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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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红山远眺

红山文化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西南部，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是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约5000—6500年。它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性以及与邻区交流开放的心态，走过了中华民族发展融合的历程。

当考古界普遍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时，红山文化只被当作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的“混合文化”。但是，随着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的发掘，考古学者也开始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自此，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开始由中原地区拓展到燕山以北，中华文明的形成时间也由过去认为的距今4000年提前到距今5000年，中华五千年文明终成信史。特别是近年来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和朝阳市半拉山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突显了它在中华文明发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个性特点。

就文化谱系而言，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文化，因此其文化面貌不但具有鲜明的土著特色，同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原文化色彩。就形成机制来说，红山文化的确是多源的。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使其在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独树一帜。

红山文化玉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而以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大型碧玉“C”形龙最为著名，它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中心大墓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575平方米，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6座，出土了大型玉人、玉凤等珍贵文物。玉人和玉凤系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也为红山文化晚期进入文明时代增添了力证。

红山文化墓葬的独特之处在于基本只随葬玉器，即所谓的“唯玉为葬”。牛河梁的1号冢是红山文化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在其丰富的随葬品中，竟然没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陶器，这在全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是十分罕见的。同时，如果把出土的一些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相比较，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器”的雏形。“唯玉为葬”的实质乃是“唯玉为礼”。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精髓，这进一步证实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赤峰市境内现存红山文化时期遗址725处，是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最密集、最集中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其中，红山区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经科学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共清理房址110余座，对于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年代具有重要作用。

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陶人“中华祖神”。视觉中国/供图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2地点发现并复原了一尊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头部戴冠，神态逼真，表情丰富，是我国已知新石器时代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陶人，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祖神”。它的发现为红山文明的研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行业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公里，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坛、庙、冢规整有序，主次分明，是红山文化晚期建筑业最高成就的体现。这些都是红山文化社会与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见证。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考古学家冯时认为，牛河梁第2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也就是说外衡周是内衡周的两倍，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的两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的记述颇为一致。天文学知识的日渐积累，对于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山社会意义深远。天文学研究成果为揭示遗址蕴含的多重功能提供了新视角，这是以往大家讨论不甚充分的问题。

红山文化彩陶罐

作为主要艺术成就之一的彩陶，在红山文化早期晚段就已经出现，至中、晚期发展成熟。彩陶纹样全部为抽象的几何形图案，既有单一母题纹样，也有复合纹样，在日用陶器和祭祀用陶器上均被广泛应用。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红山文化陶器群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彩陶与压印之字纹陶共存，彻底改变了本地区延续已久的压印压划纹饰夹砂陶一家独大的局面。瑰丽抽象的彩陶也是我们了解红山文化先民艺术取向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很早就明确提出，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发现的龙鳞纹的源头就在燕山以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龙题材的延续与传播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房址和灰坑内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鱼骨，是当时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实证。兴隆沟遗址第1地点发现了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经鉴定有黍和粟两个品种，证明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开始形成，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结束干凉阶段，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又是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现已明确，中华文明是在史前各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在创造了这些文化和文明的族群共同体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二者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就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忽略了它，我们就难以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形成完整的、准确的认识。种种迹象表明其晚期阶段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步入初级文明社会，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红山文化的诸多因素融入了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区文化汇聚在一起，奠定了日后几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稳步发展的坚实根基。通过这样纵横间的联系，活跃于中国大地上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逐步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红山文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执笔：孙永刚

供图：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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