术、宗教和官僚体制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希腊与罗马的繁荣经济建立在农业、采矿业、手工制造业、贸易和战争掠夺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没有指数般突飞猛进的经济或科技，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的观念。他们分享着众神崇拜的宗教仪式，而不是信奉某一个不受公众掌控的神。他们不会把国家视为抽象实体，也不会把国家与掌控、构成它的特定人群割裂开来。

毋庸置疑这些区别是真实的，不过它们更清晰地揭示出了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征。希腊与罗马的国家机器不够精细，没有完备的科层等级结构，他们把政治理解为共同体内部公民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公民与那些城邦内外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说，除了把政治理解为一般的共同体关切之外，希腊与罗马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政治”的理解。政治对他们来说不是独立存在的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对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普遍与恒久的关切。[3]这意味着古典观念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共同体之诸多政制形式与价值诉求的视角。这在现代社会常常模糊不清，因其拥有如此众多专业化的政治机器。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与罗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了（或者说他们的社会仅由公民组成：排他性和包容性也是政治的应有之义）。相反，一些人认为公民纽带和公民事务天然地具有剥夺性，或者认为它没有其他生活方式那么有意义。这些对公民理念与理想的批评，同它们挑战的对象一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将探寻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异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是差异更多还是相似更多，而在于揭示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立场，以及辨明它们立场间的差异。不管个人身处何种政治环境，这是帮助人们思考政治的最佳方式。无论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还是从它们所提出的深刻挑战的意义上，古典观念都被证明是根本而彻底的。比如，当今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增强了政治在今日受制于修辞这一认识，而雅典政治也曾受制于修辞；我们不断找寻新方法制造出来的社会知识也定会为雅典人所赞赏。被武断的意见充斥的社交网络空间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再度棘手——仅有社会知识就足够了吗？政治如何对待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层出不穷的经济不平等与陷入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始终是古典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这个问题如今又具备了新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得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成为平等的个体？

为了探索古典观念的现代回响，我选取了对当今政治思考至关重要的八个主题，它们都根源于希腊和罗马（即便不总是精确对应于古希腊文或拉丁语词汇）。如果不考虑当下，单只为反映希腊与罗马观念的历史意义而作一项更全面的复古考察，那么人们可能会选取一些截然不同的主题，比如，多神论或者罗马的庇护制（Patronage）。同样地，一个只关注时下政治的当代哲学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另外一些主题，比如，权利或者合法性。我选取主题的原则是它们既能体现古典思想的主要内容，又能表现当下的反思。它们要能使人们了解古希腊和罗马700年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方面，即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我们尤其关注希腊和罗马所谓的“古典时代”，即大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注意公元前诸世纪从耶稣诞生之日起逆序纪年，耶稣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参见图表1）。每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同时每个主题又代表但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地点或思想家。

图表 人物与观念的时间轴

时代跨幅如此巨大，即便面对所选取的八个主题，一本简短的著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没有讨论那些对希腊与罗马的重要政治思想进行重构的古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本书主要关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史，以及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至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则只有局部简略地提及。即便面对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的古典时代，本书也有所取舍，以使读者既能更好地理解希腊与罗马自身的政治，又能以之为鉴，对当今世界有所理解。为了使这两项计划关联在一起，按照权力与可能性的关系为线索，我将从希腊社会着手来阐明政治的五个维度。

政治是什么？五个问题

每一个政治观念都必须回应如何组织权力以达成特定目标的五个问题：谁？哪里？为什么？如何？何时？虽然希腊人缺乏“政治”的特定概念，没有把它与经济、军事等区分开来，但是他们的确意识到，并回答了“关于政治的条件”的问题。他们发展出了一些我们视作政治观念的观念，但是他们自己却称其为“政治事务”（ta politika）：与某一共同体——我们也可以说是政治共同体——有关的事物或事务。为了充分阐明他们发展出来的众多观念，让我们依次来考察这些观念是如何逐一回应上述五个问题的。

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是谁？答案：公民们（politai,即polites［公民］的复数），[4]意指那些拥有相同处境与关怀的平等个体，即便他们存在着贫富差别。这种平等具有两面性。极少数幸运儿通过将其余的人（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在公共权益之外，来获取自身的公民身份。最严苛的排外是针对被希腊社会征服和奴役的那些民族。即使在僭主的统治之下，公民们也认为每个人是相互平等的，至少在僭主把公民和奴隶进行区别对待的意义上。罗马人的共同关怀则是“共和国”（res publica），直译为人民的事物或事务，也是英文单词“共和国”（republic）的来源。与奴隶相对，一个罗马公民是自由的。他的个人事务受到保护，他享有涉及公共事物福祉的重要权力，即公共关怀。古典政体下的女性公民（被动意义上）享有一定的特权与义务，但是她们在重要的政治讨论中没有发言权。当然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她们有时也是重要的政治主体。下面几章将会讨论女性公民的问题。

对“政治事务”的关怀发生在哪里呢？希腊时期，尽管不绝对，但主要是在城邦（polis）内部。城邦是特定的领土范围和人类聚居地，它的中心通常是一个被城墙所环绕的核心城市，外围则是占一定面积的农业区。在希腊遥远的古风时代以及我们所谓的希腊古典时代存在过约1000个城邦共同体。城邦的领土规模从不到12平方公里到数千平方公里不等——斯巴达的面积从最外围算起约8000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则相对较小）。城邦的人口数量少则几千人，多则不计其数。公元前5世纪，在政治家伯里克利担任雅典将军的全盛时期，雅典的人口从最外围算起约有25万人，男性公民约有6万人（雅典城邦的领土面积约有2500平方公里）。[5]

在实践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尽管土地对城邦认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城邦居民的认同。城邦之为城邦，最根本是在其人民。当希腊人从嘴里说出“雅典”或“斯巴达”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像我们今天口称“法国”或“巴黎”这般简单；他们通常是在说“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城邦尽管会在紧要关头丧失一些土地，但保全了一同关心“政治事务”的人群就意味着城邦生命的延续（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的某一时期，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在将军和演说家伯里克利的建议下，雅典人把乡村郊区丢弃给了掠夺者。以后雅典人就只能聚集在有高墙保护的城邦中心城区，但他们在那里继续一起关心“政治事务”）。城邦通常被译为“城市国家”（citystate），因为政治事务主要集中在公共城区的中心。实际上，城邦还可以被译为“公民国家”[6]（citizen-state），因为城邦之为城邦更多的是基于人，而非地方。政治发生于城墙之内，随着本书论述的逐步展开，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观念后来在哲学上遭到了批判；关于伦理和政治共同体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人们提出了更宽泛和更具包容性的想法。

罗马起初同样由一个中心城区和郊区腹地构成，但通过征服或协约的方式，它兼并了其他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很快发展成难以辨认的超大地域。随着战争和冲突的持续爆发，罗马人逐渐地、有时甚至并非自愿地把公民身份赋予扩张领地内的居民。最早，公民身份扩展到现意大利波河以南的几乎所有非奴隶人群；继而在公元212年，罗马领地范围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视为公民。在罗马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公民身份有时被扩展至新涌现的“半公民权”（sine suffragio，没有投票权）阶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罗马的公民身份也极具延展和包容性，因为那些通过公认的程序而重获自由的奴隶也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这不同于希腊）。[7]尽管如此，这些重获自由或因罗马扩张而被新纳入的公民很少能亲赴罗马去实地出席官员选举和立法的政治会议。因此，公民身份的条件与真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条鸿沟仍然同样难以逾越。

希腊公民为什么如此崇尚城邦并一同关心“政治事务”呢？他们追求被尊为平等个体（以及作为个体，他们被区别对待的可能性）的价值，同样他们也追求共同繁荣。城邦是一处可以定义、追寻与分享公共福利的所在。每一城邦共同体都极易受到外敌入侵的伤害，因此它们始终谋求对外的优势，甚至有时它们会对一直压制邻邦。政治共同体能够指挥它的公民（与非公民、雇佣军一起，甚至有时也包括奴隶）与其他希腊或非希腊人作战。它们有时为战利品和朝贡品而发动进攻性的战争；有时则为反抗强权支配——被支配可能就意味着被劫掠、奴役，甚至死亡——而发起保卫城邦人民与资源的自卫战争。

尽管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不顾个人的安危，选择成为商人或旅行者，在外邦从事教育、贸易或政治顾问的行当，但是大多数希腊人极度依赖各自城邦的命运。在罗马，罗马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人身保护，他将免于随意的鞭刑、非法的囚禁等。如果被征召的话，很多罗马公民还有为军队服役的义务。在军队服役就意味着有望去谋求荣誉与好处，但当然也可能会承受战败的危险，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恐怖。

希腊人关于“如何”的回应可能是他们最具创新之处：为共同商决“政治事务”，他们创造了多种决策与问责的政治机制。他们在政治会议与法庭中采取了正规投票的实践形式，甚至有时还使用纸质选票；在每年轮流执政的基础上，通过抽签与选举来任命官员；为保证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他们进行审查。一些民主政体，尤其是雅典，则更为先进。它动用人数众多的公众陪审员来裁决几乎所有的法律案件，此举架空了专业法官的地位，继而剥夺了古老贵族机构的司法权力。这些政治机制兼具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意义。它们一方面致力于保卫城邦及其各项制度免遭伤害或腐化，另一方面又能动用公共权力谋求繁荣。

在罗马，选任官员和制定法律都有精心设计的集体投票程序，继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技艺。一些被特别选出的官员在立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向政治会议提出法律议案，试图使之获得通过。雅典的穷人亲自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他们拥有人数优势的法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罗马平民则不得不通过专门的民选官员（保民官）来保护自己。这些政治实践也向人们暗示了希腊与罗马政治在何时发生的问题：因为政治如果是一个关于权力与可能性的领域，它除了具备空间性的特点之外，还必须要有时效性。换言之，当政治的各项制度存在于一定的空间时，其中的行为与决策就必须要适时而为。政治实践就意味着决策与执行，或授权来执行，即运用多种权力形式使特定的可能性变为事实。希腊和罗马人通过多种多样的复杂形式掌握了政治行为的时间设置：比如，雅典人在陪审团法庭中使用水钟来为发言计时；为了获得上神的护佑，罗马人就重要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向占卜师、牧师进行咨询，因为他们拥有决定何时开展这些活动的权力。[8]在政治体制内部，行为的最佳时机被小心地规定与配置着；在政治体制外部，野心家们可能需要明察秋毫、伺机而动，从而抓住重塑规则的最佳时机，然后以僭主或寡头的身份来掌握权力。不管是在政治体制内部还是外部，不管是在古典时代还是当今社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关于时机选择的艺术。

八个政治主题

八个政治主题构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它们将帮助人们想象政治可能是什么。它们全部按照之前确定的两个维度来呈现：哲学反思的维度和政治实践的维度。两个政治观念回答了权力可能要达到的目标：正义（古典政制历史的特别关注点）和德性（哲学家们对此尤为关注，他们各抒己见，丰富了正义的内涵）。其他六个政治观念：政制、民主、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共和国和主权，回应如何组织并驯服人际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应该对这些权力关系施加何种程度的控制。

尽管其他社会形态也存在与这八个政治观念相类似的一些观念，但是在希腊或罗马，或它们两者，这八个政治观念拥有极其特殊而鲜明的形式。尽管众多不同的思想家对它们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但是我把每个政治观念集中地对应于特定时期的某一个或几个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为该政治观念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素材。这种方法能够指引那些对希腊和罗马并不熟悉的读者顺利踏上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旅程，同时也能够增强这些政治观念的理论力量。

当然除了我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以外，人们也可以选取其他的政治观念。从某种绝对的立场出发，希腊和罗马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一定会包括下面这三种：平等、自由和法律（实际上这三者贯穿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同样人们有时也会考虑另外的一些政治观念，比如友谊和社会性。我并不认为我所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是排他的或具有首要地位的，而是说它们是我所发现的最佳叙事方式，既能够阐释清楚古典时代的政治观念，又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第一章首先讨论八个政治观念中的正义，因为它是集体公民身份的根本而又充满争议的基础。设想如果富人能够剥削甚至奴役穷人，如果穷人总是担心会受到富人的教唆并陷入暴力或欺诈状态之中，那么这将是极端的支配状态，此时就不要指望权力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了。为树立正义，就需要构建一种政制（politeia）。该单词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为“constitution”（政制或宪政体制），然而在希腊文中，它的意思是公民身份的条件，包括了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敏锐地观察到了相互竞争的各种政制形式的优缺点——对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展开讨论。

第三章主要关注雅典的政治观念和民主的政制形态。在本章中我们将直接比较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在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下承担了比在现代各种治理形式中更为广泛与多样的角色，但是二者都承认责任、制约、评判等核心观念，即便它们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通过审视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品质——一项必定会打破关于它的诸多迷信的工作，人们得以认真反思现代各民主政体多么好地收获了或能够收获它们最看重的诸种观念。它将向人们证明，当最富裕的公民不得借助财富力量去支配贫穷的公民时，或者说前者不得凭此在政治中构筑起持久而坚固的权力基础时，一个政治体系就能够存续下去。尽管雅典的富人们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特定的机遇与职权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他们始终受制于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判断，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受制于那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则取决于哪个集团在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有证据表明，古希腊拥有比当今文明的国际社会多得多的政制类型。雅典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前后相继，历经三世，形成了一个哲学家的世代谱系。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希腊的政制类型并不那么丰富，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政体形式并未包括在内。这些哲人通过不同的方式，都认为当时的各种政体充斥着贪婪与对权力的欲望，在各地引发不断的冲突，并未使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在第四章，我们将看到苏格拉底在世代谱系的开端，持续不断地向他的雅典同胞们质问正义、知识与德性的本质；接着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出身高贵却追随其貌不扬的平民苏格拉底，成为日后我们那些关于苏格拉底的卓越著述的来源。第五章将讨论谱系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他来自一个侍奉马其顿（位于古希腊北部）王室的家庭，后来加入了柏拉图在雅典开设的学园，但自己最终创立了与之相抗衡的学园。以更加深刻的正义观念为基础，以谋求更为真实的人类福祉为目标，每一位哲人都构思了别样的政治形式，即便是某种理想中的政制（英语中柏拉图著作《理想国》［Republic］的书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在一个优良的政制中，德性与公民身份理想化地合二为一了。

苏格拉底的后世追随者们把理想政制的幻景极端化了。它可能不采取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而是一个恒久的伦理共同体。由此产生了世界主义的观念（第六章），它意指整个宇宙都被视为公民的领域。我们将会发现该观念可被用来达成极为丰富的伦理与政治目标。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政治进入了希腊化时期，人们一边争论着世界主义的观念，一边讨论着政治与人类整体的自然性。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所作的定义，基于人性的本质，政治是自然的？或者，政治是否可能只是一项权宜之计、一个有用的社会契约，并没有回应人类结成关系的最高潜能？

政治是源于人类的自然社会性，还是源于功利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样，政治体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仅限于个人真实的公民同胞，还是只要拥有共同的德性，不管其人身处何方，都是自己的公民同胞？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在希腊化时期，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苏格拉底观点的各家各派对这些张力进行了反复的推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希腊化时期的一派哲学家——斯多葛主义者们——认为人类具有自然的社会性，因此政治是一项有意义的人类成果，尽管最完美的政治状态是哲人的共和国。与之相对照的是另外一个哲学派别——伊壁鸠鲁主义。该学派把政治与人类更高的理想价值——友谊作对比，认为政治作为一种功利之物，它并非基于人性的本质而是源自于某种契约。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前1世纪的哲学家们确定了政治论辩的基本语词，从而为罗马的政治铺平了道路。当罗马人开始从政治上支配希腊时，他们只需把希腊卓越的哲学成就重新搬出来加以改造或利用，用以管理领土不断扩张的共和国与帝国——对此我们将会一直追踪至公元2世纪。

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对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原因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并亲身经历了它的衰落。通过他的视角，第七章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制状况。“Republic”（共和国）是对拉丁词“res publica”（公共事务或公共关切）的直译，它是罗马人所发展出的政制形态的核心内容。波里比阿曾经在罗马充当人质，但作为希腊历史学家，他对罗马的政制状况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罗马政制在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三者之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它们分别代表了希腊人所熟悉的三种最基本的政制形式（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以多种方式分割与平衡（以及一些混合）政治权力的观念最终发展成为“制约与平衡”的共和主义理想，被美国的国父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所借用。争取平等自由权的斗争反复引发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它内在地要求尊重哪怕最普通、最贫穷公民的人身、财产和权力。然而，对穷人的尊重必然还要考虑精英们的特权。精英之为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或继承或自谋的财富。雅典人通过民主的各种权力来约束他们的精英，但是罗马人允许他们掌握更重要也更独立的一系列政治权力。罗马人利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相重合）制衡普通罗马百姓，而雅典的民主派则允许穷人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控制与评判精英们的主张。

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崛起之际，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用希腊文写作，他目睹了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但也预言共和国不会长久。如果要保卫“共同体”（共和国），那么罗马人必须不断地履行自己的公共义务，全身心地实践自己所理解的德性，然而这些内容终将慢慢地消逝。一个世纪以后，哲学家和政治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目睹了共和国衰落的全过程。全凭自己公共演讲的才能，西塞罗顺利攀上了权力与荣誉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也研究了罗马、雅典各哲学流派的思想，不遗余力地与那些哲学家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辩论。与之前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随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断反思，西塞罗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构想更好的共和国，使之拥有更完善的法律体系的道路。然而在西塞罗刚开始将之付诸笔墨的时候，现实中共和国的完美品质就在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与流血冲突中——他自己也于这一时期被谋杀——慢慢消逝了。这幅图景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的内在核心条件以及个人财产的重要性，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法律与德性在支持共和国政制中的重要地位。

西塞罗死于共和国最后的动乱时期，接着罗马人就任命了一位“第一公民”（princeps），并最终在公元前27年擢升其为新的“奥古斯都·恺撒”。在下个世纪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生活的时代，“第一公民”则彻底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罗马皇帝的头衔——尽管“主人”（dominus）的头衔仅只在公元284年被正式授予给罗马皇帝。共和国的政治实践在帝国时代发生了重大的畸变，此时人们关于政治的想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与西塞罗一样，塞涅卡也是一位身负要职的政治家和作家，但最终暴死于尼禄之手。塞涅卡并不幻想理想的共和国，反而寄希望于一个理想的君主。他把希腊早先的君主制的观念重新装饰了一番，想象如何在“第一公民”身上培养起仁慈与慷慨的德性。此处我们可以发现，希腊和罗马的政治理想并不仅限于民主或共和国政治。通过“帝王之鉴”（mirror for princes）的方式，塞涅卡与其他一些帝国作家们开启了数世纪的关于君主制之价值与德性的争论。

不远万里前往罗马去参观古代遗迹的人们会发现，现在赫然矗立的元老院遗迹并非由罗马共和国所建。它确为这一目的但由一位后世的罗马皇帝建造。年代久远的古代社会就像一些馈赠给我们博物馆的马赛克拼图：支离破碎且杂乱无序，或者是被重塑过一番了，但原始图案的各部分依然清晰可辨。当今天的政府官员在计算选票或者发表公共演说时，当人们投票来选举“参议员”或“总统”时，当联合国争论着如何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中建立起法治时，我们发现古典的模式与现代的反思、古老的观念与它们的新实践方式在同时起作用。通过与希腊、罗马政治观念的对话，我们能够赋予自己力量来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焕然一新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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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ousseau, “Ninth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1764，英译文参见：Rousseau, 2001,pp. 292-3。

[2] Rousseau, “Ninth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1764，英译文参见：Rousseau, 2001, p. 293.

[3] Viroli 1992.

[4] 希腊和拉丁单词的发音遵循发全部音节的原则（比如“公民”是ho po-li-tes，这与英文单词“polite”的复数形式的发音不同）。关于古希腊和拉丁文拼写和发音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书末的术语表。

[5] 城邦领土面积的数据在Ober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参见：Ober 2008a, pp.43-8, 84-6。Ober广泛收集了各种资料，包括1035个不同城邦（或者严格来说是一些共同体，人们“明确或大概可以”把它们定义为城邦。参见：Hansen and Nielsen 2004, p. 53）的目录。

[6] 这种新译法由Hansen提出，参见：Hansen 1993, pp. 7-29。

[7] 关于罗马的奴隶解放的不同形式，须注意只有那些经过民事程序（区别于仅仅是奴隶主人的私人决定）的奴隶才会被授予公民身份，参见：Arena 2012, pp. 16-19和 Bradley 2011, pp. 254-5。

[8] 关于雅典水钟的信息，参见：Allen 1996；关于罗马占卜师的信息，参见：Ogilvie 2011。

本文编选自《政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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