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重点知识「学科论」

大家好，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重点知识「学科论」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摘 要：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影响既深且巨。伴随“学科的制度化”，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而基于“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所展开的“学科史”书写，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立足于中国检讨近代学科知识成长，重点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就前者来说，自当关注“西学”（包括“东学”）传入中国所涉及的相关著述；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等问题。就后者来说，则关乎“分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如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应；学史的书写等问题。如何确立合适的视野与方法，值得深入辨析。

关键词：西学东渐 学科知识 学科术语 学科的制度化 学科史

“古人之史，将以究天人之际，遍取一切，稍有关系，莫不著录。至于近世不然，盖诸学皆有专门，其间各有历史”。1906年严复在对古今之学问做出区分时，特别提及成长于近世的“专门”之学。“专门”之意，指的即是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其不仅催生了近代世界的诞生，至今仍主导着人们对于所生活世界的认知。晚清士人慨叹于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受到“学”的冲击。张之洞所谓“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稍加引申，完全可做出这样的推断，所谓“政”或“器”，皆不过是产生阶段性影响的表象，至今仍在持续发挥作用的无疑是“学”。伴随“学科的制度化”，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而基于“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所展开的“学科史”书写，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围绕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海内外研究者不乏关注。在这篇文字中，笔者也期望结合过去的研究实践，对此所涉及的视野与方法，略加申论。

一、问题的意义及视野的确立

追踪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聚焦于“学”，再自然不过。所谓“学”，不仅与“器”“艺”对应，还与“政”“教”（道）密切相关。笔者曾围绕学、政、教这三个关键词分析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与变奏，大致指明区分“西教”与“西学”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内涵不断拓展；“学”则是从与“器”“技”“艺”“术”的纠葛中被拯救出来，获得“普遍性”与“现代性”的定位。这一系列变化既动摇着晚清读书人一向所捍卫的“道”与“教”，还使其不得不直面“学归于一”的巨变。

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曾以“尊新”为题课士湖南学子，唐才常在答题中就试图区分“西学”“西教”，将矛头指向“动诋西学与西教为缘”的“守旧家”，强调“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另一位学子更是直指“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言下之意，“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这绝非孤证，稍后《湘报》的文章，即有“通教以绵教”的主张。王国维后来也发文阐释由“道出于一”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

感受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只是问题的一面，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晚清以降的读书人还努力思考是否有“无中外”“无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宋儒陆九渊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曾成为明清之际读书人化解中西紧张之重要资源。活跃于清初的梅文鼎甚至发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的论调，明确主张为学当“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降至晚清，郭嵩焘等“先时之人物”更是确信：“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士人忧心于“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他们则更能接受：“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

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其实不然，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就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甚而中西学问之分界也有别样意味，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后，孙宝瑄就明确提出：

今日中西学问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

正是有西学的参照，时人辨析中西之差异也渐渐落于“学”。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就道出：“夫唯数学（包括数学、名学、力学、质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则将中西区别及竞争皆归于“学”：“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近世文明之向导，正体现在“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皆至是而成立焉”。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列为首篇之《原学》也阐明：古之学术，“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到了“九隅既达”之世，“民得以游观会同”，故“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凡此皆昭示晚清士人会通中西学问之努力，期望实现“中外无异学”。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也逐步有了这样的见识，“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为此，严复也对曾经广为流行的“中体西用”论严加指斥，强调“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梁启超则指明，他与康有为、谭嗣同辈，于此种“学问饥荒”之中，“冥思枯索”，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谓“学”，不再是“西学”（或“东学”），也不是“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甚至与“道”紧密关联的“教”与“政”，也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在这个意义上看，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影响既深且巨，晚清读书人在认识到有别于“中学”之“西学”后，也积极图谋中学与西学之“会通”。

略说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对于中国的影响，进一步还要考虑确立怎样的视野进行分析。值得强调的是，将学科知识的成长视作推动近代世界诞生的重要一环，表明其构成全球性的现象，意味着具体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学科，在成长的线索上大相径庭，对此稍加辨析，或许才能确立考察中国近代学科知识成长合适的视野与方法。

以西方而论，同样有必要基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审视学科知识的成长。考察欧洲学科知识的成长，通常会上溯到希腊人所奠定的“七种自由艺术”（seven liberal arts），后来伊西多《词源学》此分为“三科”（trivium，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四艺”（quadrivium，即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具体到作为近代知识象征的“科学”，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起到哪些作用，也成为西方科学史界持续关注的问题，或偏重历史的延续性，或着重历史的断裂。可以明确的是，学科知识于西方同样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天主教神学传统中对“自然研究”的肯定，以及“政教分离”之逐步落实，与之皆息息相关。

对于某一科学理论的成长，重点也应放在审视这些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强调重视当时的认知，避免用今天的眼光判断是对是错。科学的进展不是同时取得的，一般认为，“带头的是天文学，继而是十六世纪的物理学，化学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生物学“直到十九世纪才取得进展”。也有从不同的维度加以辨析的。对物理学的成长，研究者就认为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才进入其发展的决定性阶段，更为重视当时曾作为“自然哲学”同义词而被使用的物理学，如何从“自然史领域”脱离出来；他们还试图结合其他分科知识加以考察，注意到在此期间由于林耐（Carl von Linné）和其他学者的分类学成就导致知识分类问题凸显，化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这表明如何确认一门学科的成长，依据观念还是制度，见仁见智。一本讲述16—17世纪科学革命如何得以确立的专书，着重阐明理性对于科学的引导，指出“日心学说”的演进“确立了人的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带来革命性转变，“把世界连同它的主宰者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历史演进切入对相关学科的检讨，一般较为重视制度因素，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默顿（Robert K.Merton）就指明“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的知识”，必须追问的是：“哪些结构为它最充分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呢？”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努力揭示“学科的制度化”，指出19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具体说来，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今天习以为常的学科，不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约在19世纪后半叶，这些学科才完成制度化建制。对于史学作为学科的成长，研究者也秉持类似的视野进行考察，指明西方史学传统从名义上发轫于两千多年前，但截至18世纪，历史研究才取得一种文艺类别、学科和“科学”的地位，并获得一种职业地位。

目光转向中国，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大致可结合“西学”（包括“东学”）的传入进行把握，其成长的时段主要是晚清及民国时期，但也有必要结合耶稣会士的来华确立问题的起点。从时间跨度来说，实际涉及16—20世纪的历史。对此自然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尤其需要重视成长的线索：其一是依托于知识的“国别性”进行把握，“中学”“西学”不仅有明确的分野，进而要辩论“体用”；其二则是立足于“学”之“普遍性”展开论辩，强调知识的“现代性”。其起点是别立“中西”，归途却是“学无中西”，最终还化解了“道出于二”之紧张，接受“学归于一”。

时间节点之外，立足于中国检讨近代学科知识成长，重点要处理的是奠定其底色的“中西问题”，尤其需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就前者来说，自当关注“西学”（包括“东学”）传入中国所涉及的相关著述；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等问题。就后者来说，则关乎“分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如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应；学科史的书写等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知识的“传入”还是“接引”，均不存在单纯的“移植”，往往是高度选择的结果。知识的传播活动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而将外来知识纳入本土的架构进行把握更是接引知识的常态。本土形成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发挥了重要影响，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尽管看起来近代中国确立了一套以分科为标志的知识架构，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的“本土”成分。

据此亦可看出，考察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不免遭遇诸多难题。一方面，近代学科知识所涉及的诸学科，成长线索并不同步，其图景是逐渐清晰起来的；另一方面，一个学科的成长涵盖从学科术语到学科史书写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如何确立合适的视野与方法，值得深入辨析。

二、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的传入

将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似乎也确立了问题的起点，那就是结合传入的“西学”论著（包括译作及独立文本），以此发现分科知识成长的线索。但问题绝非如此简单。由于分科知识是逐渐成长的，并且认知上前后颇有差异，由此也导致看起来似乎明确的问题却并不容易处理。按照西方分科观念对应中国所接纳的分科知识，本身就会产生歧义，这是基于知识的“移植”消解中西之差异；而根据晚出的甚至当下对分科知识的定义进行分析，也未必合适，这是确认“西学”一开始即呈现为清晰的分科知识。文本之外，学科术语同样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分科知识最初是通过学科术语呈现的，据此进行梳理，亦可看出成长的线索。

（一）“西学”传播与“分科知识”的辨析

涉及中西交流的问题，都颇有必要强调并不存在“已知”的西方背景。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也经历了漫长的进程，可追踪至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对西学的介绍。艾儒略（Jules Aleni）《职方外纪》除指明欧逻巴诸国大学、中学、小学之建制外，特别强调大学所分四科，是基于特定的研究领域：“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西学凡》则按照“六科”介绍当时欧洲各国的状况：

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禄日亚。

这里显示的是，此一时期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傅汎际与李之藻合译之《名理探》，首言“爱知学原始”，以其为“穷理诸学之总名”，指向的也是科学与哲学未分时的情形也正是这一时期，耶稣会士逐渐按照各自的研究领域区分各分科。如对“几何”之学以及“重学”的论述，就试图在“百学”中做出一些分辨。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利玛窦就赋予“几何”在知识中的特殊地位，“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不仅说明“凡学各有所司，如医学所司者治人病疾，算学所司者计数多寡”，还指出“重学”为“力艺之学”，“其所司不论土水木石等物，则总在运重而已”。

西学东渐新一轮帷幕揭开时，已是19世纪初，报章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载体。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强调西方各国，“于天文地理、图绘医药，与夫一切技艺之事，罔不手敏心灵，悉臻巧妙”。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则突出西人之学，“精益求精，超前轶古”。所言及的西人之学，包含“化学”“察地之学”“鸟兽草木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等。这也表明，立足于不同的“学”解释世间万物，成为分科知识成长的写照，只是最初尚未有相关学科的“命名”，具体内涵更有待厘清。同样说明问题的是，“格致之学”在晚清也颇为流行，是泛指“科学”，还是具体指向物理、化学等分科知识，也需要厘清。

结合傅兰雅1880年对江南制造总局所译西书的总结，更能了解该局翻译的西书，并非按照较为清晰的分科知识加以选择。最初确实希望顾及“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既考虑“作大类编书”，也重视“更大更新者”，但主导此项工作的却是清政府“紧用之书”的考量。于是，“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其结果是，选择的书籍，“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傅兰雅1880年分期发表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对翻译馆之译述按“各门之学”列一表如下（见表1）。

据此可看出，分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图景是逐渐清晰起来的，且不断在变化中。与陈洙辑《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稍加对照，就不难看出差异。对此即有必要指出，《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出版于1909年，反映的分科观念已是成书年代的认知，反过来说，如指认上述分科观念已主导翻译馆的工作，则不免产生歧义。

结合晚清士人对分科知识的接引，更能把握问题之枢机。晚清出版的各种西学汇编资料，意在指示“西学门径”，往往按照分科进行分类。由此不难辨明，对分科知识的认识今夕各异，无论是命名还是内涵，都是逐步才清晰起来。

《西学大成》是晚清较早出现的一部西学汇编资料，编者言明是书为“有志泰西经济”却又“苦无门径可寻”之学者所编订，“区为十二门，各门皆有实用，非托空謏”。该书将西学分为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十二门，从类目上看已是按照不同的分科汇编西学，但与后来所形成的分科相较，差别也很明显。尤有甚者，分析各门所收著述，还可发现别的问题。如“史学”收录的书包括《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可知当时对“史学”的认知，与今日相较，颇有不同，这些书籍今日不少已难入“史学”之门。这反过来说明，“史学”在当时被视作“经世致用”之学，故将追求富国强兵理想的书籍悉归其中。1897年出版的《续西学大成》，分科更细，所列门类包括十八类：算学、测绘学、天学、地学、史学、政学、兵学、农学、文学、格致学、化学、矿学、重学（力学）、汽学（水学）、电学、光学、声学、工程学。从所收西书亦可看出，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政学”也偏重于与“富强”密切相关之“政”而非“学”；而收于“政学”与“文学”的各书，今日往往也归于“经济”及“哲学”等学科。故此，从类目上看已是根据分科知识安置西学，但各门所收书籍，与今日之认知差别甚为明显，还远未成形。

梁启超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在指示“西学门径”方面影响更为卓著。该书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引人瞩目的是，“西学”诸书大致已按照分科进行分类；“西政”诸书，则显示涉及的多数门类尚未获得“学”的命名。下卷所列之“无可归类之书”，更表明在学科分类上还属起步阶段，故此在今日不难安置的书，都成了问题。如《佐治刍言》一书，梁启超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但当时并无“政治学”的学科分类，只有列入“无可归类之书”。就整个“无可归类之书”来看，都说明分科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此书的编辑也受制于此。

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例证，映射出那个年代对西学各书进行分类遭遇的种种困难。为此，梁启超也表示：“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对于安置东西学书遇到新的难题，同样有深刻的体会：

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不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诮，知难免焉。

相应地，如何秉持“历史的维度”把握晚清对分科知识的认知，也极为关键。笔者想强调的是，勾画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事实上很难摆脱当下形成的知识分科的影响，以此追溯各分科知识的成长也有其正当性。如要审视“政治学”“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很难不言及《佐治刍言》一书，而该书1885年翻译出版时，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科观念，遑论该书直译的名称为“政治经济学”。不过，在开展这些溯源工作时，充分认识到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并非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是非常必要的，结合特定的历史时空进行考察，辨析其中掺杂的各种因素，无疑可以更好地把握各分科知识在中国成长的线索，并检讨其中之得失。

（二）各学科专门术语的译介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唯展现分科知识不断成长的历程，各学科专门术语的译介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形成同样值得重视。语言现象与历史进程往往高度契合，欧洲社会转型乃至近代世界诞生的重要征象即是各种“新概念”的出现。众多学者聚焦于此，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理论与方法。“西学东渐”推动的翻译活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异域知识的接纳，相伴而生的则是各类“新名词”与“新概念”。傅兰雅总结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活动便指明：“此馆译书之先，中西诸士皆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议多时后，则略定要事有三”，尤其指明“设立新名”难以避免。故此，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还涉及如何解决各学科术语的问题。而且，由于日本的作用日益凸显，还广泛采用“日语借词”，其学科术语占比也颇高。这里无法就各分科涉及的学科术语进行检讨，只能简要说明对近代学科知识的接纳，此亦是显著标志。此一过程不仅存在“知识”屏障，还往往演化为“政治”问题、“文化”问题。

林乐知1904年已发文阐明“新名词不能不撰”：“在未教化之国，欲译有文明教化国人所著之书，万万不能。以其自有之言语，与其思想，皆太单简也”。堪称文化“开辟最早”之中国，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于是有数法解决之：“一以相近之声，摸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照其字；一以相近之义，撰合其文”。王国维1905年撰文《论新学语之输入》，同样道出“新术语”的流行是接受新知带来的变化：“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与之相关，对新名词的辨析也引起重视。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一书列出这样一些类目：释政、释法、释计、释教育、释群、释名、释几何、释天、释地、释格致、释化、释生理、释动物、释植物。1904年《新民丛报》还刊文解释了何以要“相约同学数辈，稗贩群书，为新释名”。原因在于，“社会由简趋繁，学问之分科愈精，名词之出生愈伙，学者有志向学，往往一开卷辄遇满纸不经见之字，面骤视焉，莫索其解”。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也昭示出新名词、新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以翻译享誉的严复，值得重点探讨。吴汝纶曾这样评说严复的翻译工作：

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

将译书之关键归诸“文”，只看到问题的一面。于严复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相关知识，并找到恰当的对应词或创出合适的新词加以介绍。谈到《天演论》的翻译，严复就毫不避讳“顾其事有甚难者”：“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他不仅强调“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还阐明其“定名”建立在对“义”的理解上。为此，对于其翻译的书籍太过“艰深”，他也坚称此无关“文字”，源于“理”本身：“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读到《昌言报》刊登的斯宾塞《进说》数段，严复不免有感而发，“再四读，不能通其意”。为此他也表示：“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

严复的翻译实践道出新名词与新概念的产生，源于对“新知识”的接纳。而原本即对“新知”表示质疑的，则不免对“新名词”难以接受，进而从政治、文化上加以驳斥。叶德辉就直指《时务报》《知新报》等出现的“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导致“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更是将新名词视作梁启超等“新人物”“共建之一大纪念物也”，甚至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

在推进新式教育之际，官方也不乏举措对“新名词”加以控制。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高度重视如何使办学“端正趋向”，为此要求严拒一切“邪说诐词”：“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科举废除后成立的学部，对“教科书”的审定，重点关注的也是“日本名词”“东文语气”等问题。针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校管理法》指出：“书中沿日本名词，我国有不通行者，如出席、迟参之类。讹字尤多，重印时当校改。”由《学部官报》第13期“审定书目”栏更可以了解到，两种书籍都因为日本因素而遭批驳，或者指为“夹杂东文语气”，或者以其“俱系日本人说法”。

1909年学部还专门成立编订名词馆，并任命严复担任总纂一职。之前各翻译机构在统一译名方面也做出不少努力，但成效不彰。编订名词馆成立后，主要工作即是“编订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并指明“将来奏定颁行之后，所有教科及参考各书，无论官编民辑，其中所用名词有与所颁对照表歧异者，均应一律遵改，以昭画一”。严复于此项工作之意义自是了然于胸：“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属”。对于编订名词馆所取得的成效，学部也曾加以说明：

编订名词馆自上年奏设以来，于算学一门，已编笔算及几何、代数三项；博物一门，已编生理及草木等项；理化、史学、地学、教育、法政各门，已编物理、化学、历史、舆地及心理、宪法等项。凡已编者，预计本年四月可成；未编者，仍当挨次续办。

不过，尽管已编就辨学、心理学（含伦理学）、算学、形学等中英名词对照表，及外国地名、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最终并没有公布“各学科的中外名词对照表”。严复后来将审定的结果交由赫美玲（K.Hemeling）处理，后者在所编《官话》词典中，以“部定词”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工作也有延续。到1915年，又有人士建议复设名词馆，延续前清未曾完成的工作，使译者“得有遵循”。同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也曾提出设立“书籍译书部”，重点解决科学名词“杂乱无定”之问题：“对于科学名词严加审定，以收统一之效；使夫学术有统系，名词能划一”。稍后，《东方杂志》还刊出启事，呼吁“联合多数学者创一名约会，以协议决定名词为宗旨”。

“变革”是贯穿清季民国的主题，影响所及，“新名词”“新术语”可谓层出不穷，学界热衷编纂各种辞书、词典，就揭示出这一特质。尤有甚者，近代中国关乎思想、学术及社会问题的论争，都绕不开对各种新名词、新概念的辨析。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有人就指出：“所谓新文化，非仅摭拾一二新名，即已蒇事，其要尤在于探新文化之精蕴，以应用之于吾人之实际生活，而欲探新文化之精蕴，非有极深研几之精神，决难收最后之效果。”而且，“新概念”“新名词”的出现不仅成为“转型”的象征，甚至堪称“重塑”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以历史书写来说，即发生了“新名词”之“入史”。梁启超1923年对此就有检讨：受外来学术之影响，“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1926年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的信函中，也明确提出用“新名词”指称“旧物事”是否合适的问题：“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上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因此，考察学科知识的成长亦当重视学科术语如何确立的问题，正是学科术语的译介并规范化，某一学科才呈现清晰的图景。

三、中国本土对分科知识的接引

将分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略区分为传入与接引不同的层面，可以更好地说明各分科知识及学科术语如何由“西”入“中”，从中还可看出，所谓“西学”或“西方知识”都是历史性范畴。同时，来华西人对西学的引介也有高度选择性，甚至努力迎合中国本土对知识的认知，所谓“西方”，实际亦加入了中国元素。问题转向中国本土对分科知识的接引，重点则要关注这些分科知识如何在中国落实。这也意味着需要重视各分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不仅要关注“学科的制度化”，还要考虑这些分科知识如何走向公众，以及如何开展学科史书写等问题。

（一）学科的制度化

与探寻问题的起点相比，判明近代中国学科知识形成的标志，更是困难重重。基于“学科的制度化”倒是可以提供审视某一分科确立的重要维度，这主要涉及晚清之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堂，以及进入民国以后教育与学术如何纳入“国家政权建设”架构中加以推动。要系统梳理此一过程，殊无可能，只有结合分科教育之开展，略为分析影响中国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因素。

晚清“自改革”的诸多目标中，人才问题备受重视，推广学校、变革科举也成为重心所在。1896年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就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方案。盛宣怀对此也积极回应，肯定该折“洞见本原，当蒙采择”。在他看来，“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各府州县骤难遍设学堂，宜令各省先设省学一所”。1897年徐世昌在与张之洞晤谈时问道：“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张之洞明确表示：“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

开办学校不仅得到广泛回应，而且中学、西学之合流也难以阻挡。因应这样的时势，1898年清廷谕令各省府州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做到“人无不学”，为此还提出具体要求：

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

以上谕的方式要求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自然会产生特别的影响。关键还不是学校这一形式，而在于兼习“中学”“西学”难以落实，结果却是“西学”大行其道，“中学”则逐渐式微。1898年7月，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明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也衍生出这样的弊端：“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则绝口不言中学”。

以“西学”为主导，意味着“分科立学”成为潮流所向。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已注意到“各国分科立学，规制井然，而细绎其用心致力之端，终觉道器分形，略于体而详于用，故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未能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者，亦其学限之耳”。言下之意，京师大学堂之开办，当避免重蹈覆辙。然而，具体到开办的课程，仍秉持“学问宜分科”的观念，将拟开办的学校按十科进行规划，并指明“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十科包括：

一曰天学科，算学附焉；二曰地理科，矿学附焉；三曰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六曰武学科，水师附焉；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学附焉；九曰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焉；十曰医学科，地产植物化学附焉。

京师大学堂之设，是中国引入西方学科体系的直接结果。1898年制订的《大学堂章程》试图纠正“有西而无中”之弊端，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具体到所规划的“学堂功课”，则指明“西学学堂所读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以此可见，此一方案仍系立足于分科安排教学，只是为体现“中西并重”之办学宗旨，“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所谓“参以中学”，亦即列为“溥通学”前面之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其余功课，除各国语言的学习之外，则是作为“专门学”的分科之学。1902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尽管力图贯彻“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旨意，也并不能改变按照分科办学的基本路径。内中将全国学制分为七等，尤其是大学分科仿日本例分为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七门，更说明问题。

《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并没有真正实行，后来影响晚清兴办学堂的根本大法是前面提及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且由政府督导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对学科知识的奠立影响深远。该章程要求“京外各学堂俱照新章，以归画一”，并阐明“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重点在于，作为基本架构之小学、中学、大学，所习内容已落实为“专门之学”：

高等小学堂、普通中学堂，意在使入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应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大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之人才。

涉及教育制度全方位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且注定困难重重。1902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甫颁布，各省就纷纷问询“课本应用何书”，担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于是议决“将学堂应用各书按照课程门目，酌定书目一卷，刊发各省”。这是开办新式教育遭遇的难题，也成为催生教科书的关键。京师大学堂刊布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亦显示出，过渡时期的教材大量采用了日译课本。《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时，同样声明“官编教科书未经出版以前，各省中小学堂，亟需应用，应准各学堂各科学教员，按照教授详细节目，自编讲义”。主事者或许也清楚能“自编讲义”者自属少数，为此又指出可“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实践中还有诸多难题需要应对。黄遵宪解释了开办学堂遇到的困难：“兴学之诏，始于戊戌，迨西狩还京以后，迭奉旨催办，既设管学大臣，又钦颁大学、中学、小学、蒙学各章程。然各省大吏，三令五申，卒督责而罔应者，非特无地无款，实无办法、无章程”。照其所见，“凡兴办学务，必要有师范生，有教科书，有地方，有款项，四者缺一，不能兴学”。显然，要具备这些条件，谈何容易！叶昌炽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任甘肃学政，得旨后觐见谢恩，对于“速办学堂”之上意，他就表示“甘省地僻，艰于转运，必需筹款多刻有用之书”；同时也难以“因循办理”，“当先从小学堂始，教习得人尤难，宜先立师范学堂”。温州士人刘绍宽1904年在日记中也道出，各府州县竞开学堂，问题也随之而来：

于教术之何以培材，实学之何以致用，茫然不得其端倪……政治也，伦理也，舆地也，历史也，算术也，格致也，体操也，刺取学堂章程而杂就之，随购各书坊课本而措施之，东涂西抹，自谓竭尽能事。问诸生智识发达乎？无有也。官能增长乎？无有也。培公德，结团体，有高尚志趋与资格者乎？无有也。

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构成“学科的制度化”的关键环节。上述种种，也表明按照分科知识落实新的教育制度，绝非短时间可以完成。严复对于学务之难为，“或绌于经费，或艰于师资”，也深有体会，“此所以数年以来，虽内之大部，外之督抚提学，刻意兴学，课其成效，终未大明”。但他坚信，“变法之事，久道化成，不可旦暮责其近效”，无论如何都应该认识到此乃“自存之命脉”，“盖不独兵战、实业，事事资于学科；即国家处更张之日，一法令之行，一条教之出，欲其民之无生阻力，谅当事者皆为彼身家乐利而后然，则预教之事，即亦不可以已”。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在“国家政权建设”架构下推行各级教育，其成效也难以令人满意，很多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依据1947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初等教育统计》，《教育杂志》发文对此进行了检讨：“全国有二十七万个小学，在小国看起来，可使人吓了一跳；但在我们堂堂大国说来，要行普及教育，还差得很远呢”；“全国小学平均只有三级，可见小学读到三年的已经是个平均数了；读不到三年的不知有多多少少。按此情形，我国现以六年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也以六年为本位。事实上大部分不能学完规定的课程”。进一步看，“六十八万学级，由七十九万教师担任，平均一级有一个教师多些。干脆的说，就是一个教师担任一级，不论初小高小，不论哪一种科目，大概都是一人包办一级”。仅以此便不难看出，“学科的制度化”或许在高等教育、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但落实于基层的小学、中学，仍难以令人满意，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二）学科知识走向公众

有关学科知识之走向公众，前述“学科的制度化”的一些环节，如新式学堂的开办、教科书的编写，也属其中之一环。这里要指明报章所代表的“新型传播媒介”亦构成学科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搭建起沟通知识与公众之津梁。晚清以降出版了诸多明显偏重于“学”的报章，只是问题的一面；因应于知识传播的需求，还推动了媒介本身的变化，促成报章以更浅显的文字乃至声音、图像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知识。

报章构成传播知识的主要媒介，决定了西学传播力度的改变。李提摩太就表示：“泰西各国竞立报馆者何也？缘百年之内，各国所出新法，有益于教养者多，故先登报章，俾人周知，择善而从之耳。”甘霖（George T.Candlin）1896年撰文阐述中国之“变新策”，也特别说明广设报馆，可以助“国家教导之所不及”，并将此与“设立学校”相较，阐明报馆具有的独特之处：

设立学堂，事诚善矣。惟数年之间，一塾之中，不过训诲少年子弟数百数千而已。新报通行，不啻教导新学之名师，能使家喻户晓。且报售愈多，报价愈廉，贫苦之辈，亦得观览而心动焉。中国欲变新章，此为至善之法。

这里可略为说明晚清读书人创办的报章在“知识生产”上展示的特质。1884年在广州创刊的《述报》，显示该报完全了解报章不同于一般“书籍”，最突出的特色是利用石印技术，往往配有图画介绍西学，创刊号上展示的便是颇为壮观的“西国格致书院”。为此还特别说明报章是了解“西学”更好的媒介，尤胜于“西学书籍”：

西学书籍，每苦无从入手，且价值昂贵，购读不易。本馆聘请精通中西学问之人，逐日依次翻译登录，由浅入深，有径可寻，删去浮词，务求简括。有志实学者，得此既可为入门之资，又可省买书之费。

甲午以后，中国士人创办报章的热情渐渐高涨，也推动报章成为传播各分科知识的重要媒介。1895年何启、胡礼垣出版的《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即阐述了这样的看法：“若夫医学则另设一报，化学则另设一报，电学则另设一报，军装战舰等无不另设一报，不惟详言其事，而且细绘其图，此又利世利民，而欲与天下共趋于上者也。”结合《时务报》等报章的创办，可注意到对西学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笼统的西学逐渐被定位为“分科之学”，士人纷纷倡导“有一学即有一报”。各行各业皆有可阅之报，是梁启超描绘的理想状态，由此将“学”与“报”联系起来，甚为昭著。这一时期出现的《农学》《算学》等，严复就归为讲求“专门之业”的报章。随后，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译书汇编》《游学译编》等成为介绍分科知识的主要载体，意味着晚清在近代知识的采集上发生由“西学”到“东学”的转向。不唯如此，这一时期出版的《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还借助于新型媒介以振兴“国学”。

晚清报章不仅成为分科知识成长的写照，由于需要考虑阅读对象，进一步还牵扯出文字问题，促成读书人写作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梁启超从一开始便重视报章如何为更多人所接受，特别表彰西人之报章，“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他的办报者在文字的“明白晓畅”上也有所追求。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高凤谦一席话即指出症结之所在：

欧洲报馆之盛由渐而致，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国识字之人十一，读书之人百一，阅报之人千一，非数年后风气大开，阅报人数未必遽增，即主持报事者亦难其选。

有关晚清的识字率，尚有不少争议，核心是如何定义“识字能力”。高凤谦所指陈的，表明“读书”“阅报”对文字的要求各异。无论怎样，这是晚清读书人真切感受的问题，由此也推动了白话报章的成长及“演说”“讲报”等方式的流行。

对各分科知识进行“演义”，使更多人得以分享，伴随白话报章之成长同步发生。裘廷梁1898年5月11日创办的《无锡白话报》便强调：

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

《无锡白话报》在内容的安排上也颇为用心，“专门拣各样有用的书，与各种报上新奇有益处的事情，一齐演成白话”。该报主要针对《中西纪闻》《万国公法》《农学新法》《化学启蒙》《富国策》《养民新法》《泰西新史揽要》等书进行“演义”。如对于《万国公法》一书是这样“演义”的：

西洋有部书，名叫《万国公法》，凡各国的君主，无论与别国打仗、将和、相交，一切事体，都要照着《万国公法》的说话去做。

同样进行知识“演义”的，还不乏其他报章。1901年6月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在一年的时间里，“从各种报里演出来的有四种”，“从各种书里演出来的有四种”。1901年10月发刊的《苏州白话报》，也仿效《杭州白话报》开设“演报”栏，将相关论述“演”为白话。在该报连载的《富强起源》和《对清策》，即分别“演”自傅兰雅、应祖锡所译《佐治刍言》和添田寿一的《对清策》。

白话报章兴起的同时，演说的主张也流行开来。二者尽管形式不同，用意则一，在知识传播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阅报社”及“宣讲”“讲报”“演说”的出现，表明新知识、新观念在下层社会的传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使在乡镇村落，因为地方政府、士绅的努力，启蒙的理想也不是遥不可及”。演说发挥的作用，确不可忽视。1905年《华字汇报》转载的一篇文字即表示：“开智之术，以笔以舌以教，三者盖缺一不可。中国行其二矣，学校也，报章也。”“欲有以济学校报章之穷，补学校报章之力所不逮，而其影响、其效验足以贯彻上中下社会而无所沮滞者，决不能无藉于口舌之功，此演说之所以为开通风气第一要具也。”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在北京调查时也注意到，“1902年教育革命开始不久，北京开办了许多私人讲演所，向人们传授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新思想。讲演附设的阅报室也经常开放”。1918年针对京师公众阅报所的调查，亦说明“京师各公众阅报所大半附设于宣讲所内，计由京师学务局设立者九处”。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影响机制，也包括演说这一环。

学科知识如何走向公众，既涉及传播知识的载体，还有关于受众的知识程度，故此报章与教科书，以及演说、图像等，皆构成重要的“媒介”。除此之外，配合演讲放映的“幻灯”，以及陈列各种器物的博物馆的开办等，也都构成检视学科知识如何走向公众、取得更广泛影响的“试金石”。

（三）“学科史”的书写

在为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作序时，李鸿章曾由衷表示：“余喜西学格物之说，不背于吾儒。”这样的见解在晚清并不鲜见，“西学中源”说之流行，即为写照。王仁俊编撰的《格致古微》一书，算得上“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该书从一百八十种中国典籍中，辑录五百余条资料，附会西学多个方面的知识原本中国。俞樾对此也大加赞赏，“天下之人但喜西法之新，而不知皆本吾儒之故”，“苟取吾儒书而熟复之，则所谓光学、化学、重学、力学，固已无所不该矣”。故此，“发明”传统，重建某一学科之知识谱系，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追踪近代学科知识成长历程的各种“专门史”，从20世纪初年开始即颇为流行，成为“新史学”的主要遗产，甚至重塑了“中国之过去”。

梁启超阐述“新史学”，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由此也规划了“新史学”的方向：其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其二，“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当“历史之范围”拓展为“全体之史”，意味着需考量用什么新的样式书写历史，相应地也催生了“通史”与“专史”的架构。实际上，伴随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借助于“他学”推进史学，也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而且问题还不只是“他学”有裨于“史学”，“史学”有功于“他学”，二者之结合尚可产生“他学”之“史”——学科史。陈怀即注意到，西人之学，“无论为政治，为法律，为宗教，为教育，为经济，为天文，为地理，为格致，为社会中种种现象，莫不有史”。宋恕更是明确表示：

今海外望国莫不注重史学，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数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史学极盛。

所谓“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甚为关键，意味着伴随学科观念的成长，以“学科史”的架构重塑中国历史，成为书写历史新的方向。

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周末学术史总序》，还提出重新梳理传统资源的设想。照其自诩，此书之作，乃“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并且解释说：“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岂止是“稍有别矣”，“以学为主”的结果，是依照西学分类的方式重新梳理中国学术，所列序目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这样的划分，或有可商之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正是各“学科史”。在推进新式教育时，各种以“学科史”为特征的“专史”，也构成主要课程。如《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按照八科安排教学，其中“经学科大学”之“周易学门科目”，就列出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等课程；“政法科大学”之“政治学门科目”，则安排了各国理财史、各国政治史等课程。

因为获得了新的学科知识，从而发掘相关的历史资源书写“学科史”，是再自然不过的走向，而且在持续推进中。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围绕“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更是明确表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五四时期成长的新一代学者延续了这样的关怀，钱玄同便力主“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在其看来：

大凡学术之事，非知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交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

胡适也主张对“国故”进行“专史式的整理”，“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实际成效如何呢？卞僧慧曾记录陈寅恪在《晋唐文化史》课上对研究文化史二失之评述：“旧派失之滞”，“这类文化史不过是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顾颉刚1945年成书的《当代中国史学》对此也做了总结：

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

“学科史”书写催生各种“专门史”，构成学科知识成长的另面历史，涌现了难以计数的专史。王云五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就试图“以一专家之所长，担任一专科史料之整理”。从文末所附“拟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八十种目录”不难看出，八十种科目即是八十种“专史”。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伴随“专门史”书写所催生的“决定论”意识，更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诸多“专门史”著作，都不同程度陷入了“决定论”，只不过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文化”还是“经济”，抑或其他因素，各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偏向哪一边，还端赖“专门史”的方向来确定。说起来，秉持外来的学科知识梳理古代中国的遗产，有其合理性，但在此过程中走向“决定论”，所产生的影响则尤为重大，表明此类问题往往烙上民族主义的印痕。

余 论

“西学东渐”多年来持续得到学界关注，除了课题的重要性之外，部分原因还在于其本身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不仅时间上跨越16—20世纪差不多四百年的历史，所存留的文献资料还涉及多种语言，散布于世界各地。凡此种种，无疑都增加了问题的难度。对于如何审视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本文结合视野与方法略陈己见，只是简要总结过往的研究心得。除了可以将对问题的检讨做出相应的区分之外，还有必要强调确立“整体性”的观念、守护“历史的维度”的重要性。

前已述及，学科知识的成长构成推动近代世界诞生的重要一环，故此在处理不同层面的问题时，重视各部分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也颇为要紧。如何理解近代世界的诞生，各有不同的维度。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生产方式切入，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并且还阐明“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通过解析“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 ntof the world），重点揭示宗教改革如何催生资本主义精神，指明“西方世界发展出了他处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种类、形式与方向”。甚至可以说，针对近代历史问题开展研究，或都有必要紧扣这样的“问题意识”，近些年颇为热门的全球史、概念史等，也不例外。守望于此，也才能确立“整体性”的视野，避免“碎片化”。

史家所熟悉的“整体史”或“总体史”，主要来自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张。简言之，这或可视作针对单纯的经济史、政治史或社会史的“反动”；重视“整体性”，并非要写出完整的历史，而是强调在面对问题时，应秉持“一种有系统地超越局限的愿望”。问题的暧昧性在于，年鉴学派“整体性”的理想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对整体观念的放弃”，导致其“内部的重大裂痕”：“一些人主张细碎的历史和照搬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全面的历史和在吸取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保持史学的根基，即追求总括的雄心”。年鉴学派走向“新史学”，有值得“理解”的一面，正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强调：“新史学渴望建设一种从人体到生物、置于社会历史时段中的总体的人的历史。”不管怎样，如何防止“总体的历史”被分割为许多个各行其是的“专门化”部门（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也需重视。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的“专门史”，“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

之所以强调有必要确立“整体性”的观念、立足于近代世界的诞生开展研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是涉及面极为广博的课题，无论是考察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如何传入中国，还是审视中国本土如何接引各分科知识，都有诸多问题值得进行个案分析。举例来说，涉及“学科的制度化”，值得分析的自不乏众多大学乃至中学的相关学科；有关“学科术语”，各学科也都留下许多术语可资辨析。甚至可以说，缩小“历史研究的单位”，开展个案分析，确也有助于问题的深化。但个案的分析与所涉及的问题稍加结合，也是必要的。即便不能观照到近代世界的诞生这类宏大的问题，但对相关问题的史实重建立足于“学科的制度化”“学科史书写”等环节的展开，也多少可以避免“碎片化”，揭示更多的问题。柳诒徵论及文化史之写作就阐明：“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緟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陈寅恪读到沈兼士的论文，显然是因为此文符合其治学取径，故有“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赞誉。

所谓守护“历史的维度”，这似乎更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陈寅恪诠释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取向，于此论述最为详尽：“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关键是如何落实？“求门径于时人，不如求门径于古人”，吴虞谈及其学佛的见解，值得重视。对于学科知识的成长进行历史性分析，也颇有必要进行一番论者所谓“去熟悉化”的努力，摆脱“后见之明”。唯其如此，才能更好理解问题之枢机，把握变迁之轨迹。

实际上，审视学科知识的成长，要恪守“历史的维度”并不容易。前已提及按照陈洙所辑《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考察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译书可能造成的歧义，实际上，此类研究往往皆守护于现在的立场进行统计。如论者梳理自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所开展的译书活动，曾列表揭示“过去数世纪中译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领域（1580—1940）”，亦将译书活动按照具体的分科知识加以展示：人文科学（含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2995种，占比39.2%；社会科学（含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史地）2405种，占比31.5%；自然科学（含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生物、其他及通论）1183种，占比16.0%；应用科学（含医学、农业、工程、军事科学、其他及通论）877种，占比11.5%；杂录141种，占比1.8%。以此展示“西学东渐”在分科知识的译介方面取得的进展，自有其必要性；要获得量化方面的信息，舍此似乎也没有更好办法。但同时有必要指出，对分科知识成长的把握是逐渐清晰的；各分科知识的出现并非同步，且对此的认识还在不断发生变化。

按照分科知识的“传入”与“接引”将问题略做区分，不仅便于问题的展开，据此也可更好秉持“历史的维度”。当下对各学科知识的把握，一般区分为两类，大致认为历史学、地理学这类学科是从传统发展而来；而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学科视作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即便这样的区分有合理的一面，也当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以史学来说，梁启超《新史学》开篇即曾表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似乎中西史学的“会通”，最不成问题。为此就有必要指出：“中国所固有的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结合前面的分析也不难看出，同样是史学，今昔之差异甚为明显，其成长为一门学科，还有赖于历史学系及相关研究所的推动。至于新兴学科，更是需经历“学科的制度化”才能成长起来。

不仅对上述问题的梳理需秉持“历史的维度”，关键尤在于，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呈现的是“未完成性”这一特质。诚如前面讨论中反复述及的，认识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开启了晚清对西学之接纳。而近代学科知识的“援西入中”，大致可以区分出两条不同的线索，其起点是别立“中西”，归途却是“学无中西”。最终不仅“学”取代了“教”与“政”，甚至“道出于二”也得到承认。然而，无论是“学”还是“科学”，都不能替代“政”“教”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尤有甚者，即便接受各分科知识，问题也并非完全得到解决。以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来说，提出问题的一方论辩无力，反对的一方却占据上风，皆表明诸如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被普遍接受，声调各异只是因为各自捍卫其学科立场。而不可回避的是，包括人生观在内的诸多问题，却并非以“科学”为标志的上述学科知识尽可提供答案。

钱穆尝言：“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应该承认，20世纪是中国读书人的“创世纪”，尤其是所确立的大学教育理想，在各学科领域的拓展，都结出了丰硕果实。以分科为标志的学科知识在中国确立，既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也构成全球性学术发展的一部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仍在延续。如“不再把现代性看成是单一的进程”，则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中确立的概念、方法乃至理论，也有必要多加反省。

本文作者：章 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及文史研究院教授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