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宋元南戏「中国古代文学宋元文学」

大家好，简述宋元南戏「中国古代文学宋元文学」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南戏，亦称戏文、南曲戏文，它与北曲杂剧相对。它是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戏曲艺术。由于南戏发源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一、南戏的形成与发展

1、 南戏的产生

南戏产生的时间

关于南戏产生的时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明代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明中叶的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 二种实首之”。

两种说法相距70余年。钱南扬认为，这段时间“正是南戏由原始状态的村坊小戏逐渐成长演变为较为完整的戏剧形式的过程"。

南戏产生的地点

南戏的发源地在温州。

温州是古老的文化之邦，地处浙江东南，这里长期比较安定，加之地理自然条件的优越，又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因而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市民迅速增加。为适应市民对文化娱乐的需要，原本萌芽于民间“村坊小曲”的歌舞小戏进入城市，并成长发展了起来。

2、 南戏的发展

南戏产生后，多是民间艺人创作，相当长时间不被文人士大夫重视，艺术上比较粗糙，只是在东南沿海一带流行。

入元后，大批文人从事杂剧创作，北杂剧内容丰富，艺术上比较成熟，风靡一时。南戏一度衰落，但仍然在民间流行。

到了元末，南戏逐渐吸收了元杂剧的艺术成就，得到了提高。随着杂剧的衰落，南戏繁荣起来，产生了《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等一 批有影响力的作品。

二、宋元南戏的体制

宋元南戏与元杂剧体制不同:

第一，南戏不分折而分出。南戏的“出"以人物上场下场为界限。它每本出数不定，“出"数多少由情节的长短决定，但一般都有几十出。

南戏没有楔子。正戏演出前由副末介绍剧情或说明创作意图，这叫“家门大意”，又叫“副末开场”，但不是剧情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南戏以南方乐曲为曲调，南戏曲调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结构，创作剧本时可以比较灵活自由地选择曲牌。伴奏乐器以鼓、笛、拍板为主，北杂剧以弦索为主。

第三，南戏打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局限，每个角色都可以唱可独唱、分唱、合唱。

第四，南戏剧本由唱词、宾白与科介组成。杂剧中的“科”在南戏中作“介"。

第五，南戏的角色分为七类:生、旦、净、丑、外、末、贴。其中，“生和"旦”分别扮演男主角和女主角。“净”、“丑”是一对喜剧角色，有时也由净、末、丑构成三对面的喜剧场面。“外"为男女配角，扮老年女子或老年女子。“贴”是“贴旦”的简称，属配角，扮演次于贴旦的年轻女子。可见南戏角色按人物类型的分工比元杂剧更加细致了。

三、宋元南戏主要作品

由于明代文人对南戏的轻视，加以南戏多为民间产物，故失传很多。据钱南扬《戏文概论》和刘念兹《南戏新证》著录，南戏剧目共244种，现有剧本流传者不到十分之一。

1、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现存的南戏早期剧本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载《永乐大典》13991卷。它包括《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 、《小孙屠》三个剧本。

《张协状元》

是南宋作品，题为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编撰，为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剧本写四川富家子弟张协，赴京赶考，途经五鸡山时，被强盗抢劫一空，并被打伤。在附近山神庙避难时，得到一位姓王的贫困女子的救助，并与该女子结为夫妻。张协伤好以后，贫女又为他筹措路费盘缠，让他进京赴考。张协中状元后，嫌贫女家贫貌丑，决心抛弃她。贫女千里跋涉，进京寻夫，却被张协赶出状元府大门。贫女沿途乞讨，回到五鸡山破庙中。不久，张协被任命为梓州佥判，赴任时经过五鸡山，与贫女相遇。为铲除隐患，张协竞用剑劈贫女，女子跌入深坑。后来贫女被官员王德用收为义女，并使夫妻得以团圆。

作品描写婚变，批判男子负心。

2、 元末四大南戏一 荆刘拜杀

元末明初流行的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 (全名 《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 、《杀狗记》 简称荆刘拜杀”，又被称为明初四大传奇(剧本已经明人修改)，它们标志着南戏的进一步发展，是宋元南戏向明清传奇过渡的重要作品，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荆钗记》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宋、元间戏曲家柯丹邱所作。柯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

《荆钗记》共48出，写宋人王十朋家贫好学，以荆钗为聘，欲聘钱玉莲为妻富豪子弟孙汝权，以金钗为聘，也欲聘钱玉莲为妻。钱玉莲宁肯嫁给了以荆钗为聘的穷书生王十朋。王十朋中状元后，不忘结发妻子钱玉蓬，拒绝了丞相的招赘，因之被派往荒远的潮州做官。王十朋派人送家书，孙汝权趁机将王十朋的家书改为“休书”，哄骗玉莲。玉莲后母也借机逼迫玉莲改嫁孙汝权。玉莲愤而投江自尽，幸被原温州太守钱载和救起，收为义女，带往福建任所。十朋得知玉莲投江自尽的消息后，十分悲痛，誓不再娶;玉莲也把一位与十朋同姓、同科、同职的官员的死讯当作了丈夫的死讯，悲痛欲绝，誓不再嫁。经过种种折磨，一对饱经患难的夫妻，终于得以团聚。

《荆钗记》赞扬了王十朋、钱玉莲不因富贵贫贱为转移的婚姻爱情，批判了“富易交，贵易妻"的谬论。

《荆钗记》结构完整紧凑，情节曲折，曲文本色、清新而又写得逼真。虽经明人修改、润饰，已非原作旧貌，但仍保持着民间特色。

《白兔记》(全名 《刘知远白兔记》)

永嘉书会才人作，名姓不详。

写五代时期刘知远父母双亡，贫无所依，入赘本村富人李文奎家，为李三娘之夫。岳父死后，三娘兄嫂李洪一夫妇便百般刁难、欺负他们夫妻，并逼迫刘知远离家从军。知远走后，三娘更饱受兄嫂虐待。刘知远从军后，做了岳节度使家的入赘女婿，并因屡建军功，被任为九州安抚使。三娘在磨房中生下一子，取名咬脐郎，托老家人窦公送往军中抚养。十六年后，咬脐郎打猎追赶白兔，在井台上与打水的生母李三娘相逢，说明情况后，全家终得团圆。

剧中的李三娘是一位受尽生活折磨而又坚强不屈的妇女形象。

《白兔记》具有民间文艺语言质朴、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色。

《拜月亭记》

《拜月亭记》，又名《幽闺记》。作者相传为元末施惠。此剧是根据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而成的。

故事发生在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大举进攻金都中都(今北京)，金主昏庸，杀害主战的左丞相陀满海牙全家。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侥幸逃脱， 被书生蒋世隆搭救，结为兄弟。不久陀满兴福寄迹绿林，占山为王。中都落后，书生蒋世隆和妹妹瑞莲、尚书王镇的夫人张氏与女儿瑞兰，都相继在逃难中失散。在相互寻找亲人时，世隆与瑞兰邂逅相遇，在患难之中，结为夫妻;蒋世隆的妹妹瑞莲与王瑞兰之母张氏也不期而遇，被张氏认为义女。战争平息之后，尚书王镇在归京途中，恰与失散的女儿瑞兰相遇。当得知女儿已与穷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便强行将女儿带走。途中又遇夫人与义女瑞莲，全家一起回到京城瑞兰思夫情深，一天晚上，在花园焚香拜月，祷祝夫婿早日平安团聚时，被瑞莲识破，方知彼此原属姑嫂。后来蒋世隆和义弟陀满兴福双双中了文武状元兵部尚书王镇奉旨招亲，将女儿瑞莲许配文状元蒋世隆，把义女许配武状元陀满兴福。于是，夫妻兄妹终于团圆。

《拜月亭记》，歌颂了王瑞兰和蒋世隆之间在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相互了解中产生的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他们为捍卫这种来之不易的爱情，与以王镇为代表的封建门]第观念所作的坚决斗争。

作品情节善用巧合，生动风趣;语言以本色见长，又不乏文采。

《杀狗记》

作品可能是根据元人萧德祥的杂剧《杀狗劝夫》改编的。

该剧描写开封府富家子弟孙华，专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结交。其弟孙荣屡劝不止，反至兄弟失和。孙荣被哥哥赶出家门，以乞讨为生。孙华之妻杨月真为使丈夫改邪归正，设计了一个圈套:杀了一条狗，伪装成人的尸体放在门口。孙华深夜归来，见尸大惊，慌忙去找酒肉朋友柳龙卿、胡子传。胡、柳二人非但不管，反而向官府告发。其弟孙荣却抛弃前嫌，帮哥哥把“尸体”埋掉。并在官府审讯时谎称是自己杀了人，以保护哥哥孙华。孙华深为感动，从此兄弟二人重新和好。

《杀狗记》在一定程度上真实暴露了封建家长作风的残酷无情，揭露了市井无赖的卑鄙自私，歌颂了杨月真的聪明贤惠。

剧本语言比较朴素，曲白流畅，易为广大观众接受。

3、高明《琵琶记》

《琵琶记》的出现是南戏由民间到文人创作的转折点，标志着南戏的成熟。

作者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1345年考中进士，出仕十多年后隐居，以词曲自娱。

《琵琶记》剧情

《琵琶记》写青年书生蔡伯喈博学多才，不图仕进，甘守清贫，力尽孝道。在父亲的逼迫下，辞别双亲和新婚两月的妻子赵五娘，赴京赶考，一举状元及第。皇帝封以议郎的官职，牛丞相要招他为婿。蔡伯喈以家中已经娶妻且双亲年老、无人奉养为由，愿辞官、辞婚归家，未被应允，终于入赘牛府，做了京官。

伯喈一去，杳无音信。家乡陈留灾荒连年。妻子赵五娘含辛茹苦，艰难地挑起瞻养公婆的重担。在天灾人祸中，公婆相继去世。赵五娘用罗裙包土筑坟，埋葬好公婆后，又身背二老遗像，手持琵琶，沿途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牛氏(牛丞相的女儿)得知五娘不幸遭遇后，深为感动，让五娘与伯喈重聚。伯喈准备辞官归里守蓦，以赎为子不孝之罪。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守墓，行孝三年。全剧在蔡氏满广]旌表中结束。

《琵琶记》的题材来源

蔡伯喈即蔡邕，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历史人物，蔡邕是一个孝子。

可是，这位在封建社会恪守孝道的人物，在民间传说和早期的南戏中竟成了背亲弃妇的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记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说它是"戏文之首”，演的是蔡伯喈背亲弃妇，最后被暴雷震死的故事。

不过，从蔡伯喈的生平、经历看，他不是无行文人。民间传说中把他描绘成背亲弃妇，被雷震死，这不公平。因此，很早就有人想替蔡伯喈翻案，改变他的形象，使他更接近历史、生活的原形。

《琵琶记》的主旨

高明的《琵琶记》，其主旨也是要为蔡伯喈鸣不平，替他翻案。高明编创《琵琶记》的主观目的，除了为蔡伯喈辩护、翻案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要宣扬封建的礼教和教化。 这一点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隐讳。他在《琵琶记》第一出中那首《水调歌头》词中写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意思是说写作剧本要有利于风化，即用封建的道德标准去教化人们，否则将是徒劳无益的。为此，高明在《琵琶记》中，把原本是“背亲弃妇”的蔡伯喈，改写成“有情有义”者;把“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写成“全忠全孝";把“马踹赵五娘”、“雷震蔡伯喈”的悲剧结局，改写成“夫妻重聚"旌表满门]的喜剧收场。

尽管作者在《琵琶记》中用了不少笔墨，试时雪伯嘴之耻”。但终于因为剧中封建的说教过多却缺乏具体行动，剧中蔡伯嘴的“孝”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的怀念与悔恨上。因面使蔡伯嘈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

正如当代戏剧史家董每戡所说的那样:蔡伯嘴“既不是一个忠于统治阶级的忠臣，敢于违承相之命辞婚，更敢于抗皇帝之旨"辞官":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对自己的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事;更不是一个诚挚地爱发要的义夫，虽然把它写成团因，弃妻不顾的事实却仍然具在。" (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琵琶记》被推崇为“词曲之祖”，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为人们所称赞。

第一，《琵琶记》采用双线结构。

从蔡伯嘴上京赴考开始，苦与乐，悲与欢交普出现，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处境，分成两条线素交错递进。一面是赵五娘和公婆在饥荒中苦苦挣扎的情境，一面则是蔡伯嘴在京都”极富极贵”、喜庆豪华的场面;一苦一乐，一喜一悲，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五娘寻夫到京以后，两条线索又重新聚合。这样，通过地点的更换、人物的变化、苦乐的调剂，防止了舞台演出的沉闷和呆板，使观众在艺术上得到了更大的满足。这种结构方式对明传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琵琶记》善于细致真实地刻画人物心理。

如赵五娘不愿丈夫进京赴试，却不在公婆面前表态，在丈夫面前也不说情难测舍，而借尽为子之道加以挽留，十分符合一个新婚少妇的心理。又如"精糠自厌"段戏，赵五娘以糠自比，进而想到米和糠分离，与丈夫相见无期的痛苦心情的心情刻画，都能深入人物内心

第三，《琵自记》 的语言通俗面又有文采。

剧中曲词、宾白似佳。作者能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使用不同的语言。如蔡伯听、牛氏语言比较典雅，赵五娘、蔡公、蔡婆语言则比较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