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贺桂梅:在当代,如何阅读与写作当代文学史「关于当代文学史的问题」

大家好，专访贺桂梅:在当代,如何阅读与写作当代文学史「关于当代文学史的问题」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洪老师写《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这篇文章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很早以前他就跟我们提到有这样一个题目可以做。我在旧书市场买了红皮、黄皮、蓝皮文学史，就因为洪老师提过多次。他希望学生们做这个题目，结果我们都偷懒，因此洪老师只好亲自来做了。读完洪老师的文章，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洪老师采取的研究方法。他把这部文学史的写作称为当代的一个文化事件，从“事件”的角度来勾勒这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分析其中不同力量的冲突，讨论文学史文本的修改及其叙述的内在矛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我们一般所说的个案研究不同，可以打开很多以前关注不到的历史面向。

洪老师这篇文章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话语奠基的时期。就是说今天高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教材编写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旧处在这个激进年代的延长线上。但对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自觉也不大关注。我们一般都非常关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但不大留意重写的对象是谁。实际上，重写的正是1950、60年代之交确立的学科规范、文学教育体制，最主要的是文学史教材的基本写作方式、话语形态等。因为这个时期具有这样的奠基性位置，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都得有意无意地与之进行对话。这个时期出现的大学基础教材，除了洪老师提到的1955级中国文学史，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文艺理论、美学史、哲学史，以及历史学的基本教材等。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话语与文科建制的雏形是这个时期确立的。

为什么这个时期文学史教材成了广受关注的问题？因为文学史教材涉及文学教育，而文学教育涉及到大学的位置和功能。这也需要我们思考，大学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文化生产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大学和大学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北大，为什么1955级红皮文学史曾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而后来国家审定的古代文学史教材却并不采用这一部？我觉得除了洪老师谈到的那些因素，背后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能让某一个大学来主导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学教育规范。这包含着对作为教育机构的北京大学、作为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机构的中国作协、主导国家文化生产的文化部等文化机构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是从大的社会结构关系中来思考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功能性位置。具体到1955级文学史教材的写作过程，也存在着多种力量的博弈，一个是游国恩、王瑶等大学教师、老专家们，一个是费振刚等年轻学生即1955级文学专业的本科生，还有周扬、冯至等以官员身份对整个写作过程进行规划的人。注意到文学史教材写作过程中介入者的不同身份，实际上显示的是在1950、60年代各种力量的关系格局。洪老师从文化事件这一角度对1955级文学史写作过程的梳理和分析，使我们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论和史的关系。可能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研究者可以相对客观地评价1950、60年代之交的激进文化实践，把它作为一种学术史形态，和1980年代以及今天的文学史写作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来加以考虑，而不是总从先入为主的政治定见出发，把它作为一个否定或重写的对象。批评1950-1960年代之交文学史写作的人们，都特别强调说不要理论先行，认为那种文学史写作的最大问题是“以论代史”。这种评价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文学史写作毕竟不是某些政治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图解，过分突出“论”的主导位置确实是1950-196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问题。但到1980年代以后，文学史写作又走向了反面，只有“史”而没有“论”。因此出现一批文学史教材，作家们排排坐吃果果，缺少明晰的历史理论依据，只把各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罗列在一起。甚至发展到只重视材料和史料，好像只有材料的编写才是客观的，而对“论”的作用有很大的偏见。但我认为“论”实际上是所有历史写作都必须要有的核心要素。没有论，历史书写就无法完成。可以说，论始终是史的纲领和灵魂。问题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论的存在，而是不要用论先入为主、强制性地简化史。论是历史写作的一个必要部分，这个简单的常识反而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常常会忽略的问题。

1955级红皮文学史实际上是要用一套新的理论语言来重新组织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其中包含了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文学理论依据、历史判断以及经典的评价标准。如果放到一个现代以来较长的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历史脉络上看，这是一次非常激进的革命。如何书写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开始的，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这方面的早期尝试。新文学进入到大学讲堂，比较早的是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朱自清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史，而我们北大这边是比较偏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总之，1930-1940年代这个时期，古代文学史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和大学文学教育。1950年，教育部开始把现代文学设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但学界的研究话语并没有完全转变，其主导性话语现在有人称之为“民国学术”。如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折衷的文学史研究方式，一方面当代文学还只是现代文学的尾巴，另一方面基本评述话语与他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的方式更接近。

但从1958年集体写作文学史开始，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论话语、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判断，以及对文学经典的筛选与如何理解文学性等都是一次激进的革命，是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确立。需要讨论的是，在这一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确立的过程中，新理论源自何处及其基本内容是怎样的。洪老师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苏联文艺观念对1955级写作者的影响。在《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一书中，参与文学史写作的老师们也提到，他们受到影响最大的确实是苏联理论家的观点，还有茅盾后来收入《夜读偶记》一书中的文章。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追溯和分析，这一套激进的文学史理论在1950-1960年代之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文学史的主流到底是民间文学还是文人文学，以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独特性到底怎么理解？这也是洪老师在文章里谈到的，何其芳等提出“中间性”概念要处理的基本问题。1959年，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杨晦先生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统摄文学史，这是对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依据做出的比较深入的思考。1955级文学史的基本初衷是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来重写或建构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但他们缺少比较深入的理论自觉。因此只有在何其芳、杨晦等先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才对一些基本理论原则有所自觉，然后才有了后续黄皮文学史的修订。这是造成1955级红皮文学史“以论代史”的根本原因。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否定“论”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叙述图景。这个问题从1955级红皮文学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是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一个既有历史对话关系又处在不断拓展之中的基本问题。我最近比较关注如何从一种长时段历史视野来考察中国文学，加上要参加洪老师文章的讨论，因此比较集中地重读了本科时期没好好读过的几本文学史教材。

一本是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1947年只出版了上编，1986年在葛晓音老师协助下出版了完整版。林庚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总体把握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历史有机体，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然后是黑暗时代，最后一直导向文学革命的黎明时代。在勾勒和描述这样一种文学史的整体面貌时，他非常关注两种文学书写主体的互动关系，即文人文学（他叫寒士文学）和市民文学。我在重读这本文学史时最感兴趣也认为他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对一些经典作品有非常精到和独创性的阐释与判断。

另一套是所谓“五老本”，即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和费振刚五位老师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这是1960年代初期出版的“蓝皮文学史”，后来经历多次修订，是1980-1990年代大学的基本教材。我在1990年代上大学时用的就是这套文学史。它虽然更强调史的描述和文学性分析，但基本思路还是要把文学作品放到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加以分析，特别关注经典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与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不同的地方，一是这套文学史对文学作品的叙事形式（也就是后来越来越得到强调的“文学性”的主要指标）关注不多，二是它仍旧保持了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思路。后一点实际上是从1955级红皮文学史延伸过来的，关于文学与历史互动关系的一些基本判断其实没有大的变化，但会做得更深入更精致，判断上也更准确。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下结论的时候非常大胆。比如说宋元话本小说，对于一些版本年代还不清楚的作品，1955级红皮本会说：虽然还没找到古本，但是我们认为从它写作的内容来看，它就是宋代的。而“五老本”只是具体地描述找到了什么版本可以证明它是宋代的，而那些没有版本依据的他们就不会下结论，这也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吧。从这些变化来看，当然是“五老本”在学术性阐释上更严谨。

还有一套文学史是袁行霈先生主编、1997年初版、2005年修订重版的教育部教材。它的基本历史叙述框架是分三古七段，我不大了解这种历史分段法源自哪里，书里也没有解释出处，总之它不是按照朝代来编写的，大致是在一种文明史视野和格局中来描述文学史。我觉得这套《中国文学史》的总论和概论部分都写得非常好，很生动，但对一些经典文本的分析，反而没有五老本那么精粹。比如对《水浒传》的分析，特别强调宋江等人秉持的“忠义”这一道德原则是符合明代写作时期的主流观念的，并据此来对作品进行分析。虽然也是很历史主义的讨论，但我觉得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反而变得狭隘了，无法呈现其中超越时代的批判性因素。而林庚先生对《水浒传》的分析是三者中最为精深的。

通过这三套文学史的对照，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的文学事实即经典作家作品是大致稳定的，差别只在于如何阐释这些经典之间的历史关系和经典文本的历史内涵。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来看55级红皮文学史，虽然它受到了很多批评，而且是由本科三年级的学生用40多天写成的，但其文学史叙述和对经典作品的判断方式，其实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么糟糕。重新回顾这一当代的重要文化事件，不是要去简单地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而是需要真正在一种历史化的视野中厘清当代中国和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借此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走了有多远以及可以重新出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