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论书法的诗词「张宗祥论书绝句」

大家好，沈尹默论书法的诗词「张宗祥论书绝句」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杨金国/文

一

建国后，书法普及教育的重担之所以落在沈尹默的肩上，并能短期迅速展开且成效卓著，一方面是其社会地位、资历、威望、书艺为世人推重，另一方面沈尹默与党政领导的交往也提供了诸多有利的条件。此外沈尹默也出于与外国进行书法交流 (尤其对日本)的考虑，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政高层领导积极倡议书法的普及教育，由此也折射出沈尹默的拳拳爱国之心。此举虽带有政治色彩，但对新中国书法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可以说这是促成新中国书法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沈尹默的书法教育活动

纵观沈尹默的一生，与书法教育有关的方面有：出任书法社团领导、组织成立书法篆刻教育团体；撰写大量有关普及书法艺术的论著，从理论上指导全社会书法普及教育。

1 出任书法社团领导、组织成立书法篆刻教育团体

沈尹默一生在出任书法社团领导、组织成立书法篆刻教育团体方面的活动有三次，我们列表如下：

2 撰写大量有关普及书法艺术的论著，从理论上指导全社会书法普及教育

沈尹默一生中撰写的大量书法论著严格说来纯学术色彩较少，多是其学书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总结，内容都是围绕全社会的书法普及教育展开的。这些论著在学术研究和书法普及教育方面是紧密相连的，无法清晰地类分，我们列表如下：

(注：发表刊物或出版社不明确的见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7月版。)

(二)沈尹默书法教育观

民国至新中国初期的书法教育大致分为社会普及教育和学校教育两大部分。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多在各类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和艺术专科院校中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书法艺术离政治较远，面临着不受重视的困境。如何将这一民族特有的艺术在全社会得以普及继承下去，使之在对外书法交流中不处于被动地位的问题便摆在了以沈尹默为代表的老一辈书家面前。因此其书法教育观立足于实用的普及立场。

1.实用论

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之时，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 “为广大人民服务”。沈尹默在《学书丛话》中说：“……起码条件，要切合实用，就是要做到写起来便捷容易，看起来又整洁明白。”[1]在《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中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表现在为当前的社会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上……在形体上要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的美，而不能追求怪异……书法艺术应尽量发挥到实用文字方面，牌匾可写，标语可写，公告可写，甚至传单、说明也可写…… ‘学贵致用’，只有让更多的群众欣赏到书法，才是艺术家最高尚的艺术享受。”[2]为此，沈尹默主张学书先从楷书入手：“习字必先从正楷学起，为的便于练习好一点一画的用笔。”[3]“把正楷学好，写得整整齐齐，能入格子，然后学写行书。”[4]这对今天书法教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其缺陷也已引起后人的重视。沈尹默强调的书法艺术的 “时代精神”，即面向广大群众的实用主张，仅仅停留在写字教育的阶段。虽然这些今天人尽可为，但在当时已是非常难得。时代对书法艺术带来的挑战和困惑以及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迫使他们先普及书法艺术，使书法艺术先 “生存”下来，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人才断层而被历史淘汰，进而再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来发展。因此，沈尹默和潘天寿书法教育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只是其性质和培养模式有所不同。沈尹默从事的是基层教育，而潘天寿创办的是专业教育，基础教育奠定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提升基础教育，两者同样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书法篆刻人才，可以说是 “殊途同归”。因此，沈尹默的书法普及教育与潘天寿、陆维钊的高等书法专业教育一样，在新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同样是伟大的！

2.技法论

(1)“执笔法”

沈尹默主张 “五字执笔法”：“……对于执笔法……我只承认其中之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二王传下来的，经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擫、押、钩、格、抵五字法。”[5]反对古人的 “转指说”和 “回腕高悬”说：“我是不主张转指和回腕的。”[6]批判了卢肇的 “用它破坏向来笔力”的 “四字拨镫法”。对 “五字执笔法”的重视与提倡是沈尹默自我实践的结果，有其适用的范围，沈尹默自己也说：“以上所说的指法、腕法，写四五分以至五六寸大小的字是最适用的，过大了的字就不该死守这个执笔法则，就是用掌握管，亦无不可。”[7]可见，“五字执笔法”并不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书体。可叹许多书法教育者将之奉为不二的度世金针而不察，灌输后学，囿于定法。所以今天的书法教育者教授执笔法要因人而异，不可拘于定法。

(2)“笔法论”

“笔法论”是沈尹默论书中的最核心问题，也是他教学的主要内容。在《书法论》中，他说：“不知道用笔，也就无从研究书法。用笔须有法度，故第一论笔法。笔法精通了，然后笔的运用才能自由，无施不可。第二进而论笔势。形势已得，必须进一步体会其神意，形神俱妙，才算能尽笔墨的能事，故最后论笔意。”[8]沈尹默的笔法论归结到一点就是 “笔笔中锋”：“笔笔中锋，点画自然无不圆满可观。所以历代书家的法书，结构短长疏密，笔画肥瘦方圆，往往因人而异，而不能不相同的，就是 ‘笔笔中锋。’”[9]并且他认为只有使用 “五字执笔法”才能做到 “笔笔中锋”。此外，对于行笔中的 “提按”等他也做了详尽阐释。

当然，发展地看沈尹默的 “中锋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八十年代 “反思沈尹默现象”时不少学者对此评说较详，此不述。我们在看待沈尹默 “笔笔中锋”论时应站在碑和帖的客观立场再赋予其现时代内容。徐建融先生看待沈尹默的 “笔法论”观点还是非常中肯的：“……尽管对法度的冲击、否决，在特殊的条件下有它的积极性，在普遍的条件下毕竟更多的是消极性。所以，在沈尹默的时代，包括在今天的时代，对于那些再想祭起石涛 ‘不知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的法宝的人”，沈氏的这一大段解释 (指沈尹默《书法论》中的论述)说明，正是最好的反驳。具体而论，当法度刚刚建立，我们需要维护它、完善它，当法度成了束缚，我们需要冲击它、怀疑它，当法度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又需要保护它、修复它。任何一种行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它，必须视时间、地点、条件、对象之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0](关于古代执笔法笔法诸问题，沙孟海先生有考释，今人孙晓云著《书法有法》亦可参阅)

(三)沈尹默书法教育的性质和实质

1.教育性质：普及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群众基础较之建国后是有限的。建国后的书法教育家也都是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主将。书法教育若没有民国时期的丰厚积淀，也不会带来建国后的全民参与和蓬勃展开。

建国初，沈尹默等书家积极推广和普及书法艺术，通过成立书法篆刻社团，举办讲座、展览、学习班的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书法篆刻教育活动，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书法篆刻人才。1958年，沈尹默亲自为上海市徐汇区工人俱乐部书法学习班的学员评点作品；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后，他组织学术专题座谈会，讨论执笔法；在上海青年宫的书法篆刻班上，面对众多学员，他 “以八十高龄坚持讲课和当场示范，还批改作业，作具体辅导。”[11]他说：“书法本来不仅仅是用在屏条、对联、册页、扇面上的，就是广告商标、路牌、肆招、标语、题签、题画之类，也需要有美丽的书法，引起一定的宣传作用。”[12]为此，沈尹默发表出版大量普及性质的书法论著和字帖，全面指导了社会各界的书法学习。

书法普及教育的显著发展带动了学校书法教育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沈子善、刘海粟、陈大羽、潘天寿、陆维钊等利用其社会地位和自身条件，先后于所在的高校开设书法课或创办书法专业，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书法艺术的发展。

“独月难明”。在沈尹默身边，潘伯鹰、白蕉、方介堪、钱君匋、单晓天、胡问遂等书法篆刻名家和沈尹默一道，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不计报酬，为普及书法艺术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或躬耕亲授，或撰写论著，指导社会各界学习书法，共同推动新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中国近现代书法教育史上，他们的名字将永炳史册！

2.教育主张实质：宣扬带有某些旧式色彩的个人书学思想

旧式师徒传授色彩的书学思想的特点：一是多为书家的心得和经验，思想延续具有超稳定性；二是立论主张多程度不同地具有偏颇性；三是对技法探讨的深入性又阻碍了思想研究的深度。

沈尹默的书学思想也是他的教育主张。有学者总结沈尹默的书学思想特点是：围绕帖学、深入浅出、阐幽发微。[13]其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积极倡导 “二王”书风的回归，极力恢复 “二王”帖学一统书坛的地位。不过沈尹默将这种倡导的落脚点定在了深入浅出钻研帖学技法上，观其推崇 “二王”帖学的立论何等坚定，对技法(执笔法、笔法)的阐发是何等幽微，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个人辛勤学书的心得和经验。

旧式师徒相授没有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法，更不会遵循教育规律，沈尹默的书法教育虽带有一定的旧式色彩，但不完全等于旧式教育。因为他制定了较为科学的教学计划和学书方法，运用了一些新式的教学方法，比如举办学术讲座等。因其教育性质只是普及，所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法教育。

当然，并不是说沈尹默仅囿于帖学传统，他也注意到南北派别之分，尊碑卑唐之论的缺陷，惜未作进一步探究。他也学了几十年碑，后来才倾心 “二王”为主的帖学，而对理论的探讨也是自此时开始，其推崇 “二王”帖学 (主要是笔法)的思想主题非常明确。之后其书学思想一直渐趋完善稳定，缺乏史学的动态关照，甚而略带偏颇；对技法不厌其烦地探讨阐发成为其书学论著的重要内容。他利用一切普及书法艺术的机会，反复讲述宣扬他的笔法论，将之贯穿到教学实践中，并通过弟子后学完善发扬而趋于完备。

二

“经过30多年的努力，至此，我国的高等书法教育完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外国留学生等系统的教育层次和结构的建设，并逐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和学术化的道路。”[14]当然远不止这些，各种社会业余书法教育和中学书法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假如沈尹默看到今天的书法教育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而全面的话，一定会非常欣慰的！沈尹默的书法教育为现当代书法教育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对新时期书法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培养了大量人才，传承了书法艺术薪火，推动了新时期书法事业的发展

衡量教育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优秀人才的培养。沈尹默一生桃李满天下，受其教泽卓有成绩且传续薪火者颇多，突出代表有周慧琣、胡问遂、徐无闻、蒋维崧、张充和等。

周慧琣继承了沈尹默帖学流派的用笔，又兼容碑的特点，一变沈的温润秀美为爽利豪放，在碑帖结合的探索和开拓上高出沈氏和同侪一头地，为新海派的帖学注入新的笔法语汇，适应了时代的审美追求。在书法热潮兴起前后十余年里，她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低估。惜风格定型后，难有较大突破。胡问遂为沈入室弟子，毕生恪行其师教育主张并传之后学。从沈尹默到胡问遂，如同米芾和吴琚。然吴琚学米是自娱，而胡问遂是传法。评判吴琚学米似乎无什意义，但从胡问遂书法教育成效与影响来评判沈氏书法教育主张的某些缺陷却有了现实意义。八十年代书法热潮兴起前，胡问遂的书法普及教育功不可没，然书法热潮狂飙突起时面对的却是书法教育的滞后，所以从沈尹默到胡问遂，其教育主张的缺陷恰恰反促了现代学科意义书法教育体系的建构。徐无闻中年得益于沈尹默，以篆书篆刻擅场，精致细腻气息与沈相通。徐氏治学重考辨，严谨而不唯定论，新见迭出。于书法史和书法技法研究颇多创获，如执笔法据实践而论，敢于突破沈氏定论等。生前任教高校，为书法篆刻和唐宋文学研究生导师，以客观和科学的理念培养了一批修养较全面的专业人才。蒋维崧四十年代拜师沈尹默，以篆书和行草名世。行草自沈尹默上溯前贤，气息较之沈氏更具风骨，又有深厚的篆书功底，故高古之气胜沈一筹。蒋维崧一生潜心治学、教学，桃李满门。他对沈尹默书法的书卷气体会最深也毕生实践，在书法教育上，蒋维崧所肩负的是纯洁学术和艺术本质的使命。张充和是昆曲名家，善丹青诗词，四十年代拜师沈尹默学书，后赴美任教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数十年，将书法艺术传播到异域，为西方介绍中国的书法艺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对新时期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也提供了深刻反思和启示。

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者密不可分，下述分说是论述的方便，而不是严格的并列关系。

1.对理论研究的影响

沈尹默的书学教育论著对全社会书法普及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促使新时期书学技法理论的探讨日臻完善，为书法教育确定了基本的技法教育内容。“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沈尹默是第一个对传统书学方法主要是笔法进行认真的清理总结工作的人。”[15]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沈尹默，但是谁也无法更改的事实就是沈尹默在当时坚定不移地梳理、澄清、阐释古代书学技法诸问题，大力宣传帖学思想，带来了帖学的复兴，其意义已经突破了理论本身，上升到了对时代价值的贡献上。其弟子胡问遂对技法的研究、实践、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胡氏弟子刘小晴对传统书学技法的评析注释更为详备精细，所著《中国书法技法述要》、《中国书学技法评注》、《书法技法简明图谱》等为沈派书法教育理论研究画上了圆满句号。对技法的探讨研究一方面为学书者提供了入门方法与途径，使书法教育有法可据可依，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理法束缚了学书者的创变才情和个性抒发，矜夸功夫技巧，就难显 “爽爽自有一种风气”的魏晋风度，崇尚通俗实用精到的技法却掩饰不了作品内在的单薄和贫乏。

过分重视技法的传授 (尤其笔法)对新时期书法教育的影响是牢固而深刻的。“我们知道任何艺术都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感情和个性的，书法艺术当然也一样……反应在书法教育上，我们的目的当然要力求通过有关知识的传授和相应的技法训练使培养对象更好地理解书法艺术的这一本质，更好地运用书法艺术形式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前者是手段，而后者才是目的。手段再重要，我们也不能仅仅为手段而手段。”[16]因此，“书法教育≠知识传授 技法训练。”[17]过分重视技法的传授容易把学生带入误区，从思想上易让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理解表面化、庸俗化，影响认识的深入性；在实践中，又易让学生 “唯观字形、不见神采”，对经典的临摹学习看作是对形式的追仿。这并不是说技法不重要，可以舍弃，而是在学书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初学者肯定先掌握技法规矩，之后就得追求 “字外之奇”，体会字外的深刻含义。尽管沈尹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18]但由于他的实用主义立场和对技法的苛求，使其书作 “刻意临写，自运殆少，遂无复字外之奇。”[19]

过分重视技法的传授不光反映在当前许多院校的书法教学模式上，还反映在近20年来种种书法教材的编写出版方面。八十年代，书法普及教材一度占据市场主要地位，这是时代使然。但直到今天，在书法教育已向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状况下，大量的书法教材 (不乏许多高校书法教育者编写的)还停留在主要讲解技法知识的普及性质上。难道我们的书法教育就仅仅是传授基本的技法知识这点儿学问？

2.对创作实践的影响

沈尹默书法教育的归属是振兴二王 “帖学”，创作实践是以唐法追显晋韵，为后学指出学书的方法路径，惜沈氏精熟法度而难于尽显晋人风韵，这也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书坛出现 “反思沈尹默现象”埋下了伏笔。“反思沈尹默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其创作实践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所致，不如说是时代审美观念差异所致。八十年代中期，中原书风崛起，继之全国地域书风迅猛发展，追求自然率性成为时代审美风潮，而以沈尹默俊美、精于用笔、追求精致的小情趣为特点的书法风格自然与时尚相左，于是便出现了对沈尹默回归帖学的创作实践的反思和批评的现象。嗣后，当书法热潮中由于受急功近利思想影响的书家一味轻视、破坏笔法所带来诸多弊端已严重影响到书法艺术的良性发展时，黄惇重倡 “笔法核心论”，切中时弊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之后学院派书法教育模式对技法训练的重视、新帖学的兴起，对笔法的现代阐释注入了新的时代审美内涵，也反应了书法本体自律的要求：笔法是书法中最具客观束缚性又最具精神内涵和形式表现力的基础因素。[20]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笔法的大致发展脉络：

笔法的确立、完善和稳定 (清以前)→破坏 (清末民国)、重倡 (沈尹默振兴 “二王”帖学)→再破坏 (新时期书法热潮)、再重倡 (黄惇 “笔法核心论”、学院派技法训练模式、新帖学)。

小结

以沈尹默为代表的书法教育家在新中国初期从事的具有社会普及性质的书法教育事业，为社会各界确立了学书观念和方法，提供了名家指授的机会，提升了全社会对书法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使学书观念深入人心，为传承书法艺术薪火，培养书法人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奠定了新中国书法教育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了新时期书法热的兴起，为新时期书法教育的培训、展览、社团的组织、举办、成立等提供了借鉴模式，对新时期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沈尹默的研究，已不单单是个案或特殊现象的研究，而是对时代的研究了。

注释：

[1]沈尹默：《学书丛话》，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2]沈尹默：《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3]沈尹默：《书法漫谈》，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4]沈尹默：《书法漫谈》，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5]沈尹默：《书法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6]沈尹默：《书法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7]沈尹默：《书法漫谈》，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8]沈尹默：《书法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9]沈尹默：《书法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10]徐建融导读，沈尹默著《书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1]李一、刘宗超：《新中国书法60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12]沈尹默：《书法的今天和明天》，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13]朱天曙：《沈尹默与现代帖学的振兴》，《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

[14]倪文东：《高等书法教育的教学定位与人才培养》，《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技法、创作、教育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526页。原文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15]戴小京：《沈尹默意义》，《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修订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原文载《书法研究》1990年第4期。

[16]于明诠：《书法教育≠知识传授 技法训练》，《是与不是之间—书法传统的文化寻绎与当代述说》，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17]同上。

[18]沈尹默：《书法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

[19]沈尹默：《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序》，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10]叶鹏飞在《蒲华书法之意义》一文中说：笔法是书法中最具精神内涵和形式表现力的基础因素。今据此而续一定语。文见《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孟云飞转自《书法赏评》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