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博物馆展示了一批两千多年前新出土的文物「楚国贵族墓」

大家好，听说,博物馆展示了一批两千多年前新出土的文物「楚国贵族墓」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方勤

关于楚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较为系统，然而由于文献本身所限，楚国尤其早期的历史和文化仍存在记载缺失或语焉不详的情况。从1932年安徽楚幽王墓开始，楚墓、楚城和其它楚遗址发掘的数量以万计，出土的楚国陶器、青铜器、漆木器等蔚为大观，数量庞大的出土楚简和出版的考古学报告，对研究楚国历史和文化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这100年的丰富考古成果，从考古学的视角来探讨一下楚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仍有必要。

由湖北省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楚国八百年》以文物为基础，展示楚人在八百年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风貌。《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选刊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所撰文章。

关于楚国历史与楚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还是文献学，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在历史研究的角度，汉代以前的《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以及汉代以后的《资治通鉴》等史籍，包括《楚辞》等文献均有记载或涉及，当代以《楚学文库》等为代表著作亦颇丰；在考古学研究角度，从1932年安徽楚幽王墓开始，楚墓、楚城和其它楚遗址发掘的数量以万计，出土的楚国陶器、青铜器、漆木器等蔚为大观，数量庞大的出土楚简和出版的考古学报告，对研究楚国历史和文化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关于楚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较为系统，然而由于文献本身所限，楚国尤其早期的历史和文化仍存在记载缺失或语焉不详的情况。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100年的今天，利用这100年的丰富考古成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视角来探讨一下楚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仍有必要。

一.关于楚国的历史

结合《史记》等文献，楚国自周成王时受封立国，至楚国末代楚王负刍于公元前223年灭国，历四十多位楚君、八百多年历史当无误。周成王公元前1043年至1021年在位，具体是哪一年受封，根据《竹书纪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阳”和《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的记载，结合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的犁子鼎（冯时先生认为犁子即指曾侯谏）也记载了岐阳会盟此事，我们认为楚当在周成王六年与曾国同时受封，即公元前1037年。于是，楚国立国自公元前1037年至公元前223年灭国，共815年，周原出土的三片甲骨上的文字“今秋楚子来告”等记载，也进一步证实楚在周初受封立国，爵位当为“子”，地位卑微，与《国语》“守燎”记载亦相互佐证。

与岐阳之盟有关的青铜鼎

《史记·楚世家》等文献记载了楚世系，楚国第一位国君为“熊绎”，而清华简《楚居》中也记载了楚肃王之前的楚君世系，与文献第一位楚君对应的也称“熊绎”，关于熊绎之后至楚肃王之前的历代楚君，《史记》《楚居》基本对应。《楚居》简记载的楚君，明确叫王的有如武王、文王、成王等共13位，第一个称“王”始于楚武王；文献记载熊渠开始称王，后又畏于周厉王“伐楚”自去“王”号，而出土的熊渠戈，其上铭文“楚公家”，可见熊渠称“公”而不敢称“王”符合史实。时代可至西周早中期的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楚季编钟上“公”铭文，以及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文献记载的熊鄂）钟，均可证西周时期楚国尚未自称“王”。

楚季宝钟及钟上的铭文

《楚居》之外其它出土的如葛陵楚简、包山楚简等诸多简，以及如曾侯乙镈钟、楚王熊悍鼎等青铜铭文中亦有关于楚君的记载，均可应证《史记》等文献记载关于楚君世系的不误。如是，自熊绎至最后灭于秦的最后一位楚君负刍，共41位。在楚国立国国君熊绎之前，清华简《楚居》、包山简等楚简和《史记》等文献都有关于楚国世系的记载，当是对楚国立国之前祖先的追述，正如包山简所言“楚先老僮、祝融、鬻熊”，这些只是对楚国立国国君熊绎的祖先的记载，自然不乏传说因素，结合《史记》等文献，楚国的祖先当为：黄帝——颛顼高阳——卷章（老僮）——重黎、吴回（祝融）——季连——鬻熊——熊绎”。

楚国都城考古与文献互相确证的有季家湖、纪南城、河南陈郢、安徽寿郢，时代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楚灭于秦，而早期都城的寻找仍是目前面临的主要课题。清华简《楚居》的出现，似乎可一下子解决楚都和楚文化起源的问题，楚早期都城在丹淅之会几成定论。但是，我们认为，《楚居》本身所言大体无误，然而我们怎么解读它，仍存在误区：以熊绎立国的都城居“夷屯”为界，《楚居》是把立国之前楚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以及立国之后楚君作为都城均当成“楚居”讲述的；而楚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可能就是几个人，能一一对应到相应的考古遗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正确的方法是从《楚居》记载熊绎居夷屯（即《史记》所言之丹阳）之后，才可以依据《楚居》所记载地点寻找，而此前的地点是祖先甚至是传说时代的追忆，是不能作为寻找都城具体地点的参考，类似就封齐国的姜子牙，他个人就封之前及其祖先的足迹与齐国都城并无关联。宜昌万福垴遗址因出土“楚季”铭文编钟可定位为楚国遗址无异议。而其测年可早到西周早期，遗址本体的年代也当到西周早期；出土了“西周早期的觚形尊和豆的陶片”，部分陶器特征亦可到西周早期；出土的两件粗柄宽盘豆“属于西周早期偏晚”。万福垴遗址本体不是楚国早期的都城，但是结合西周早期分封之初的诸侯国如曾、晋的疆域都不大的现状，西周早期的楚国都城当只能在汉水之南、沮漳河流域，而不可能远至丹淅之会一带。置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之间，根据楚国遗址及出土如“蔡侯朱之缶”等文物综合判断，当在襄荆平原一带。

二.关于楚国的文化

楚国立国时国力弱小，后成长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国力强盛时，西至巴蜀，东至大海，“地方五千里”，占据着几乎整个南中国。楚国有长达八百年的漫长历史，同时具有高度发达、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既有“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等传奇故事，又有屈原《离骚》、老子《太一生水》这样神奇烂漫的文化。这些在考古中得到充分体现：

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左）和吴王夫差矛（右）

出土的甲胄

出土的弩机

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剑等战利品，及体现军事实力的车马器、弩机和甲胄，反映了楚国的逐渐壮大过程。荆州熊家冢楚惠王墓的盛大规格及复原的“天子驾六”宏大车马阵场景，更代表了楚国成为大国之后的恢宏气度。

彩绘凤纹石编磬

编磬修复后的图像效果

虎座鸟架鼓

纪南城出土的楚王祭天所用的彩绘编磬的艳丽色彩，虎座鸟架鼓的绮丽构思，以及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漆奁图像，一幅完整的车马出行图，所绘图像包括26人、4乘马车、10匹马、9只鸟等，通过5棵柳树分隔成互有关联的画面，首尾连贯而过渡自然，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连环画”。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彩绘漆奁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漆奁图像（局部）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漆奁图像

荆门严仓漆画，巨幅画面上的楚式建筑、乐舞等内容，色彩鲜艳，艺术感十足，总之，以红色、褐色、草绿色、金黄色、蓝色等明快、鲜艳色调是楚文化的主色系。

荆门严仓漆画线图

楚国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达，文物同样可以展现其发达程度。楚国境内产黄金、白银和青铜，因而金币、银币和铜币都曾在楚国铸行。其中金、银币用于楚国境内的大额支付和赏赐，额度较小的交易多使用蚁鼻钱。楚金币是以龟甲形为主的版形金币，币面多有文字，其中又以“郢爯”为主。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古代工匠为掘取铜矿石，开凿竖井、平巷与盲井等，还采用了提升、通风、排水等技术，以及铜斧、船形木斗、木铲、绳索等采冶工具，说明那时的冶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有“郢爯”字样的金币

楚国繁盛时期的郢都纪南城，出土的陶水井圈、筒板瓦、排水管，以及规划严整的宫殿、手工作坊、居民区等布局以及8处城门，其中含3处水门，水运可直通长江，使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作为我国同时期南方最大的一座古城的郢都“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繁华景象油然可见。2000多年前腌制的干鳊鱼，以及水稻、麦、粟、板栗、姜、花椒等，让人感觉烟火味十足。漆木折叠床、座枕、铜薰杯、铜灯、竹席等日用品，是楚人精致日常生活的写照；九连墩楚墓出土的假发，装有铜镜、木梳、胭脂、油彩等物品的便携式彩绘漆木梳妆盒，反映出当时贵族对美的追求。

郭店竹简《太一生水》

郭店楚简《老子》乙（局部）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楚地简牍已发现30多批、10万字以上，内容涉及典籍文献和司法行政文书等。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730枚，包括18篇先秦典籍，其中15篇是失传文献。尤其是反映战国时期深奥宇宙观的《太一生水》和目前最早的抄写于战国中期的《老子》乙种，令人惊叹。郭店楚简的发现使楚简研究成为国际显学，被誉为是改写了世界思想史的大发现。楚辞一改《诗经》四字一句、工整对仗的限制，开辟了文学新风气，为汉赋新文学的到来打下了基石。楚国800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青铜、漆器、竹简、丝绸、玉器等精彩绝艳的物质宝库，也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楚文化最终融入悠久的中华文明，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原标题为《考古学视角下的楚国历史与文化》）

责任编辑：陈若茜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