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知识：巩县窑白瓷制品概谈

巩县窑白瓷制品概谈

唐代白釉长颈瓶。 唐代白釉贴兽面纹罐。

唐代白釉双龙柄瓶。

河南巩义市东约5公里，伊洛河的一条支流由东向西汇入伊洛河，然后又与黄河交汇。巩县窑址就分布在这条支流的两岸，总长5～6公里，分为3段：上游为白河段，因主要烧制白瓷而得名；中游为铁炉匠段，主要烧制酱瓷、黑瓷兼烧白瓷；下游为黄冶段，因主要烧制唐三彩而得名。白河段、铁匠炉段和黄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分界，只是因各段主要烧制的陶瓷制品略有不同，所以学术界有人分别称之为“白河窑”“铁匠炉窑”“黄冶窑”。

巩县窑是我国北方烧制白瓷的代表性窑场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时期便已烧制白瓷，隋唐时期臻于成熟阶段，所烧制的精细白瓷曾为朝廷贡品。除文献记载外，西安唐代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精美白瓷残片，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由粗到精，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巩县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相当优越，附近有丰富的陶瓷胎料、釉料资源，以及燃料和水资源，并具有良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加之工匠师具有长期烧造陶瓷的传统经验和创新精神，因之巩县窑以其各类陶瓷制品工艺精良、品质上乘、风格特殊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邻近地区瓷窑竞相模仿、学习，乃至成为驰名中外的名窑。

北魏窑炉、窑具与白瓷制品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白瓷

巩县窑烧制白瓷，隋唐时期是以白河段为主，其次是黄冶段。由于白河段北魏时期已烧制出较精的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时期的白瓷烧制技术已臻成熟阶段，烧制的白瓷制品其特点是烧制技术起点高，产品精，以高品质与精美的造型取胜，在唐代已成为河南府开元前后贡白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1.窑炉、窑具与装烧技术

唐代窑炉(ⅡY1)：此窑炉是在以前黄冶段考古发掘中发现多座窑炉之后，于2005年至2008年白河段发掘中发现的。瓷窑炉残损较甚，残长8.5米，宽4.6米，由窑前作业面、火膛、窑室和烟囱构成。烟囱和窑室后半部因被民房所压未进行清理。

作业面是用废弃的耐火砖铺垫而成。呈扇形。火膛口损毁相当严重，平面呈马蹄形，底部遗留一层炉灰。火膛北部被现代水井打破处的断面可看到火膛底部有两层堆积，上层是废弃耐火砖铺成的火膛面，下层是厚薄不均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室与火膛结合处的断面上，可以看到用石英沙粒铺垫的三层窑床面。窑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3.6米。根据火膛、窑室等各部位残留的痕迹，以及火膛内和窑床上清理出的璧形底白瓷碗、器盖、盏、瓶等器皿以及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可以判断此窑炉是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窑具的种类相当多，仅匣钵的形状就有筒形、漏斗形、盒形等，另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垫圈、垫饼、支烧等窑具。

装烧方法也有改进：首先在窑床上摆置与器物相应的垫饼或三叉支烧，然后置放器坯。大件器物如炉、钵等，多在器内置放支烧具，装上小型器物，然后在大件器物口沿上放一个拱形三叉支具，拱面向下，这就形成一个套、摞并用的烧造方法。为了充分利用窑床空间，还采用窑柱上架设垫板以分层摞烧的新工艺。这又是装烧方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直沿用到晚唐时期。此外，匣钵烧造已在瓷器烧造中广泛应用。

2.巩县窑白瓷制品的阶段性发展

从隋到唐代晚期，巩县窑白瓷制作水平逐渐提高，且有明显的阶段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其发展、改进过程中，精美白瓷的出现以及整体白瓷制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普遍提高，加之各类华丽典雅而独树一帜的色釉瓷和白釉彩瓷等优良产品的生产，使巩县窑在河南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当时的创新型名窑。

隋至唐初，白瓷的品类较少，仅见罐、塔式罐、瓶、砚、碗，以碗、罐数量较多。盛唐时期，白瓷的品类大增，成为大宗产品，这从文化层和灰坑中包含的白瓷残片数量之大得到证明。品类有罐、碗、杯、盆、执壶、瓶、盘、灯、水注、茶托等。各类白瓷制品的器体造型、胎质、釉色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较之北魏与隋、唐初期大有提高，出现一批质坚、胎薄、釉色纯白的精美、细致、规整的白瓷，标志着巩县窑的白瓷生产已达到鼎盛时期。中晚唐时期，白河段和黄冶段生产的白瓷仍为大宗产品，并且烧制工艺和整体质量普遍提高，但精美、规整、薄胎的白瓷制品确已极为少见，显然此时白瓷的生产和使用已趋向大众化。由此可以推测，晚唐时期，巩县窑可能出现了专烧对外贸易或为朝廷、权贵所用白瓷精品的窑炉，只是尚未被发现而已。

巩县窑白瓷产品的质量逐渐普遍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在胎料的选择与加工方法的改进上，首先是选择含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的胎料，再经过多次淘洗、沉淀，已达到净化、减淡胎色的目的。同时，胎体表面开始普遍涂一层化妆土或二次涂釉的方法，不仅改变了胎体表面的颜色，也可以填补瑕疵，增强胎体表面的平滑度。此外，选择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而含硅铝元素高的釉料，使烧成后釉的成色更清淡。施釉的工艺技法有所改进，可能是器物内壁以荡釉为主，外壁则为蘸釉，施釉后，在烧前作二次修整，使釉层薄而均匀，烧成后达到釉面洁白、透明、光亮、莹润的效果。

窑炉内烧造气氛和火候的控制及装烧方法的优劣，对瓷器的呈色、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是瓷器烧制技法中的关键所在。在窑内烧装与气氛控制的改进上，隋到初唐时期，白瓷的烧制技术较之北魏与北齐时期更为完善和成熟，已初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体现在外观上，是减轻了釉色不均和白中闪黄或泛青程度，更趋于洁白、透明，为盛唐时期烧造出整洁、纯白、薄胎的精美白瓷，以及成熟期炼制白釉蓝彩、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红彩等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隋唐时期白瓷制作与装烧工艺的不断改进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更多的是延续了两汉以来低温釉陶器的烧制工艺，也直接促进了白瓷制作技术的多种创新，这从青瓷、白瓷同窑装烧以及器类、器形、制作与装烧工艺等方面的较大的一致性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几点认识

白瓷制品是巩义窑的大宗产品。从考古发掘与暴露的文化层堆积都可看出，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而不见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的精致上乘白瓷掺杂在内。

形式多种多样的塔式罐(包括白瓷、绿瓷、青花瓷以及陶质三彩塔式罐)和双龙瓶(包括白瓷、青瓷、绿瓷以及陶质三彩双龙瓶)，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可看到这两种造型规整、形式多样并带有中东伊斯兰风格的产品。因而可以认为它们是巩县窑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是巩县窑的经典。

在河南省范围内烧制白瓷的窑场中，学界一般认为以安阳相州窑为早，年代可早到北齐或隋。安阳北齐范粹墓(葬于575年)出土10件白瓷器，可能即是相州窑的产品。这次巩县窑白河段出土的大量北魏白瓷器，与距巩县窑址不远的洛阳汉魏皇城中出土的北魏白瓷器在造型、器类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完全一致，由此表明：一、找到了北魏皇城所出白瓷器的产地；二、安阳相州窑在白瓷的烧造工艺与器物造型上曾受到早于它的巩县窑的影响。

日本国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等著作中谈到，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的考古调查中都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白瓷制品。由此可知盛唐至中晚唐时期，巩县窑白瓷产品和唐三彩制品曾大量出口到海外，并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三上次男先生在谈到尼罗河流域和菲律宾群岛地区时写道：“中国陶瓷不仅为下游地带贵族、富人所崇拜，而且是尼罗河流域所有都市普遍的爱好物。”“中国陶瓷的研究脱离了名品鉴赏的领域，现在可以说已经渐渐地开始活跃在艺术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甚至世界贸易史的舞台……它对于广义的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