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21世纪的科学技术还将创造这些神话有哪些「计算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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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段伟文、闫宏秀、杨庆峰

【论坛第5期话题】斯蒂格勒与技术哲学的未来

2020年8月6日，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去世，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悼念。在国内，传媒的纪念行动已经成为一场颇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斯蒂格勒之死，将人们目光吸引到技术哲学上来。技术哲学的未来何在？无论如何，斯蒂格勒紧追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精神，值得中国技术哲学界同仁认真学习：现时代是技术时代，哲学应当做出回应。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技术发展世界前列，工程领域更是首屈一指，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可以利用国情优势，接续传统，推陈出新，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赢得应有的关注和地位。围绕上述问题，本论坛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伟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以南北联袂、京沪对话的形式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这一问题。刘永谋教授的《技-艺反思的“法国潮”》鸟瞰了当代法国技术哲学的兴起与现状，提请国内学界关注技术哲学的法国思潮；段伟文研究员的《数字技术突变与一般器官学药方》阐述了斯蒂格勒对数字技术突变导致的新一轮无产阶级化和系统愚化的剖析与应对之策；闫宏秀教授的《技术与时间中的记忆线》借助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关于记忆的研究，探寻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人类记忆、数据记忆与人类未来之路。杨庆峰教授的《斯蒂格勒、数字人文主义与人类增强》分析了斯蒂格勒对于当代人类增强技术研究的哲学启发。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4.1-2020.8.6

技-艺反思的“法国潮”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斯蒂格勒去世，媒体、艺术界和文艺研究界反响强烈，世界技术哲学界反应并不大。世人皆以斯蒂格勒为技术哲学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技术哲学家，甚至称自己“超哲学”[1]。可是，他却成功地帮助技术哲学尤其是法国技术哲学，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就提升技术哲学曝光度而言，斯蒂格勒与拉图尔贡献不相上下。然而，技术哲学界对两人的评价差别不小，他不被法国人认定为如拉图尔一般的顶级知识分子。总之，“斯蒂格勒之死”本身就是一桩意味深长的事件。

米切姆曾向美国技术哲学协会电子刊物Techne提议专刊纪念斯蒂格勒，但最后没有被接受。美国的技术哲学家乃至哲学家关注过斯蒂格勒的人很少。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影响的建制性技术哲学发展主要以美国、德国、荷兰和中国为代表，而法国是否有重要的技术哲学学术共同体，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存疑的。

实际上，法国学界对自己是否存在技术哲学传统，一直争议不断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技术与哲学学会成立，但迄今为止，技术哲学并没有在法国学术界确立为公认的哲学分支。该学会的共同发起人塞瑞祖里（Daniel Cerezuelle）2017年曾在人大科哲讲学，与同期来访的拉图尔交流，在演讲中就坦承学会在过去10多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最近才开始复苏。当代法国科技哲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拉图尔一般被归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传统，他的教席也是设在社会学研究中心，称之为技术哲学家多少有点勉强。

然而，建制化推进的缓慢，并不代表技术问题在法国被关注得不够。法国的思想家并未忽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过很难说存在专门的技术哲学研究传统，而主要是在科学史和社会学两大强有力的传统中进行的。

自笛卡尔之后，经百科全书学派、圣西门、孔德、柏格森、巴什拉、科瓦雷、康吉兰，到福柯、德勒兹、利奥塔，法国科学史传统可以说占据法国思想的半壁江山。在法兰西学院，福柯担任的是思想史讲席。他认为，在当代法国哲学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兰为代表的“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形成了与“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哲学”分庭抗礼的局面，后者的代表是萨特、梅洛－庞蒂。[2]

法国是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源头。圣西门和孔德对于社会学创建居功至伟，后者1838年首次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之后，迪尔凯姆、布尔迪厄和拉图尔的社会学均赫赫有名。圣西门对技术与工业的研究投入许多精力，其后科学、技术与知识一直是法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以拉图尔为代表的SSK“巴黎学派”崛起便是明证。

在上述两大传统中，技术被充分地反思。今天认定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比如埃吕尔、西蒙栋以及国内不熟悉的让尼古（Dominique Janicaud）、沙博诺（Bernard Charbonneau）、哥哈（Alain Gras）、布航（Jean Brun）等人，一般担任的都是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席。

法国人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往往与科学、知识混杂在一起进行的。在法国科技哲学传统中，自圣西门之后，“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用，法国学者说“科学”时经常包括技术，福柯就是典型。在一定程度上，法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不是把科学视为逻辑严密、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斯蒂格勒更是主张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观念，这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实际上，“技术化科学”的观念今天在法国和德国技术哲学家中很受欢迎。

实际上，斯蒂格勒在贡比涅大学担任的是法国最早一批以技术哲学为名的教席。但他认为，技术反思并非哲学反思，而是哲学的全部研究对象，因此研究技术就是研究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超哲学”的。显然，他把自己当作一般哲学家。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而从技术切入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technology），要经由对技术的反思而获至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在法国科技哲学家中非常明显：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并不止于科学技术本身，尤其试图指向理解人的社会历史境遇——这一境遇在当代无疑以科学技术时代为最突出的特征——因此法国的技术哲学家以人与技术之关系为最核心的问题，因而对技术伦理、技术的社会冲击备加关注。

法国技术哲学与艺术关系非常密切，表现为哲学家们讨论很多艺术、美学和文论的问题，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斯蒂格勒等人都是如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与艺术在法国传统中长期被混同为“技艺”（technik），类似英语中technology的术语technique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开始流行。同样，法国人讲艺术时不限于纯粹的审美艺术，而是包括有实际用途的工业设计、建筑艺术以及家居装潢、服装设计、园林和城市规划技艺等等。在斯蒂格勒这里，艺术被认定为最高的技术形式，是当代记忆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技艺同源的观念根源于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对人的基本理解，即人本质上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技术物、艺术物都是能制造工具的“灵巧者”即人的创造。这也为当代法国技术哲学所谓的“物的转向”（thing turn）——西蒙栋于1959年提出——开辟了道路。拉图尔和斯蒂格勒均给技术人工物以更高的位置，前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要求对人与物以平等对待，而后者花大气力分析物尤其是记忆物如电影、照片、数码物等。当然，法国技术哲学转向物，亦受到其他国家同行的影响，如温纳对纽约长岛大桥的技术政治学研究，荷兰兴起的道德物化理论，以及美国兴起的工程哲学研究。

另一个与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之观念相关的法国技术哲学突出特点在于：与人类学研究关系密切，大量使用和借鉴人类学研究技术的思想和方法。这个特点在斯蒂格尔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受到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古尔汉（AndréLeroi-Gourhan）影响巨大。从历史和人类学角度来考察技术都强调时间和起源的问题，因此科学史传统的巨大影响与法国技术哲学亲近人类学是一致的。通过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法国技术哲学得出技术与人协同进化的基本观念，也为强调技术的历史性、偶然性、断裂性和差异性开辟道路。古尔汉让法国学者相信，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他影响的技术哲学家除了斯蒂格勒，还包括西蒙栋、德勒兹和拉图尔，拉图尔甚至提出“人类学转向”的说法。但是，正如塞瑞祖里强调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法国技术哲学对人性或人的本质主义方法的回归，而是强调技术的“人类学构成”，反对技术中立的工具主义观点。

反对技术中立的观点，同样是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受到圣西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运动重大影响的结果，这在斯蒂格勒思想中体现得很明显。圣西门将科技与工业视为紧密联系的现代社会两大支柱，强调赋予科技专家和工业家统治国家的权力，因而被称之为技治主义的“鼻祖”。显然，圣西门将技术问题引向政治批判，而很多人将斯蒂格勒视为政治哲学家或技术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学者一直影响很大，阿尔都塞提出过“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柯、斯蒂格勒等人都短暂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一样，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问题非常感兴趣，继承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工人、技术的社会存在等方面的问题或观点。现象学对法国技术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海德格尔思想为枢纽，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关注的焦点是技术，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对德里达、利奥塔和斯蒂格勒的相关思想影响很大。

总的来说，国内对法国科技哲学研究还比较生疏，有很大提升空间，技术哲学领域尤为明显，拉图尔和斯蒂格勒也是在过去几年才被中国学者关注。与美国、荷兰和德国的技术哲学相比，法国技术哲学特色鲜明，有很多值得中国技术哲学发展借鉴的东西。

首先，关心人在技术时代的命运。高新技术重要特点是深入每个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未来技术哲学的发展必须要从存在论的高度来回应人与技术在技术时代的新关系。

其次，融合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不同视角。法国的技术哲学表现为明显的问题学，辐辏于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国内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比较隔膜，学科意识过强，这对于智能革命时代的技术哲学发展不利。

再次，聚焦于技术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属于整个科技哲学未来发展的热点。国内对此已有认识，但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没有发挥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和总体性的优势。

第四，重视研究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或技艺哲学。实际上，国内的艺术家和艺术学研究者对于高新技术尤其数码技术非常关注，近年来举办很多技术与艺术对话的展览、研讨和会议。相比之下，技术哲学家与艺术圈、电子工程师、媒体工作者的联系还很不够。

最后，加强技术哲学的经验研究。法国技术哲学的“物的转向”，与技术哲学荷兰学派提倡的“经验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要求技术哲学研究者俯下身子，把目光紧盯各种各样的人工技术物，挖掘具体物件中的灵韵或伦理、政治意涵。

总之，中国的技术哲学应该在继承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包括法国技术哲学在内的各种思想资源，面对当代中国特殊的技术问题，交融创新，自成一派。当今是哲学的“小时代”，世界范围内哲学遇冷，大哲学家举世罕有。中国的技术哲学家们应该感谢斯蒂格勒，因为他的死让技术哲学又“火”一把。面对不确定的技术世界，哲学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法）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M]，许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47

[2]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M]，2003.149

数字技术突变与一般器官学药方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家总想努力对他所处的时代说些什么，斯蒂格勒亦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框定与加速现象成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时代规定性。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超级工业社会或自动化社会开启了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正在使人类社会走向邪恶化和下流化，甚至沿着向下的“恶的螺旋”滑向系统性愚昧的时代。[1]

为了回应人类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推动下的这一“技术突变”（technological mutation），在讲授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他特别建议听众展开跨学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 work）。[2]而这与他将哲学问题等同于技术问题的主张是一致的:以技术为关键线索追问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演进，聚焦在此进程中所发生的认识论断裂与实践中断，探讨由此导致的人类的危机与出路。换言之，斯蒂格勒以技术为核心的思考所聚焦是历史境遇中的技术形态与人类命运。而当下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纪状况下，科学因工业之需而与技术相连接，技术遂成为异质性实践与复合性知识型:科学与技术拼接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科学、技性科学）,进而发展出“技术-工业”、“技术-社会”乃至“技术化生命”。[3]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技术化科学”的确切所指，就是科学、技术在实践层面趋于一体化意义上的“科技”，而“科技”一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科技产业化快车道后的流行便是现实的明证，当然这也表明了中国思维与文化中对待科技的实践性与实用化取向。

在斯蒂格勒看来，科技这种新的知识型彻底改变了科学的目的，使科学的使命由探讨事物的“存在”与“同一性”转轨至根据工业的需要开发事物的“生成”与“可能性”倘若我们能深入辨析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和诺德曼（Alfred Nordmann）的“本体技术”（noumenal technology）等对技术化科学/科技的解读及其张力，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斯蒂格勒对工业和资本主导的科技的形而上学疑惑:不能忽视由技术-工业单边决定技术化生命的所有可能性的选择，因为这种以利润快速获取为准则的选择根本就是不科学的。（[3]，p.148）在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的基础上，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靠的技术化的知性对科学与理性的僭越。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哲学对他而言意味着以理性回归为目标的哲学化的技术工作或技术学/科技学:聚焦技术/科技时代人类的状态，在进行技术/科技/工业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技术/科技/工业的批判与重新引领。而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批判与引领，无疑出于对科技时代人的关怀，旨在审视和改善人的状况。

由此，与偏好分析的学院式哲学不同，斯蒂格勒为其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或技术学搭建的理论平台对技术与人的生成过程、现实境遇与未来愿景给予了全方位的观照。为了廓清技术与人的关系，他从古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汉描述的生命外置化和技术哲学家西蒙东的个体化的思想出发，将基于技术的“人化”（I’hominisation）视为用有机生命以外的方式延续生命的“后种系生成”或一般的生命进化过程，即不断涌现出由技术形成的非有机器官或人造器官的器官的外置化过程。对此，他提出可以用一般器官学来理解作为外置化生命形式的技术。所谓一般器官学就是技术学，它将一般意义上的器官划分有机体内部的心理层面、有机体外部的人造层面和由相关机构与组织构成的社会层面等三个既平行又会通的层面。从一般器官学来看，各种技术如同生物学意味的突变，由此所带来的有机器官与人造器官的结合，以及相应的心理层面、人造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安排，难免会对有机器官及其所栖居的身体产生毒性和破坏性。鉴于技术这种类似药的效用，一般器官学必须展开药理学研究，或者说它同时也是药学。（[2]，pp.23-24）而不论是一般器官学还是药学所采用的都是系谱学的方法，这有助于揭示技术与人的关系在特定演进阶段的模式、危机与出路。

在他看来，技术是因爱比米修斯之误而不得不赋予人的义肢或本质，人与技术结合而成为兼具生成性与偶然性的存在——技术在弥补人的“本原的缺失”而赋予人本质的同时，也使人的命运注定要遭遇“本原性的意外”。而旨在走出历史悲剧所展开的批判，首先就是经由技术所导致的意外——在具有偶然性的技术突变的触发下，去哲学地思考。（[2]，pp.153-154）对于当下的人类而言，我们正置身其中的意外就是所谓的“人类纪”，数字技术和自动化则是人类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突变。早在1996年，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中指出，人类的进化建立在记忆与程序之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程序中止和重启的历史，技术突变造成的记忆方式与程序编码的改变，使得人的后种系生成处于不停的技术中断之中，而机器记忆和自动程序已经使技术中断登峰造极——机器对各种程序操作的代管令由群体统一性构成的种族面临灭绝的威胁。[4]这种中断可称为数字中断。同时，依据西蒙东的个体化的思想，人的个性化实现有赖于超级个体化过程，即技术体系通过与社会体系和个人心理的作用使人的个体化得以实现，或者说人总是需要在一定技术体系下同时发展个性并形成对群体的认同。而作为工业化进程最高解读的技术突变或数字中断，不仅使人们越来越严重地丧失了对共同体的归属感，甚至让人的个体性越来越多地与机器或能够被机器处理的数据及编码相联系。由此，个体属于某个群体的“谁”的个体化逐渐丧失，与机器或功能相关的“什么”的个体化日渐泛滥。（[4]，pp.85-87）对此，在自动化社会和人类纪等主题下，他对我们身处的超级工业时代展开了尤为深刻的批判，并试图在此海德格尔式的“座驾”具象化的时代触发悬置折叠（中断重复）的第二时刻（the second moment of epokhal redoubling）引入技术变革甚至激发出分岔点，以寻求负熵化的未来。

首先，他指出基于数字第三持存的知识外化可能导致人的去技能化或无能化即“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所谓持存大意指对意识与认知的保留。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在胡塞尔的第一持存（感知的心理持存）、第二持存（记忆的心理持存）的基础上提出的，意指可以在主体之外使思想和行为发生时的踪迹得以保存，从而使记忆及知识通过外置化的技术方式实现。其悖谬在于，知识的外置化既是一切知识构建的前提，又会在一定的技术社会制度安排下，蜕变为剥夺人的知识以及认知能力的手段。对此，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机器和一般智能等讨论中，最早明确地指出了其中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去技能化或无能化问题，即由知识的外置化所导致的知识破坏与丧失。（[2]，pp.89-91）而这种“无产阶级化”是技术变革、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等制度安排下的产物，一般伴随着人对这一过程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屈从。具体而言，19世纪工厂对工人身体的机械踪迹的采集导致了人的技能知识的“无产阶级化”，20世纪兴起的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工业对受众的模拟踪迹的引导使人的生活知识“无产阶级化”，当前建立在第三数字持存即数字踪迹的自主-自动生产之上的超级工业和自动化社会则正经历着“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的诞生”——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2]，pp.46-47）

其次，他强调德勒兹所预言的“控制社会”正在变成现实，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当前，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一切踪迹都可以被作为数据来采集、记录和分析，由普适计算和万物互联所构建的超级工业化情境无处不在，数据驱动下人人皆可分析的解析社会呼之欲出。早在1992年，根据消费社会对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坏性捕获与非强制性调制，德勒兹就曾提出“控制社会”的预言:人们将置身无处不在和持续运行的管控网络之中，个体被细分为分割体（piduals）。[5]沿此谱系，斯蒂格勒强调，如果说在消费社会中是借助文化工业和媒介俘获消费者的注意力而使得消费者获取如何生活的知识的过程发生短路的话，近年来出现的大数据等踪迹产业（industry of trace）则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和众包平台实现对人的内驱力的自动控制，对由此形成的乌合之众实施自动干预，基于大数据的快速运转的自动化知性分析能力甚至会绕过作为综合能力的理性而使其短路。在走向总体化的自动社会中，这种控制有可能发展为对洞察力的机械性清算，人的认知过程甚至成为“神经市场学”、“神经经济学”所计算和调制的对象。（[2]，pp.41-86）对此，斯蒂格勒专门与比利时学者胡芙华（Antoinette Rouvroy）探讨过她与贝恩斯（Thomas Berns）提出的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他认为，这种基于控制论的算法治理术实质上是编程化（grammatization）即人的智性经验的人工再生产的最新阶段，应该从一般器官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在趋向总体自动化的技术体系的发展中，基于数据行为主义的编程化会不会实现数字化真理统治（digital regime of truth），使得社会体系和个人心理乃至意识发生终极短路?斯蒂格勒认为，就算人的洞察力被自动化过程所短路，但由此获得的算法的分析能力只是对康德意义上的知性的自动化，最终不可能替代理性而只能走向失败。[6]

斯蒂格勒的这些思辨不仅延续了近70年来有关社会批判、文化工业批判以及多种晚近现代及后现代思想家对技术时代人类命运的反思，而且通过他展开的递进式的系谱化构造，使得数字中断所导致的人的认知短路等“网络忧郁”乃至对系统愚化的担忧的急迫性得以充分彰显。由此，他向人们揭示了这种数字中断所带来技术震惊:人类的精神、智力、情感和感性能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符号生产与理论知识创造越来越少，人们在其个体化过程中的能动性越来越难以发挥，人的个性化与独特性的缺失越来越普遍。这迫使人们看到，很多看似使人类的行动能力变得空前的强大科技，实际上是凭借着各种破坏性的手段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导致非有机体、非世界与非人无限膨胀和熵的无限增加的同时，必然造成人的精神生态危机。

因此，斯蒂格勒认为，面对数字中断及其导致的技能与知识遭遇普遍性剥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时候引入相应的二次悬置折叠（中断重复）（epokhal redoubling）激活相应的技术变革了。他认为，固然数字中断造成了严重的失调，甚至每种新的数字或智能技术都会如同超级记忆药一样对人的认知与情感能力形成短路性破坏，但随着由数字中断所产生的技术震惊的震撼力愈益加大，必然会迫使人们通过二次悬置折叠（中断重复）寻求解毒与治疗之道:其一是哲学意义上的悬置折叠（中断重复），即在信仰和知识上与现有的数字技术与自动社会的知识断开，悬置其历史时代的文化行为程序;其二是新知识和新行为以及新的超个体化循环的重新构建，进而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体系。（[2]，pp.111-113）尽管批评者会指出这两个方面只是抽象的可行性方案，但斯蒂格勒却在实践中对此进行了尝试。一方面，他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与创新研究所进行了数字化研究，这一研究并非对数字技术的简单的人文反思，而试图在一般器官学的架构下，构建一种类似于福柯的“新知识型”或巴什拉的“新认识论”的面向所有知识的新范式，通过范畴转移、认识论断裂等规划一个去自动化的自动社会。（[2]，p.110）另一方面，结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凸显能动性（agency）与获能（capacitation）的能力经济学理论以及他自己的力比多经济理论，提出了贡献式收入的概念，并应用于智能城市建设试验。（[1]，p.19;pp.180-181）

正是基于这些认知与实践，他试图通过一般器官学化解人类纪和自动化社会的看似不可逆的熵增，创构一种超越数字中断而使人免于精神与价值陨落的负熵的未来。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则不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7]

【参考文献】

[1] 贝尔纳·斯蒂格勒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M]. 陆兴华、许煜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2016, 110.

[2] 贝尔纳·斯蒂格勒 .南京课程 : 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 [M]. 张福公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9, 22.

[3]贝尔纳·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学思考: 与埃利·杜灵访谈 [M].许煜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8, 146- 148.

[4]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M]. 赵和平、 印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86.

[5] 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EB/ OL]. https://www.jstor.org/stable/778828.

[6]Rouvroy, A., Stiegler, B. "The Digital Regime of Truth: From the 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to a New Rule of Law"[EB/OL]. http://www.ladeleuziana.org/wp-content/ uploads/2016/12/Rouvroy-Stiegler_eng.pdf.

[7]贝尔纳·斯蒂格勒.论符号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耻辱[A], 王晓明、蔡翔: 热风学术, 第八辑, 许煜、 王舒柳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 https://www. caa-ins.org/archives/1855.

技术与时间中的记忆线

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

在斯蒂格勒关于技术的哲学考察中，记忆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在其思想体系中，记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意蕴之外，更是贯穿在技术与时间内在关联中的一条主线。在其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中，每卷都有关于记忆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有“裂变的记忆”“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内在环境就是社会化的记忆”等；在第二卷《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记忆”“记忆工业化”“公正的记忆”“作为记忆的技术”等；在第三卷《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全球记忆术系统”“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记录技术”等。这些关于记忆的不同表达，一方面体现了斯蒂格勒在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柏格森等关于记忆思想的反思中，将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与电影、录音、数字等技术发展所进行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融合之间依然存在裂缝。事实上，“将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记忆的理解加以联系并非易事，但是也特别具有启发性。”[1]

一、技术：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

在斯蒂格勒这里，个体的发展以“遗传记忆；神经记忆（后生成性）；技术和语言的记忆（我们将技术和语言混合在‘外在化过程’之中）”[2]这三种记忆为基点。技术的出现是对爱比米修斯过失的一种应对，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后种系生成的记忆是技术”。[3]依据此逻辑，记忆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技术体系中蕴含着一种天然的内在关联。即，记忆是对某种过失的一种补余。回顾柏拉图关于记忆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当欧几里得说出：“单凭记忆当然不行。不过我当时一回家就做了一些笔记，后来空闲时又作了一些补充”[4]时，记忆载体就已经出现，并用来辅助记忆。同样地，拼写文字、照相、唱片、互联网等技术都属于记忆载体。

在技术作为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的过程中，技术开启了记忆的外化之路，实现了对记忆的媒介化保存。这种保存方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出场，而且还指向了记忆自身的形成逻辑。如，人类事务、思想等在被技术处理形成记忆载体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技术化的记忆载体为上述内容的不断呈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带来了记忆的裂变。易言之，在记忆被技术化的那一刻，“记忆在摆脱遗传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自己的解放进程，同时也留下了裂变的烙印，这些烙印留在石块、墙壁、书本、机器、玉石等一切形式的载体之上。”（[2]，p.200）

当斯蒂格勒完成了人类生物学意义上记忆的器具化或曰技术化考察时，记忆的丧失或中断开始出现，但记忆却又变成了界定人类的一个维度，“工具是一种真正的无生命而又生命化的记忆，它是定义人类有机体必不可少的有机化的无机物”，（[2]，p.208）且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中的遗忘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当“将记载记忆作为存在的遗忘即是存在的命运。”（[2]，p.5）因此，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作为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是一种暗含矛盾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一种过失，又是一种对过失的弥补。说其过失，是因为记忆本身就有遗忘的维度，技术化记忆不仅是记忆的外置，而且还是记忆的某种裂变；说其弥补，是因为记忆载体通过记录的方式使得遗忘在后续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减弱，并为记忆的重构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人类面对记忆载体所进行的记忆激活过程之中，记忆主体的界定、内容重构与真实性等问题出现在斯蒂格勒的研究之中。

二、记忆的工业化与“迷失”

保罗·利科认为记忆现象学“围绕两个问题构建起来：对什么（quio）的记忆？记忆是谁（qui）的？”[5]展开这两个问题在记忆工业化背景下更加凸显。如：当今的数字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捕捉、获取以及留存带来了代具形式的外部记忆，为记忆提供了新的场所。这种新的场所就是斯蒂格勒所言的一种迷失方向，即技术发展带来的背景解体。“对什么的记忆”因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日益渗透而将“什么”所包含的范围不断扩大；“记忆是谁的”在人与技术交互的过程中将记忆主体——“谁”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等之外，数据记忆作为一种媒介将“谁”对“什么”的记忆带入了一种新的场所，并带出了空间的迷失与时间的悬置。

所谓时间的悬置，就是指在记忆工业化的背景下，数字、信息、网络等记忆技术的可重复性、实时性、不在场性等技术特性带来了时间的迷失，以及记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界限模糊性。“一种新型的时间客体——也即可非线性的、可离散的客体，它是超视频链接科技的结果——的出现”，[6]这种超链接带出了记忆的真实性问题与记忆的政策问题等。其中，斯蒂格勒的“公正的记忆”指向关于记忆真实性的探讨，这种记忆是“包括立场的中正、对过去的公道、对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之事的记录的不偏不倚”，（[3]，p.23）并指出这种记忆只有在镜影中才是公正的，譬如照相中的反射。可以看出，这种真实性是在强调记忆技术的客观性。然而，当今技术除了对世间事务记录的客观性之外，还有创构性的意蕴，斯蒂格勒在不确凿性与确凿性关系讨论中所指出的方向调转就恰恰揭示出了记忆工业化中记忆真实性的复杂性。

在斯蒂格勒这里，记忆的工业化带来了空间的迷失、时间的迷失、记忆真实性迷失的同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球记忆术体系出现，数据库、互联网成为了两种记忆共同的场所之一。在该场所中，“‘谁’在其不确定性中编程自己”，（[3]，p.213）“谁”的问题就是记忆政策的问题；在该场所中，“谁”与“什么”的先后关系也是不确定的，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类似于人类自身所产生的数据与人之间互构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迷失成为了记忆工业化的一个产物。

三、第三记忆与未来

在斯蒂格勒的记忆研究，对胡塞尔关于记忆研究的反思是其一个重要的部分。斯蒂格勒的“第三记忆”就是来自于胡塞尔的图像意识，并与之相对应。“所有记录，无论其形式如何，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记忆”，（[6]，p.20）即“第三记忆”，其与作为瞬间把握的第一记忆和作为回忆的第二记忆不同，是作为对记忆丧失的填补。简言之，在斯蒂格勒看来，一切记录技术形成的记忆就是第三记忆，但在这三种记忆中，滞留从未缺席，且滞留的有限性是对记忆考察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技术的发展为滞留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如：在约翰·洛克关于“保持”（retention，滞留）的解读中，将“遗忘和缓慢”视为是记忆的两个缺点”，[7]但在当今技术以保持为缺省值、以全面与实时为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遗忘和缓慢逐渐被技术消解，反倒是强调记忆需要遗忘，如：被遗忘权已经”的进入到了关于记忆的考察之中。

斯蒂格勒将“第三记忆”与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进行剥离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寻找三种记忆之间关联性的过程。如，在其关于电影的解析中，基于胡塞尔的再造的“自由”、再回忆中的前摄与双重意向性[8]等，描述了三种记忆之间的关联途径与融合方式。也就是说，在对胡塞尔记忆理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又对诸如电影这样的记忆技术进行了基于胡塞尔框架的解读，但不同的是，记忆技术在发生变化。那么，在对技术与时间的未来考察中，记忆之线的价值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当今记录存档模式的“第三记忆”，不仅仅是人类留存与获取记忆的场所，也使得“记忆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3]，p.146）变成了消费的对象与被消费的对象被聚合的界面，相应地，记忆的遴选准则和机制、记忆持留的时间与空间成为了资本、政治等角逐的领域，或许“在未来，对导向机制的掌控，将会是对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6]，p.181）此时，对“第三记忆”的考察既是对技术进行哲学考察的一个生长点，也是构建人类未来的一个关键点。

因此，斯蒂格勒关于记忆技术的解析虽然并非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但却有其独到之处。这种研究从另一个视角呈现了技术的本质，更是带出了记忆在人类社会中重要性，特别是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关于记忆、技术与人类的未来探讨将是一个值得细究的论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数据记忆的伦理问题及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9ZX04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E.F.布洛克.吾思鱼所思：人类学理解认知、记忆和识读的方式[M].周雷译,上海:世纪集团，2013,92.

[2]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08-209.

[3]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M].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

[4]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52.

[5]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M].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6]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3.

[7] 约翰·洛克.论人类的认识（上）[M].胡景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23

[8]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0,96,97.

斯蒂格勒、数字人文主义与人类增强

杨庆峰（复旦大学）

从现象学角度对技术问题展开反思构成了人类哲学领域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可以例举出一个典型名单，从经典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到当前的德雷福斯、唐·伊德、斯蒂格勒、维贝克等人。这个名单背后还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利科对伊德本人影响巨大，成就了伊德但也影响了伊德。不仅如此，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利科也成为一个思想来源，但是称不上影响巨大。本文主要是对斯蒂格勒对于当代增强技术的讨论有着怎样的启发进行分析。

笔者通过两种数据检索方式搜索了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三卷本。（1）输入德里达（J.Derrida）、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M.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现象学家的名字分析斯蒂格勒更倚重哪一位现象学家？在三卷中，德里达共出现120次，胡塞尔共出现了529次，海德格尔出现了355次，利科出现了34次。（2）输入记忆（memory）、遗忘（forgetting）、过去（past）、技艺（technics）等关键词分析《技术与时间》的关键主题是什么？在三卷中，记忆出现了822次；遗忘出现了93次；过去出现了596次，而技术出现了668次。以这两组数据为依据，会推演出一些基本结论：从第一个检索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最为倚重胡塞尔，他在最大程度上把胡塞尔作为了思想来源或者批判对象；利科的影响最小，查阅斯蒂格勒的利科引用文献会发现他仅仅引用了利科的《时间与叙事》一本；从第二个检索中，可以看出，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记忆的地位很显然超过了技艺。这一点超出了一般人对这三卷本的认识，根据题目和论述章节，可以推演出斯蒂格勒赋予技术（技艺）以本体论的地位，而记忆无法显现出来。这本书至少题目以及目录却很少能够显示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第二个结论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新问题的产生：就记忆主题而言，为什么学理分析与数字分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学理分析与数字分析能够有效形成呼应，数据分析能够有效地支撑严谨的学理分析。所以这一悖论将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关系暴漏出来：需要警惕数据分析存在的先天缺陷：较少的数字未必意味着这一主题的缺失，可能是隐藏在文本深处的；而较多的数字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个主题的主导，尚需要学理分析的支撑，而学理分析的失察可以通过数字分析加以弥补。

从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分析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人类增强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enhancement或者augmentation进行关键词搜索的结果会令人失望。仓促得出一个结论，斯蒂格勒不关心人类增强问题或许是错误的。可以说，这一并没有在数据上得到支持。然而，这一问题却被挖掘到了。许煜教授在《递归与偶然》（2020）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奥古斯特.魏斯曼对中质和体细胞的区分，以及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区分意外，斯蒂格勒还发现了第三种类型的遗传，它既非身体性也非基因性，而是技术性的。这个观点依然是对生物学强有力的解构，直至今天，随着人体增强和基因工程项目的即将展开，这个观点才明晰起来。”[1]这意味着哲学家对于某一具体技术问题的探讨并非是材料内容上的，而是哲学启发上的观点或方法。

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对于人类增强提供的并不是内容性的讨论，而是哲学方法的洞见。比如他能够对人文主义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哲学洞见，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1）如果把人之时间性看成是人文主义哲学的第一个规定性，那么斯蒂格勒则将技术提升到时间同等的地位，为人的时间性阐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介入口。时间性讨论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如何解释过去与未来，必须要对未来有一个良好的意识，这一意识使得“未来是可筹划的吗”成为真正的问题。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1985）指出“人类未来尚无定局”这意味着人类都是在变动中去构建自己的未来。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新人文主义的讨论，并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开放性问题：“二十世纪的世界对人文主义传统价值观表现出十分的凶残和冷漠，新人文主义有前途吗？”阿伦的分析足够综合，却忽略了技术因素。当然这一点可以理解，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阿伦未必会高度关注技术因素。我们把目光转向哲学领域，会发现有三个人讨论了与技术有关的人类未来的问题：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斯蒂格勒。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向死而生，这就是人之未来的形而上学界定。他在《致小岛武彦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条通向人类本己性的道路在那里显示出来？他指出，在摆置之支配面前退缩和返回是一种合理选择。[2]伽达默尔则在《论未来的规划》中讨论了科学理性时代，人类未来是可筹划的吗？他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而我们时代科技梦幻曲则催使人类意识越来越进入梦乡”[3]。他给通过解释学划定了一条界限，“或许还有一个无人知晓但依然规定了一切不可逾越的界线。”[4]。所以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这里，未来是可希望的，甚至是可以确保的。在这一问题，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发表的《被大数据裹挟的人类没有未来》、《为了一个负熵的未来》（2016）给予我们足够的哲学洞见。面对新冠疫情，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警钟已响，设想一个不可计算的未来”（2020），这些篇目已经勾勒出了斯蒂格勒的对未来的看法：未来正掌握在一群愚蠢的人类手中。“将诸般机械模式强加于鲜活的现实（自然和人类），毒害着鲜活的现实。”具有破坏作用的模式被看做是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模式。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将所有决策都简化为一种计算的行为继续对一切事物施加着影响，我们就注定要经历劫难。”（《分支》，2020，Les Liens qui Liberent出版社）。在计算的不可抗拒性与不可计算的未来中，或许斯蒂格勒更感受到了“计算”的不可抗拒性。如此，通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斯蒂格勒等哲学家和阿伦这位历史学家对未来观点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未来是可期望的，但是需要给予哲学的限定。所以，对“人文主义”这一哲学范畴的规范性使用就是把人文主义这种内涵规定性给予深度挖掘，这种挖掘会靠近时间的流逝性，会面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三重维度，更会面对生命记忆的问题。

（2）人之有限性是使用人文主义哲学的第二个规定性。有限性意味着边界的存在。我们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有限性，空间上的边界性。那么就人类增强技术发展而言，人类增强技术的未来边界在哪里？斯蒂格勒提供了怎样的哲学洞见呢？人类增强的文化心理以及技术实现不仅遮蔽了人类未来，更是让我们对人之有限性缺乏足够的了解。然而，当我们回顾整个思想史，会发现人的有限性被放置到不同的观念框架下。如神-人对立的框架中，人的有限性是相对于神而言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力图通过自我意识的活动与技术的实践活动来不断超越这种有限性。理性和技术的无限强大完全让人类忘记了自身的有限性对人自身而言的意义。幸运的是从海德格尔开始，在利科等人的推动下，人类的有限性被充分地诠释了出来。从先验层面看，人是时间性存在（20世纪20年代的海德格尔）；从经验层面看，人是身体性存在（20世纪40年代的的梅洛-庞蒂）、历史性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利科）、语言性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加达默尔）、政治性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沃格林）、技术性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唐.伊德、斯蒂格勒）等等。

当代增强技术是强调对人之有限性的突破，这是其特有的方向。这种内在逻辑依然是现代技术的逻辑延申，更加超越人的时间性存在（如通过记忆与意识上传追求永生），忽略了人之有限性的存在（如通过特定药物强化肉体的承受力）。而人文主义哲学反思却是让人不断地意识到这两个界限。如何将这条边界线给揭示出来让人知晓？延续这一逻辑任务，斯蒂格勒（2020）在边界的讨论上给出了一个技术哲学的规定，设想一个不可计算的未来，让算法时代的可计算技术变成不可计算的技术。他也为这个时代开出了一个药方：建议一套信息技术理论。如今我们已经无法验证他的这个药方了，但是一个问题依然有效：当代增强技术是否是基于可计算技术的产物？这种信息技术理论能否成为化解以及消除当代增强技术导致的完全增强的戾气？在笔者看来，面对上述问题，斯蒂格勒提供了有效的哲学洞见，而我们需要做的是澄清不可计算之物、不可数据化之物的哲学本质，以便让未来变得可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许煜.递归与偶然[M] .苏子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33.

[2]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 .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林治贤.伽达默尔集[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130.

[4] 林治贤.伽达默尔集[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33.

[5] Stiegler, Bernard.1998. Technics and Time[M], vol.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s Collin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Stiegler, Bernard.2008. Technics and Time[M], 2: Disorientation.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Stiegler, Bernard.2011. Technics and Time [M],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说明：刘永谋、段伟文和闫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发于《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2卷2020年第11期。

责任编辑：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