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王问草书七言古风卷
大家好,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为推进这一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9月25日,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举行专题讨论会,来自东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等高校与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深入研讨。
开幕式由会议主办方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张彤主持。他介绍,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研究工作,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数据库建构与传播实践,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基地主任王建国介绍,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是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批复设立的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依托东南大学建筑学与艺术学理论两个A 学科,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一个国家一级学会,汇集建筑学院、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等优势资源来建设。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是国家10个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专门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和形象的机构。
什么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如何突出这些符号和形象,如何做到有形、有感、有效,如何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解决?经过深入研讨,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对突出这些符号和形象的路径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看法。
专家学者指出,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有层级的,是具有动态性结构的,在不同的层级中,多元一体的动态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专家学者对如何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及当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讨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
研究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有三个重要命题:第一,我们期待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应该有哪些?从受众的角度看,这些符号和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二,研究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怎样才能真正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人才培养等工作?第三,符号和形象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短期內应该抓哪些工作?能够提炼出哪些有形、有感、有效的关键性文化符号和形象?
文化分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讲,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空间是我们共有共享的家园,能代表这一地理空间的符号和形象毋庸置疑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我们应该先找到当下地理家园的符号和形象,然后延伸到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和形象。地标性的建筑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形象之一,重要地标建筑叠加重大历史事件,强化了不同民族对于这一文化符号和形象的认知,从而实现共有共享。
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世间万物可概括为天、地、人、制度、信仰,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也应包括相关理念体系。各民族对于“天”和“地”的认同具有共同性,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人”的方面来看,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把这些人物写进教科书,正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历史上的众多“人物”创造了历史和文化,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下我们谈及文化符号和形象不应该脱离“人”这一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或共同的记忆,也应成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重要来源或有机组成部分。标志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遗址也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址在考古发掘中被发现,它们记录了历史的片段,承载着文化的内涵。
各民族创造的标识性文化产品也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重要内容,比如艺术、音乐、文学作品。文化符号和形象很多,如何将这些符号赋予深刻的意义,使之成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明确了文化符号和形象存在的范围,下一步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凝练出这些文化符号和形象中具有的共享性和典型性。新时代,应该做一次历史的重新建构,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各民族的地标建筑、英雄人物、民间艺术、文学作品等赋予共享性意义。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创造出新的活化的文化符号和形象,在创造过程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
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方李莉
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首先要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经由长期的历史,在广袤地理空间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创造、共同使用与分享的一套具有表征性的符号和形象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语言文字、衣食住行,仪式庆典、文物古迹、地理事物,神话传说、历史记忆、民族英雄等符号和形象。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是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共享映像,也是各民族紧密联系的精神密码。其涉及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形象化和符号化的中华文化基因的载体,其特质与禀赋已深深融入各族人民的血脉,演变成促进中华民族进步的精神象征,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
第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要研究清楚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所形成的历史动因、构成形式、文化内涵、层次结构,还原民族文化发生、发展之境,解析民族文化心理场,探索民族文化认同机制。
第三,当下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所面临的挑战。一个世纪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在保护的过程中,主要强调地方性、民族性、特殊性等方面的文化保护,忽略了对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保护和研究。因此,找到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路径,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民
探讨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需要处理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以西方的二元对立观念将中华民族简单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认为中华文化符号就是汉族的,或者说华夏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种观点以偏概全,这样的界定会使共享性受到破坏。
第二,在文化符号方面,我们以前更关注语言符号,忽视了其他符号。现在我们研究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应该从语言符号扩展到视觉、听觉、味觉等符号。过去我们忽略了文化符号在其生产过程中存在动态性、场景性、过程性,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在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合作。
第三,在讨论文化符号的时候,要注意抽象符号与具象符号的结合。研究文化符号需要关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也需要关注不同的、丰富多彩的符号形式。
第四,研究文化符号应注重不同层面的共享性,强调兼容并包。应发现和发掘更多的、在一定的民族及区域范围内已经被人们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构建一个动态地向上靠拢、向下包容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系统,在不断的文化交往、交流中,一些文化符号才会被更多的人所共享。
教育部长江学者纳日碧力戈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研究,要着重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做到让各民族共同参与?在国际传播中,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话语体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寻找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时候注重突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中国立场。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要具有先进性,关键就在于创造、改造、再创造,这是一个“日日新”的动态过程。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研究要处理好“主干”和“枝叶”的关系,要放眼历史和未来。
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研究员季中扬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都要以文化来呈现,而文化是以由象征体系所呈现出的静态和动态的符号和形象来表征和表达的。所以,研究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涉及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的研究。
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时代的课题。对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阐释与创新的视角、立场包含着诸多学术议题,如何让民众广泛接纳文化符号和形象也关涉叙事、认同、集体记忆等学术问题。
要让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不是一个空洞的视觉形象,首先要建构起系统的中华文化叙事,包括神话叙事。其次,认同叙事实践中要突出中国元素,阐释中国元素的现代性。比如“中国红”,不仅要讲述其喜庆性、革命性,还要阐述其激发生命活力这一既是本源性的、又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内涵。我们要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重新阐发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与中华民族历史,比如王昭君形象,可以突出其“和亲”中的“和”与“亲”。在认同叙事实践中,要选择适当的讲述人,阐释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让这些文化符号和形象深入人心。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色音
民俗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扮演重要角色。民俗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模式化的生活文明,它具备集体性、传承性、民族性等特征。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几个类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节日节庆民俗。“春节”是各民族广泛认同的、共享的一个节庆,我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春节”等节庆活动,形成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
经过历史的沿革,节庆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以“春节”为例,过去有“庙会”,与一些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礼俗互动”。而到了现代,庙会与宗教相关的内容被淡化,成为一种单纯的娱乐形式,这恰恰是为这个文化符号赋予新的内涵的机遇。
(本文由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供稿,方李莉、毛薇娜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