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乡的景色变化「鲁迅先生的背景时代」

大家好，鲁迅故乡的景色变化「鲁迅先生的背景时代」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被立传最多的人，同时也是近现代文化名人中被立传最多的人。据多方搜集与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出现“鲁迅传”的雏形，到2021年1月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在生活·读书·新知出版修订版，近一个世纪出版各种由他者书写的、成书意义上的“鲁迅传”已达300种之多。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多的数量，成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风景。

作为百年“鲁迅传”写作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一方面继承、总结了以往写作的经验，预示了“鲁迅传”创作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则以全新的观念和文本的有效探索，为跨世纪“鲁迅传”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继往”与“开来”的地位决定了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张立群，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青年杰出学者。在近期举行的2022中国小说论坛中，张立群以《一段“继往”与“开来”的历史——1980年代“鲁迅传”写作论析》为题，作出阐释——

“鲁迅传热”生逢其时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鲁迅传”共计43种。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就有如此规模的“鲁迅传”出版，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鲁迅传”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首先与现代作家作品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复兴有关。随着现代作家研究逐渐走向正常状态、文献资料发掘日渐丰厚，现代作家传记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一，在学术研究的推动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其次，思想解放、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形势，使文化界呈现繁荣的局面，出版业的发展、刊发传记园地的出现，西方现代传记作品和研究文章的引入，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了现代作家传记的创作。再次，现代作家传记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同样受文学创作整体发展形势的影响，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旗手，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又在客观上决定其是被立传的最佳人选，这也是“鲁迅传”数量多、作传者众的重要原因。

此外，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文化界围绕鲁迅诞辰百年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鲁迅传”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多部“鲁迅传”或是再版或是出版修订版来呼应纪念活动之外，一批当时尚年轻的作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从曾庆瑞的《鲁迅评传》直接在正文之前的扉页印有“谨以本书献给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一百周年诞辰（1881.9.25—1981.9.25）”，到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在“后记”中提到“谨以这本极不成熟的书，作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于同期出版的同题为“鲁迅研究丛书”中的传记类著述，都说明历史为“鲁迅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生正逢时的契机。

“再版”与“修订”一方面接续了20世纪40年代“鲁迅传”的创作史，一方面则是和20世纪80年代新生的“鲁迅传”一起构成写作的“新起点”。应当说，对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书写“鲁迅传”的作者而言，之前的“鲁迅传”既是其必要的参照，又是其渴望超越的对象。这种逻辑对于“再版”与“修订”的前辈传记家来说同样适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最致命的弱点是先验设定，将鲁迅局限于已有的历史判定之中，以致以讴歌代替记述，以尊崇简化历史，这种以英雄、传奇代替人物生平的做法自是极大限制了“鲁迅传”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通过“再版”“修订”与“重写”适时推动了“鲁迅传”的书写，提升了“鲁迅传”的水准，这不能不说是新的历史机遇塑造了“新的起点”。

把“神化”的鲁迅请回人间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作为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界十分响亮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这一时期“鲁迅传”写作者的热情。“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之所以令传记写作者追崇，是因为它在反思以往“鲁迅传”写作模式中，抵达了传记写作的理想状态：在充分掌握传主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融入了对传主写作的个性化体验，从而实现了传记写作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显然，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由于传记家个性及理解的差异，也会形成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本不同的“鲁迅传”的局面。“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当然无法等同于写出完美无缺的“鲁迅传”，因为任何一位写作者在具体写作、材料取舍、谋篇布局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印记和局限，但“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却可以在最大限度发挥传记家能动性的过程中，显现当前这本传记的艺术个性，符合人物传记的写作规律，从而向优秀的“鲁迅传”行进。

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就篇幅上说，相对于以往有显著的增加：无论是再版修订，还是新生的文本，史料的发掘、整理与日趋丰富自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与之相比，刻画更为完整、真实的鲁迅形象以“写出我心中的鲁迅”显然更具目的性。

以林志浩的《鲁迅传》为例：“忽略杂文，对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缺乏足够的描述和评论，这几乎成了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惯例。我私自以为，这似乎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真正表现鲁迅伟大人格的大问题。”正是看到了以往传记的不足，林志浩的《鲁迅传》才有意加重了鲁迅后期部分写作的分量：他的《鲁迅传》分三编、共27章，“第三编1927—1936”共14章，从篇幅来看超过全书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鲁迅杂文作品的分析，从而在填补以往“鲁迅传”写作不足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作品的特色。

形式、手法“百花齐放”

仅从书名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已包括“正传”“评传”“故事”“画传”“印象记”等形式，这种表面上笼统的区分方式，结合具体文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郭同文编著的《鲁迅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等，就因为只描写了鲁迅生平的一个阶段而成为具有“阶段性”或曰“半部书”性质的传记（即叙述传主部分生平）；而像罗慧生的《鲁迅与许寿裳》、范志亭的《鲁迅与许广平》等，则可以列入“关系式”的传记；此外，还有像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这样难以归类、但又对传记研究本身提出特别案例的文本等。值得补充的是，“连环画”也丰富了“鲁迅传”的书写。“连环画”虽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不多，但与人物传记在叙述上没有区别。20世纪80年代鲁迅的“连环画”主要包括黄侯兴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作家传记形式的多样，可以理解为其传记写作已进入繁荣的阶段。“鲁迅传”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复兴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预示了其不断走向成熟的未来。当然，在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手法也必将相应地丰富起来进而适应于形式、作用于结构。

在曾庆瑞的《鲁迅评传》中，著者写到“本书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理论著作，而是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不同于旧有的一种‘评传’的是，拙著不是‘传记’加‘评论’的截然两部分，而是寓评于传，传、评结合，追求题材的连贯性，结构的完整性。”

与之相比，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则呈现了另一种图景。《人间鲁迅》分为三部，分别有17万字、30万字、30万字，第三部虽于1990年5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但就其写作时间，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在“鲁迅传”刚刚起步、初现繁荣的年代，林贤治便以“三部曲”的形式书写鲁迅，自是深入理解传主并攒足了力气，并开创了“鲁迅传”系列写作之先河，由此成为20世纪200余部“鲁迅传”中最长的一部。

另外，《人间鲁迅》第一部“勒口”的“内容说明”也提及“历史哲学的高度”“散文的抒情笔调”。仔细阅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散文的抒情笔调”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议论、描写、分析和诗性的笔法，力求在展现鲁迅生平各个阶段、生命各个方面的过程中深入内心世界，揭示其心路历程。在和张梦阳的通信中，林贤治曾不无动情地表示想写出一点关于鲁迅的“本质的东西”即“鲁迅的独立的哲学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林贤治诗人兼文化学者的身份决定其采用了文学的笔法，不如说他是期待以文学的笔法呈现更为生动、真实的鲁迅。

80年代“鲁迅传”的得与失

任何一个时代的传记书写都摆脱不了这一时代赋予它的权利，同时也必然呈现相应的限度。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在取得突出成就之余，也存有一些不足，这些可以称之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凝结和留存的方式见证并影响着“鲁迅传”的创作史。

从问题方面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书写必然带有转折年代的痕迹。从沿革流传的角度，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还无法完全摆脱之前年代的印记：“左”的痕迹。这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鲁迅传”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

与鲁迅有过交往的现代作家、报人曹聚仁曾认为，为鲁迅作传的人应当与鲁迅结识。他的看法从当代人写当代人的角度上说，自有其道理，但从为历史人物立传的角度说，却未必符合实际。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理解传主和具备高超文学性的前提下，后人同样会写出优秀的“鲁迅传”。只是在此过程中，传记家应当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方面的学者，而后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并最终在传记文本中彰显自己的“德、才、识、力”。结合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具体文本，林非结合自己《鲁迅传》写作提出的“素朴而又高峻”；陈漱渝在《民族魂》中所言的“要在选材上做到‘博学约取，厚积薄发’，在语言上做到‘文华而不失实’，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涉及现代作家传记的阅读与接受的问题。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朱忞、谢德铣、王德林、裘士雄编著的《鲁迅在绍兴》等叙述形式较为特殊的文本，则涉及对传记本质和范畴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上丰富“鲁迅传”写作与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传记的写作与研究。还有一些院校编辑的收录鲁迅生平的“内部资料”，它们的存在丰富了“鲁迅传”的认知域。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是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独特存在。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不仅在超越以往写作过程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还以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鲁迅传”的书写，并为“鲁迅传”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写作经验与物质基础。（记者李梦馨 实习生王冉）

来源： 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