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蒲松龄画像印章之谜
大家好,古琴曲的特点「各式古琴的特点」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人类文明史源远流长,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都创造出优秀的音乐艺术,其中歌唱是人类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声乐艺术,中国也不例外。浩瀚古籍中关于古代声乐的记载向我们昭示着我国声乐艺术具有如何迷人的魅力、怎样的风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当时盛行的民歌《伐渔》、《硕鼠》以及楚国民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美》、《阳阿》、《激楚》等等。至秦汉后又有相和歌、清商乐、曲子等等声乐艺术形式。但时至今日,当中国人谈论起声乐艺术时更多提到的则是西洋声乐(即五四后传人中国的欧洲声乐体系),其次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民族声乐’。而对于中国历经数千年积淀的古代声乐艺术却知之甚少。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变迁、文化断层所造成的。
古琴文化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杰出代表之一。其中作为古琴音乐文化中重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琴歌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古琴数千年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它也是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遗存。今天,琴歌仍然活跃于广大琴人之中,是音乐会、琴人雅集聚会经常表演的艺术形式。
历代史料中不乏对琴歌演唱形式、歌曲歌辞的记载;古代文人雅士也将琴歌视为抒发感情的良伴,并由此产生多少佳句、名篇流传后世。如:汉代《琴操》中记载的《鹿鸣》、《伐遭》、《鹊巢》、《白驹》、《虞》五首歌涛;刘邦的《大风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竭石调·幽兰》、《懊侬歌》;隋唐时期的《阳关三叠》、《渔歌调》以及宋元时期的《醉翁吟》、《胡笳十八拍》、《古怨》等等。从众多文献和流传下来的琴曲可以感受到,琴歌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中国文人文化基础。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声乐艺术品种的曲调、演唱方式、腔韵以及审美情趣。可以说,琴歌不仅作为琴乐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存在,同时它也汇集了中国古代声乐的众多艺术因素、艺术信息,是研究我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活化石。本文以历史为主线,对琴歌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状况进行研究,探寻古琴琴歌的艺术特征。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为中国声乐研究提供一些有价位的信息。
一、琴歌早期艺术特征
琴歌究竟产生于何时?最早由何人演唱?最早的作品是什么?今天已无从考证。我们只能结合相关史料去寻找它早期的面貌。众所周知,在中国先秦时期“乐”是汇集歌、乐、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在大型庆典、仪式活动中,人们载歌载舞、演奏乐器以祭拜神灵、祈祷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今天学者们将这一艺术形式称为:“乐舞”。如《大夏》、《韶》、《奋五谷》等等。而值得关注的是,从远古乐舞中可以依稀看到琴歌在形成初期的演唱、表演状况。《尚书·尧典》记:“夔!命汝典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又《尚书.益樱》记:“夔日:‘戛击鸣球、搏扮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 ”上述史料表明,在乐舞表演中歌咏与器乐演奏关系十分密切。每逢歌咏言志之时,人们都配以琴、瑟进行伴奏。当时的器乐演奏是依附于歌曲咏唱的,人们将其称之为“弦歌”。以弦伴歌这一形式不仅是先秦大型乐舞中必不可少的表演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种,其广泛流行于社会不同阶层之中,成为人们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昔日舜帝即造五弦琴,以歌《南风》。曾子躬耕于泰山脚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念父母而作《梁山歌》。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所收录的诗篇均能够弦歌以咏。
明代朱长文《琴史》曾对此有过生动描述: “古之弦歌,有鼓弦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弦者,其归一播也。盖古人歌则必孩之,弦则必歌之。情发于中,声发于指,表里均也。《周礼》太师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夫易六诗协六律,此鼓拉以合歌也。古之所传‘十操’、‘九引’之类皆出于感愤之志。形之于言,言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于是援琴而鼓,此作歌以配弦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典乐教人之叙也。以声依永,则节奏曲折之不失也。以律和声,则清浊高下之必正也。惟达乐者为能弦歌耳。孔子之删诗也,皆弦歌之,取其合于《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为琴曲也。……
由此,弦歌流传范围之广,涉及题材之多可见一斑。但需要提出的是,先秦时期歌咏伴奏所使用的弦乐器多种多样。独立意义上的“琴歌”并没有完全形成。因此,要想对先秦时期琴歌的艺术特征作进一步了解,笔者认为可以借助于古代文献关于先秦歌唱艺术的记载。
先秦是声乐艺术极为繁荣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风、稚、颂”不同的诗歌演唱形式;楚国诗人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之上创作了《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离骚》等诗歌作品。因此,这一时期“歌”在众多音乐种类中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恃点使得歌唱艺术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与此同时,有关歌唱的理论研究也随之而产生。
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曾说:
“譬扰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焦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谭之讴,候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旋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
在此,刘安提出歌唱要发自内心,是人情感的表达。同时,当歌唱时应该按照音乐、歌词的内容控制声音的清浊变化。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众多音乐家也对歌唱提出明确要求:
《礼记·乐记·师乙篇》记:“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踢闻声歌各有所宜也。知踢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戏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推,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推,正直清康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礼记·乐记》:“故歌者,上如杭,下知队,曲知折,止如秦木,据中矩,勾中钩,采系乎端如贯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夫教歌者。使先呼而拙之。其声及清微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播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傲。疾不中宫,徐不中微,不可谓教。”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先秦时人们对歌唱的技巧、表演方式以及歌唱应该与演唱者不同的性格特征相互匹配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并且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声乐教学方法。这说明此时中国的声乐艺术无论是在歌唱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这必然对弦歌(琴歌)产生直接的影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弦歌流传范围广泛,社会各个阶层都会采用鼓弦而歌的方式表达和抒发个人的情感。
二、定型、发展时期
在经历了先秦长期纷纭动荡的年代之后,秦汉大一统的局面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各项艺术均得到更充分的发展。魏晋、南北朝间各民族融合的背景以及晋人飘逸洒脱的风范也为此时的文化增添了几许绚烂的人文气息。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促使下,“士”阶层进一步确立、成熟。中国社会逐渐分化为宫廷、文人、民间(上层、中层、下层)三种阶层。它们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相互交叉、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而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适合于自己审美情趣需求的音乐艺术文化。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与先秦时期不同的是,琴从大型乐舞、仪式庆典中走出来,逐渐在“士”阶层稳定、流传开来成为文人感怀人生、陶冶性情所特有的一种途径。可以说,从这时候起古琴音乐寻求到一块适合自己独立发展的土壤,依靠着这片土壤中国古琴孕育出丰富而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气息。在其中,古琴器乐演奏和琴歌逐渐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们相互影响,又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琴歌在艺术上主要体现出以下两点特征:
首先,这一时期,琴歌从“弦歌”众多表演形式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种类。然而琴歌始终保持着与民间音乐的紧密联系。许多琴歌直接来源于相和歌、相和大曲和清商乐。
相和歌,“一般说来,是概括了汉代在北方各地民间流行的各种歌曲。其中有原始的民歌,有根据民歌进行了加工改编而形成的艺术歌曲。也有从民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大型舞曲,所谓《大曲》。”其表演形式大致有三种:1、清唱,又称“徒歌”。2、但歌,即一人唱,三人和的形式。3、加人弹弦乐器和管乐器伴奏。《晋书·乐志》记载”《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十分盛行,并对其他音乐品种产生了极大影响。琴歌便是其中之一。在古琴的器乐演奏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发展的基础上,琴人吸收或直接采用相和歌的曲调和歌辞进行琴歌创作。如汉·蔡邕在其《琴赋》中曾提到:“仲尼思归,鹿鸣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飞,别鹤东翔。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在此,蔡邕提及十首琴歌作品名称。而其中《梁甫吟》、《饮马长城窑》、《楚妃叹》、《鸡鸣》均是汉代盛行的相和歌曲。这表明琴歌与相和歌在演唱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之际,由于北方战乱不断,社会政权南迁。北方原有音乐文化也在南方得到传播并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形成清商乐。在清商乐中既保留了一部分北方音乐因素,同时也大量吸收了南方当地的民间音乐。与相和歌相同的是,清商乐也成为当时古琴器乐曲、琴歌音乐创作的主要来源。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采用清商乐“吴歌”《懊侬歌》创作的同名琴歌。“吴歌”是清商乐中流行于江苏一代的民间歌曲。《懊侬歌》曲名见于《古今乐录》记载。自晋代起历经多次变更,南齐称为《中朝曲》,梁代则更名为《相思曲》。改编后的琴歌吸收了原曲曲调,并按照歌辞结构填入不同的新辞。
其次,这一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古琴逐渐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文人畅意抒怀、寄托感情的最佳途径。更多文人参与到琴歌的创作、演唱和演奏中来,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其中著名的琴歌有:刘邦的《大风歌》、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卓文君的《白头吟》、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琴歌作品或大多已经失传,仅曲名;或歌辞保留在历史文献和琴学专著中,由明清琴家依照原有歌词配以新的曲调;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歌词成为独立的古琴器乐曲。
综上所述,先秦是古琴琴歌萌芽时期,是弦歌众多表演形式之一。而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琴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并在古琴音乐中占重要地位。与后世琴歌有所不同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琴歌是极为普遍的一种音乐艺术种类。其流传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礼乐(上层)、文人音乐(中层)、民间音乐(下层)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是琴歌最主要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而在音乐上,琴歌与民间音乐的联系则显得更为紧密。无论在曲调来源,还是其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特征,琴歌都体现出汉、魏晋南北朝民间音乐的特点。这与后世琴歌在艺术特征上形成一定差异。
三、文人化阶段(隋、唐、宋、元)
自隋、唐起,由于文人士大夫影响力的不断渗透从而导致古琴音乐文化朝着整体文人化的方向发展。至宋代,古琴已经成为文人文化在音乐领域中的主要象征。人们将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艺术追求注人古琴音乐之中,使其音乐艺术之外附载了厚重的文化因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古琴琴歌艺术呈现两种特征:一、与文人文化联系日趋紧密,体现浓厚的文人音乐色彩。二、琴歌从演唱、创作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化,针对琴歌的理论研究展开。
(一)唐代,古琴艺术发展十分迅速。以董庭兰、颖师、赵耶利等为代表涌现出众多优秀的琴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数以百计的琴曲流传开来,如:《离骚》、《阳春》、《白雪》、《风雷引》、《大胡笳》、《小胡笳》、《昭君怨》、《颐真》等等。这使得一方面古琴音乐的演奏技巧、音乐艺术表现力大大得以提高,而且与此同时琴人与文人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现存唐代诗作中有不少关于当时古琴音乐演奏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审美情趣、艺术作品对古琴文化产生的影响作用。如:赵博《琴歌》“琴声若似琵琶声,买与时人应已久“;司马扎《弹琴》“所弹非新声,俗耳安肯闻”;王绩《山夜调琴》“从来山水韵,不使俗人闻”等等。这些诗文说明古琴音乐最晚从唐代开始已与民间流行的其他音乐区分开,成为文人心中雅乐的象征、中华传统文化古韵遗风。正如《新唐书·礼乐志》中所记载的:“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同样唐诗亦是琴歌最主要的灵感来源。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柳宗元《渔翁》创作的《阳关三叠》和《渔歌调》;据李白诗创作的《襄阳歌》、《水龙吟》,张继《枫桥夜泊》等等。
至宋代琴人与文人的关系更趋紧密。琴,几乎成为每个文人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乐器。北宋,琴歌盛行被称为“调子”。文人或倚声填词,为琴歌曲调配人新词进行传唱;或是直接创作诗词并据此创作琴歌音乐。如北宋著名文人苏轼便十分擅长琴歌创作。据记载他与崔闲共同将古琴器乐曲《醉翁吟》填词改编为琴歌。对于此作品他十分赞赏曾评价“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声,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于泉合;居士纵笔,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从这段史料可见文人与琴人相互合作致力琴歌演奏、创作的默契程度。此外,南宋文人姜夔也致力于琴歌创作。传世作品《古怨》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琴歌歌谱。其曲保持了姜夔清妙秀远的艺术风格,采用泛音、按音相结合的手法创作。数下本文在此特以唐代琴歌《阳关三叠》、宋姜夔《古怨》为例,将二者进行对比从而探寻唐、宋时期琴歌艺术特征以及文人文化对琴歌风格的影响。
《阳关三叠》,又称《阳关曲》或《渭城曲》。据许健《琴书初编》记:“乐府歌曲中将王维原诗谱曲称《渭城曲》。庸代诗人白居易有‘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刘禹锡也有‘旧人唯有何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等诗句......”从此记载可以看出,《阳关三叠》一经创作便得到人们喜爱而广泛传唱。“三叠”是唐代大曲、曲子等众多艺术形式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阳关三叠》一直流传后世,今天仍是琴人喜爱的琴歌作品。而它的曲调在历史上曾经过多次变化,其中融合了不同时期音乐艺术的特征。当今流行的《阳关三叠》的曲调版本是明代后所形成的。据相关学者研究典今存明初龚裕古著《浙音释字琴谱》保存的《阳关三叠》曲调在某种程度上与唐代风貌更为接近。
曲例1.
此曲曲调在前半段采用三度、二度级进。旋律变化不大,充分配合了原诗清新的气息,更显发出诗人淡淡的离别情愁。后半段,歌曲曲调出现六度大跳,同时运用了变宫、升高半级的宫音两个变音使得曲调产生显著色彩变化。音乐的情绪亦由清新淡雅转而高亢、悲壮。遥想千年前唐人风采,气度宽大而谦逊豪迈,他们的心胸是开阔的,即使是送别也悲伤而不凄凉,充溢宽广之情。这无论在琴歌曲调上,还是在音乐整体风格上都与明代以后流传的《阳关三叠》相差甚远。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江西都阳人,是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他一生创作歌曲十七首,又称“自度曲”,其中《古怨》为一首琴歌”。
曲例2.
从上可见,《古怨》的旋律基本运用了二度、三度级进关系,很少出现大幅度跳动。这使得其曲调平缓,透露出文人浓厚的清雅、高远的气质。值得关注的是,歌曲按音段在很多地方采用变宫、变角等变音。但与《阳关三叠》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古怨》音与音之间多小二、大二级进,变音在此间的运用非但未形成《阳关兰叠》高亢、豪迈的音乐风格,相反则更增添了音乐哀婉、柔美、缠绵的特征。本文认为这充分体现出随着文人文化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变迁,其对琴歌的创作、音乐艺术风格都产生极大影响。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琴歌更具有文雅、清淡的文人意趣。
(二)每当一种艺术形式在实践上达到一定高度时,与之相称的理论体系便随之而产生。尤其是由文人广泛参与的古琴音乐。因此,这一时期有关琴歌的理论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如宋代著名琴家则全和尚通过长年演奏实践依据不同节奏关系将古琴音乐划分为三个种类:品、调子和操弄。其中调子即是琴歌。对此他提出:“弹调子者,每一句先两声慢,续作数声。少息,留一声接后句,谓之‘双起单杀’。”除此之外众多琴人、文人均对琴歌的演唱方式、曲调与唱词的配合、琴歌与器乐曲之间的区别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精辟的理论建树。这标志着琴歌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其艺术表现力、感染力达到鼎盛阶段。
四、衰落时期(明、清后)
明清时期古琴音乐呈现出新的现象。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版印刷空前繁荣。从明嘉靖末起,一部部琴谱相继出版发行。这为琴乐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琴歌艺术在这一时期出现专门从事琴歌创作的琴人,如陈大斌、伊尔韬、庄蝶庵、程雄、蒋兴涛等等。同时数部琴歌专集也得以出版刊印。如明代陈太希的《太音希声》、龚稻古的《浙音释字琴谱》,清代程雄的《松风阁琴谱》、沈秋田的《琴学正声》、汪煊的《立雪斋琴谱》等等。从此而见似乎古琴琴歌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但对此本文认为明、清时期琴歌在创作方面与前几个时期相比的确有了较大数量的增加,更多专业琴人将毕生精力集中于琴歌创作之上。但从琴歌的艺术方面来看,其艺术魅力正逐步体现出衰微的发展趋势。其中原因有两点:1、明、清时期古琴器乐演奏进一步发展。以严天池、徐上瀛、徐常遇等为代表的古琴演奏家积极致力古琴纯器乐演奏,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古琴流派,如浙派、虞山派、广陵派等。有的琴人则对琴歌持反对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古琴琴歌艺术的发展。2、此时的琴歌在创作上往往采用将诗文一字一音的与琴曲相配,给人以十分生硬的感觉。这种创作手法使得琴歌的艺术魅力大大削弱。因此,明、清时期许多琴人著述反对琴歌演唱,提倡无词的纯器乐琴曲。这对当时琴坛中琴歌的继续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如清代王坦认为琴歌的创作手法是“谬种流传”。不仅失去了“歌永言”的传统,而且远不如元曲“抑扬高下”、“宛转可听”。他认为古曲无词已流传了很长时间,因此今人没有必要重新填人新词,这样反而画蛇添足,提倡从音乐本身去欣赏音乐。在《琴旨·有词无词说》中他提到“声音之道,感人至微,以性情会之,自得其趣,原不系乎词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随着古琴纯器乐演奏流传范围的扩大,琴歌创作手法的日益僵化,琴坛越来越多的琴人开始反对琴歌演唱和创作。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时期的琴歌乐谱时可以深深地感到,一字一音地将琴曲曲调与歌词相配的确丧失了古代琴歌气息悠扬、音韵飞舞的艺术气质。它不再是琴人、文人畅情抒怀的最佳伴侣,其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较纯器乐琴曲逊色许多。笔者感到这一现象的形成与明、清时期文人崇古、复古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联系。对此尚待作进一步研究。因此,到了清末民初,琴歌逐渐衰退。琴人们甚至以学习琴歌,专门从事琴歌演唱为耻。这不能不说是古琴琴歌在音乐艺术上的悲哀。
综上所述,古琴琴歌以其丰富的艺术魅力从远古时期开始便伴随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为古琴音乐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琴歌萌芽于先秦时期,稳定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进人鼎盛阶段。其间,琴歌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知识阶层保持密切联系。随着文人文化越来越强烈地渗透入古琴音乐文化中,琴歌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
明、清琴歌创作手法的僵化导致其艺术特色逐渐淡化,琴人将目光更多得投向琴曲演奏,琴歌渐而走向衰弱。但所幸的是,时至今日古琴琴歌依然在琴人中流传。当今琴人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对琴歌后期发展的弊端进行反思,同时将现代琴人对古琴音乐的理解、感受融人琴歌演唱、创作之中。如琴家王迪终身对古琴琴歌充满感情,一生创作《无题》、《钗头凤》等众多琴歌,为后学了解古琴琴歌奠定基础;四川俞伯孙长年醉心琴歌演唱、创作,对李白、杜甫等古代诗人的诗作均配以古琴曲调,传世许多优秀作品。当代琴家吴文光在致力古琴器乐演奏的同时,也同样重视琴歌打谱工作,弹出《古怨》、《听琴吟》、《竹枝词》、《偶成》、《水龙吟》、《醉翁操》、《卜算子》等50首古代琴歌。此外还有众多琴人积极发展琴歌,使古琴琴歌重新焕发艺术魅力,在当今音乐艺术舞台上绽放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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