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诠释时代与生命的关系「艺术的时代性」

大家好，用艺术诠释时代与生命的关系「艺术的时代性」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胜利的关头，

沙飞以命抵命，

一个绝世摄影天才就此泯灭。

沙飞的女儿王雁说：

我觉得，父亲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

之后，就以特殊的方式离开，

戛然而止

……

”

用艺术诠释时代与生命

摄影 / 沙飞 撰文 / 王瑞

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胜利的困境

1943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日军对抗日大后方进行了大扫荡，突袭了转移到柏崖村的、包括《晋察冀画报》社在内的八路军部队，沙飞和警卫员赵银德不顾生命安危，靠着“人在底片在”的信念，背着底片突围，把抗战期间拍摄的万余张珍贵底片资料抢救出来，沙飞险些为此失去双脚。事后，赵银德回忆说：“柏崖后，我发现他走路不停地摆手，自言自语。我跟李途说，沙飞有精神病”。1946年6月，大规模内战揭开战幕。内战把一些日本人卷进来，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了两大政治集团中一方的成员。

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关头，1950年3月，因在治病期间枪杀了日本籍医生津泽胜，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临刑前，沙飞提出四点要求：刮胡子、穿上夫人织的毛袜子、立牌碑、执行时不下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沙飞那天穿着整整齐齐不戴胸章的军装，很精神也很帅气，他脸色苍白，但没有任何恐惧的表情，视死如归地走完了他三十七岁的生命历程。

△1936年，南澳岛，波涛里讨生活。南澳岛位于广东省东北海岸附近，是当年日本南进中国的一个目标，这使平静的小岛受到威胁。沙飞以摄影人的敏锐嗅觉， “预言”了特殊的历史时刻。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精神病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遂撤销原判决。

从此，人们对沙飞的重新发现与认知，大都赋予其“革命摄影家”的称誉，对此，我有一丝抹不掉的疑惑，那几乎就是我在知悉沙飞经历与作品当时的一种心灵感应：我一直认为沙飞是个超常复杂的个体，其错综复杂一如他击毙日本军医津泽胜的举措。沙飞为什么看似失去理智地做出那般极端的行动？为什么一个拥有“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和“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的先驱者”这等荣誉与称号的人，会被处以极刑？权威的说法是他积劳成疾，患了精神病。这看似又是个难以辩驳的解释。而从沙飞面临死亡之际，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就义式的镇定来看，“病态”似乎不能解释事情的全部，恐怕还有别的原因——无论如何，在那个匆忙的军事化年代，以某种特殊的逻辑让沙飞以命抵命，不仅是一个绝世摄影天才的就此泯灭，更是令人扼腕的深沉遗憾。

△1938年春，晋察冀根据地—分区所在地——河北省涞源县浮图峪长城，八路军坚持抗战。

鲁迅在沙飞的生命中留下过深刻的痕迹，“我永远忘不了鲁迅先生”，是他对这位精神导师的忠诚告白。不妨以鲁迅《野草》里那些“含糊的措辞”引导我们探索沙飞精神病表现的那些“自言自语”：那些所谓“含糊的措辞”与“自言自语”，并非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寓言，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显然这也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有关爱、善意，及幸免的盲从。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流动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上。

有爱就够了

沙飞的早期梦想，是做一个革命的文学青年。这种因文学而有的抱负、敏感和热情奔放，使妻子王辉为之倾倒。起初进入婚姻时，沙飞家庭温馨、工作安稳、收入高，使他有时间和精力学习，钻研自己喜欢的文学。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都看完了，读得越多，他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

然而，这种生活状态，无论是在自传性的文字《我的履历》中的表白，还是在《铁色见证》——中女儿王雁对父亲沙飞的追寻与回忆中，所占的篇幅，都是可以数得清的那么几行；占据大部分篇幅的，是沙飞漫长而孤寂的追寻真理之路。

△1946年3月1日，张家口，军调处三人小组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从左至右）。

1936年，不安分的文艺青年沙飞毅然放弃无线电台的工作，跑到当时中国的现代大都会“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入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奉行艺术至上、不问政治的艺术姿态，“大都会”、“百乐门”是大多数学生日常娱乐消遣的常去之处；但这种醉生梦死的时代文化并没有吸引沙飞，相反，他更喜欢在课余时间到图书馆看画册、画家传记，介绍梵高、塞尚、莫奈等画家的《世界名画集》令他兴奋，而梵高对艺术的激情与癫狂更是令他痴迷。

△1938年，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病室，白求恩在动手术，左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

一方面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美术经典、汲取营养，一方面是走上街头，寻找、捕捉着世相。十里洋场的上海，买办、资本家、殖民者、小市民、流浪汉、妓女、乞丐集聚一堂。在这里，沙飞展现出作为影像摄猎人的身手矫捷的特质，留下一桢桢代表性的图像为时代的象征符号：《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1936）、《八路军奋起抗战——战斗在古长城》（1937）、《将女与孤女》（1940）……

△1940年8月，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聂荣臻说：“孩子是无罪的。”

但这一切并没有博得妻子的理解与支持，相反，沙飞在事业上的投入，使他忽略了对妻子、孩子与家庭的责任。“沙飞在生活上从不多想，对他来说，有爱就够了。”但对实际操持家务的妻子而言，只有心里的爱却没有实际行动上的关切与承担，是远远不够的。几次沟通无效后，妻子给他写了一封要求离婚的信，沙飞的心被深深刺伤，几近疯狂、崩溃；痛定思痛后，结果如前所述，沙飞选择了同意离婚。

摄影与幸福、事业与家庭之间，必须选其一吗？对有些人而言，这也许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但命运将沙飞推到了选择的悬崖，他选择了摄影——沙飞的摄影作品之所以能够传世，不仅在于他拍摄过鲁迅和抗日战争，更在于他做到了把个性化的生命奉献给摄影，这是一种生命摄影，中国社会不缺摄影记者，缺的是像沙飞那样真正献身摄影的摄影家。

善意与幸免的盲从

战争年代，很多投奔革命的人本来都是艺术天赋极高的，对艺术和美有执著的追求，艺术是呼唤和强化人的个性的，但当时革命是很复杂、很莫测的事情，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需要革命者把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不然就难以奏效。或许由沙飞的预感所导致的非常死亡，才使他得以幸免陷于此后难逃的盲从处境。

△1938年，秋季反围攻，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120师主力粉碎日伪军围攻山西省五台山区的战役中，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游击健儿。

沙飞的社会革命化的摄影实践，展示了左翼文艺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的才能施展范例。革命战争中的摄影实践，是沙飞的摄影趋于成熟的催化剂。其结果就是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沙飞因缘际会主持创办了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画报》，并以其关键性的个人作为，主导了“解放区摄影”的产生、发展直至成熟。这一摄影成就的根本，恰在于以其个性化的造型艺术素质，支撑起作品最本质的纯影像意味。陈望道在1936年就见识到“沙飞先生的摄影极富画意”、“最善运用各种流动变化的物事如云彩、风浪、阳光等等，每每能够将这些物事某一多彩的景象，跟人物某一最富承前启后的动作，同是擒入影里”。1936年沙飞在桂林举办《沙飞摄影展览会》，洪雪村目光犀利地看出：“沙飞先生已经把强烈的生命素灌注到摄影艺术去，而且只有这样，摄影的艺术价值更加显得有其比重。”（以上两节引文见龙熹祖编著《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

△1940年冬，在北岳区反“扫荡”战斗中，沙飞拍摄了一位八路军战士中弹倒下的镜头。

其实，在沙飞投身革命之前，他已经先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了艺术。沙飞的全部革命事业表现，都是以实践摄影艺术为内容的。用生命博取摄影的艺术价值，才是沙飞的人生本色。他以对艺术与自我的纯粹与忠诚，成全了献身革命的善意，这是历史对沙飞的另一种宠幸。

精彩版式呈现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2.0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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