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文明弘扬美德内容」

大家好，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文明弘扬美德内容」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都听说过“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也都知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还是关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整个中国社会所掌握的仍旧还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乱麻；我们既不完全清楚中华文明的根植所在，也不十分了解华夏文化的核心为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向行远才完成了《中华文明，草木为魂》和《草木文明，生生不息》两篇文章，试图揭开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而在接下来的文字里，我将为大家进一步展示中华文化真正的核心所在。进而言之，明向行远认为，中华文化仍以“草木情怀”为根源，而华夏文化的核心则是“真情”与“美德”。简而言之，中华文明，草木为魂；中华文化，真情美德；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位亲草木、远狮兽，并且高风亮节的谦谦君子，那么，中华文化便是一位既有情、又有德，因此可亲可敬的窈窕淑女。

具体而言，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里，“真情”和“美德”不仅成功孕育了“善待生命”的人生理念和“情感为重”的人际意识，而且还最终诞生了“敬畏自然”的天地主题，以及“道德为本”的社会思想。

一，“善待生命”的人生理念

明向行远认为，“草木情怀”对中华文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为中华文化带来了一种“热爱生命”的强烈意识。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不仅产生了“善待生命”的人生观念，同时还形成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主题。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超凡脱俗的东方理念，主张“善待生命”的中华文化不仅强调“热爱生命”的现实价值，而且也关注“珍惜人性”的精神意义。

1，“热爱生命”的长寿文化

回望数千年中华文明史，我们会发现，受“热爱生命”的文化影响，在中华文化中，“爱惜生命”自古就是不言自明的“人生本分”。与此同时，在“爱惜生命”的强烈诉求影响下，中华文化不仅始终具有类似“人命大于天”，甚至“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的原始生命本能，同时还孕育了向往生命久长、崇尚颐养天年的“长寿文化”，以及强调家族永续、关注生命传承的“香火意识”。

首先，由于对“生命长度”的无限执着，中华文化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完全称得上“世间少有”。例如，在“长寿文化”的影响下，“养血安神”、“养精蓄锐”之类的保健常识很早便成为中华社会的“老生常谈”；与此同时，“阴阳平衡”、“动静结合”一类的养生理念不但始终指导着传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还被中华文化借来描述“世间万物”的自然形态。此外，同样受“长寿文化”的直接影响，不仅历史上帝王将相为追求“长生不老”曾有人屡屡中招，而且时至今日，普通百姓因轻信“神奇功效”而上当入套者同样络绎不绝。

此外，作为中华文化“爱惜生命”的另一主张，“香火意识”在体现“生命传承”的同时，还产生了礼拜先人的“祖先崇拜”，以及代表“真正人道”的“孝道文化”。也就是说，“爱惜生命”与“长寿文化”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物理延续”，而“祖先崇拜”和“孝道文化”关注的则是家族生命的“精神接续”。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华文化自古就坚持，“几世同堂”、“人丁兴旺”才是“美好家庭”的基本标志，而“天伦之乐”、“儿孙绕膝”则是“幸福人生”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华夏文化也不忘强调，“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

总之，主张“爱惜生命”的中华文化不仅用“长寿文化”凸显生命的可贵，同时也以“香火意识”倡导生命的接续；“长寿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对“生命接力”的注重，而“香火意识”则象征着华夏文化对“情感接力”的关切。

2， “珍惜人性”的“人格自觉”

上面我们讲到，整个中华文化的人生主题就是“善待生命”。同时，对于“确立人生主题”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华文化既不会等闲视之，更不会轻易结论。事实上，作为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人生主题，中华文化的“善待生命”不仅强调与物质生命直接相关的“健康长寿”及“香火意识”，同时也关注和精神生命密切相关的“珍惜人性”与“人格自觉”。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认为，生命诚可贵，但人格价更高；而用太史公的话讲，便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具体而言，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大世界里，中华道家所代表的便是一种对“物质生命”的细心呵护，而中华儒家所体现的则是一份对“精神生命”的深谋远虑。正因如此，中华道家才会一贯强调较为原始的生命本能，主张“无为而治”、“以柔克刚”；而中华儒家则始终倡导更为进取的思想境界，号召“自强不息”、“与天地参”。

进而言之，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生命的核心倡导者，中华儒家为“精神生命”确定的根本使命则是“追求不朽”。具体而言，在中华儒家为精神生命设计的“不朽蓝图”中，中华文化的关注重点又始终是“人格自觉”与“珍惜人性”。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认为，只有具备“人格自觉”，人的生命才能在“位格上的”出类拔萃；只有“珍惜人性”，人类才能在品质上实现超凡脱俗。总而言之，只有使“人格自觉”与“珍惜人性”二者兼备，人的生命才能从天地所生的世间万物中脱颖而出，从而实现中华文化最终向往的“精神不朽”。

首先，中华文化对“人格”的根本定位便是“人与天地参”，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见《中庸》22）。换而言之，只有通过“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人类才能尽取天地之精华、“赞天地之化育”，从而在“位格”上与“天地”同列、与“天地”相参，并最终完成对其他“世间万物”的彻底超越。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精神不朽”的“位格基础”就是“人格意识”或“人格自觉”，因为中华文化断定，没有“人格意识”或“人格自觉”的“精神生命”便是无本之木。

其次，以定义“人性”为基础，中华文化将“珍惜人性”确定为“精神不朽”的中心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尚书·秦誓》便指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可见， “人为万物之灵”便是中华文化对于“人性”的根本定义。与此同时，正因为“中华人性” 有着“万物之灵”这样崇高的精神地位，中华文化才会向不凡的人类生命发出“珍惜人性”这样的精神号召。

再次，作为中华文化“人性思想”的核心元素，“人格自觉”与“珍惜人性”不仅指明了“人性”与“德性”间不容置疑的精神联系，同时也为“人性”和“兽性”划出了不容跨越的中华界限。具体来看，中华文化既承认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即“食色、性也”（见《孟子·告子上》），但更警惕“原始人性”的天然野性，所谓“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九节》）。

3， 精神不朽的“中华三立”

事实上，如果在中华文化的精神世界里再多停留一会儿，我们便会发现，围绕“精神生命”和“精神不朽”，中华文化不仅为我们指出了“人格自觉”与“珍惜人性”的人生价值，而且还同时给出了实现“精神不朽”或“精神永恒”的中华方案，这就是儒家极为推崇的“中华三立”或“中华三不朽”。具体而言，“中华三立”主张，以“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为依托，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路径，从而完成“精神不朽”的神圣使命。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追求“精神不朽”的基础应该是“养我浩然正气”，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精神生命”主要以“浩然之气”为载体。按照孟子所说，作为儒家精神的核心媒介，“浩然之气”既可“至大至刚”，又能 “塞于天地之间”。由此可见，在中华文化的精神世界里，不仅儒家向往的“精神不朽”可望可即，而且作为“精神媒介”的“浩然之气”同样感同身受。进而言之，在中华文化的眼中，无论华夏人生一贯推崇的“人格自觉”与“珍惜人性”，还是儒家思想始终追求的“浩然之气”及“精神不朽”，本质上它们都是既不虚无缥缈、更非玄而又玄的真实存在。

其次，为了实现精神生命的真正不朽或永恒，中华文化不仅指明了“养我浩然之气”的“人间正道”，同时还给出了通往精神不朽的具体方案，这就是被誉为“中华三立”或“中华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道，或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与此同时，在“中华三立”之中，又以位列首位的“华夏立德”最为可贵，当然也最为艰难。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里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以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其实就是中华儒家推崇的“立德之人”，也是华夏思想认可的“不朽之人”。

［明向行远评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朽”：从根本上而言，作为儒家思想的真正核心，以“浩然之气”为载体的“精神不朽”所以被华夏社会长期忽略，并最终消失在“仁义主张”的耀眼光芒中，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点到为止”的“中华传道风格”，二是“君子不言利”的中华思想传统。具体而言，受中华文化“点到为止”的“传道风格”影响，儒家始终没有将自己理想中的“不朽境界”一语道破；同时，受中华思想“君子不言利”的传统习惯，儒家无论是畅谈人生规划，还是讲述生死大事，其所持的原则都是，既不提利害得失、更不言“怪力乱神”，而是一味只谈“浩然正气”、只讲“忠恕仁义”。于是，在这种“点到为止＋君子不言利”的语境下，中华儒家的“精神不朽”不仅始终笼罩着一层“只见付出、不见收获”的迂阔面纱，而且最终还被儒家另一种更加具体、但更为实际的“仁义思想”彻底埋没。

与此同时，在华夏文明的文化演进中，中华文化的“精神主张”既有被长期忽视的一面，也有被偶尔滥用的一面。远者有“义和团”为例，近者则以“大跃进”为代表。也就是说，无论百年前“扶清灭洋者”信以为真的“刀枪不入”，还是“大跃进”时举国推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本质上都是“中华精神”在特定条件下被无限夸大的历史产物；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朽”被误会成“精神万能”的“文化产物”。当然，此类“精神万能”的“文化误会”之所以会在中华历史上反复发生，除了有“中华精神”被无限夸大的偶然因素外，华夏文化中那种由来已久的“玄学传统”也同样难脱干系。]

二，情感为重的中华人际

从思维的角度来看，由于以精于计算、注重实际为传统，因此西方文明很早就形成了“理性为主”的思想倾向，并始终以此为荣。与此同时，由于受草木情结的长期感染，中华文化不仅自古就形成了“感性为主”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培育了情感为重的人际意识。在“感性为主”的思维模式和“情感为重”的人际意识下，在曾经的华夏世界里，不仅依依惜别的十里长亭随处可见，淳朴自然的古道热肠为人称道，而且华夏思想的基本定位也始终是“天下为念”，而“普度众生”则成为汉传佛教的根本使命。

1，感性为主的中华思维

西方思想认为，本质上而言，国家和社会不过是人类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创造的一种“想象共同体”，因此，在西方文化里，人类社会其实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但账目清晰的“利益共同体”。与之相对，在中华文化中，尽管华夏社会表面上也属于“想象共同体”，但却是一种想象而来的“情感共同体”；因为，中华文化不仅从情感的角度体味人生，同时也以感性的方式思考人间。

与此同时，正是由于“感性为主”的思维作用，中华文化不仅将华夏世界的人际关系建立在情感之上，而且还把“国”与“家”融为一体、使“君”和“民”化身“父子”，并最终产生了“家国同构”的社稷理念、以及“君民父子”的政治意识。事实上，同样受感性思维的直接影响，华夏文化不仅始终将“皇天后土”视为一切生命的“原始父母”，而且还根据“天行有道”的判断，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天道信仰”；进而又以“天道信仰”为核心，最终构建了体系完整的“中华道德”。

2，注重情感的人间理念

明向行远认为，在草木情怀的文明背景下，用“草木情结”对照“世间情怀”必然会成为中华文化的自然偏好。也就是说，在草木情结的影响下，中华文化既能看到草木天地里根茎相连的亲密景象，也能发现人世间水乳交融的情感所在。因此，在中华文化中，不仅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具有自然而然的“手足之情”，“一方水土”所生的“同一方人”互有理所当然的“同乡之谊”，而且萍水相逢的陌路之人同样应该以友相待、“以亲相称”，甚至普天之下的华夏儿女都因山水相连而互为“同胞”。

此外，中华文化之所以会由草木天地的“和谐共生”，联想到人类社会的“情感所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华夏文化看来，无论草木所生的自然天地，还是人类所在的繁华世界，事实上其间都有一条连结一切的“生命纽带”；而构成这条“生命纽带”的物质基础，正是所有生命脚下的“同一块土地”。

总之，正是由于这条“生命纽带”或“情感纽带”的始终相伴，中华文化才会产生“情感为重”的人际理念，中华社会也才会至今都保持一种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情感底色”。具体而言，在这条“情感纽带”的作用下，中华文化不仅会把普通的人际关系“亲属化”，而且也会把等级森严的君民关系“父子化”，将本来虚无缥缈的国家概念“家庭化”。

（1）“亲属化”的人际情感

“人际情感亲属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织就了一张独一无二的“亲属网络”，同时也将中华社会改造成一个成员无数的“虚拟大家族”。

首先，受“祖先崇拜”及“香火意识”的共同作用，“人际情感亲属化”最直接的文化表现就是，围绕“三代”、“五服”、“九族”，同时又基于“血缘”与“姻缘”，中华社会构建了世界上最为紧密、最为复杂的“亲属网络”。事实上，任何一张真正完整的“华夏亲属关系称谓图”都能令“老外”目瞪口呆，同样也会让许多国人一头雾水。

其次，在社会层面，“人际情感亲属化”的主要表现则是“人际关系亲属化”；换言之，就是中华文化把“人世间”看作一个“虚拟大家族”。在这个无比庞大的“虚拟大家族”里，每个同事或朋友或为“仁兄”、“贤弟”，或为“师父”、“弟子”；而所有陌生人也同样，不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叔”、“大婶”。

此外，如果觉得“虚拟亲属”不够份儿、感觉“仁兄”、“贤弟”不过瘾，中华文化还能使其再升一格，或者将“虚拟亲属”“干亲化”，把“师父”、“弟子”升级成“义父”、“义子”，让“大叔”、“大婶”变成“干爸”、“干妈”；或者与“仁兄”、“贤弟”来一个“八拜之交”，使其成为“金兰之交”、“换帖兄弟”。

（2）“家国一体”与“君民父子”

首先，在“情感为重”的人际理念下，中华文化不仅对人际情感进行了“亲属化”处理，同时也会将“家庭”与“国家”相对应，使“君民”和“父子”相对等。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不仅产生了家族味浓重的“君民父子”意识，而且还提出了情感化十足的“家国一体”理念。因此，无论“家国一体”、还是“君民父子”，其实本质上都是中华人际情感亲属化的某种“国家实践”。

其次，“家国一体”与“君民父子”不仅是“中华人际情感化”的自然产物，同时也是“中华政治道德化”的必然结晶。首先，早在西周王朝早期，以“文武二王”为首的一代政治先贤不仅建立了“血统”与“正统”相结合的分封制政权结构，同时也正式确立了以“恩威并施”为核心的华夏政治伦理。按照这样的政治伦理，周天子既会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更要强调“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就这样，在中华政治中，华夏天子原有的、侧重仪礼的“天下共主”的身份，便逐渐向新生的、偏重情感的“天下共父”形象而转换。

从此之后，一方面，华夏天子变成了亿万百姓的“共同父辈”，“视民如子”也成为名正言顺的“为君之道”，即“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周书·洪范》）；另一方面，整个天下则成为“天下共父”的自家领地，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不可否认，秦汉之后，随着中华政治由“封建王权”向“专制皇权”的剧烈转型，中华传统的政治文化也随之发生了较大转变。一方面，取代“王权”之后，“华夏皇权”不仅位格大幅提升，同时势力也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原本存在的“君民如父子”则被新兴而起的“官民如父子”取而代之，导致君民之间的情感成分大为下降。从此，不仅“华夏天子”一跃而为“真龙天子”，同时“爱民如子”的神圣职责也由世间唯一的“天下共父”转包给了人数众多的各级“父母官”。

尽管如此，残酷的历史现实至今都没有完全改变中华政治传统具有的情感底色。在其后的两千年间，虽然“真龙天子”与“庶民百姓”的情感联系渐行渐远，但“九五之尊”的御民之道却仍是“视民如子”，中华政治的“致胜法宝”也还是“外儒内法”，因为，“自古明王圣主”只有“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会换来“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唐代马周语）。

3，“天下为念”的中华思想

回首数千年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西文化的另一道分野线，那就是， “西方文化以哲学为盛、中华文化以思想为荣”。具体来说，西方哲学大致以“个人的好奇心”为起点，以“个人对世界的自圆其说”为目的；与之相对，中华思想基本因“天下苍生”而起意，目标则直指“治国平天下”。简而言之，西方哲学“个人至上”，中华思想“天下为念”。

首先，从起源上而言，中华文化之所以产生“天下为念”的中华思想，既受华夏社稷“家国一体”意识的直接作用，也离不开中华人生“情感为重”观念的间接影响。进而言之，只有对“生命与情感”耿耿于怀的中华文化，才会产生“天下为念”的中华思想；与此同时，没有中华社稷“家国一体”的传统意识，中华思想的“天下情怀”同样难以想象。

具体而言，在中华历史上，由于受中华思想“天下为念”的直接影响，不仅“为官出仕”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学而优则仕”被作为学子治学的经典座右铭，而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样成为传统士阶层的天然使命，“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也同样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最终归宿。

此外，“天下为念”的华夏意识不仅构成了中华思想的思维起点，而且还为中华政治的“大一统理念”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文化支撑。具体而言，无论中华思想的“天下为念”，还是中华政治的“大一统思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那就是中华传统的“天下一家”意识；在“天下一家”的中华意识里，不仅天下百姓都是“一大家人”、天下所有人都应“天下为念”，而且作为天下人共同家园的“华夏江山”同样应当“统合为一”。在此基础上，“天下为念”一旦被中华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思维起点，“大一统模式”便自然成为中华政治的必然之选。

4，“普度众生”的汉传佛教

首先，作为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的精神支柱，“天道信仰”的思想基础就是“天行有道”，因此，本质上而言，“天道信仰”其实是一种“信理不信神”的天理崇拜。与此同时，无论“天道信仰”，还是“天理崇拜”，它们的思想形象都像点到为止的“大学导师”，而不是循循善诱的“中小学老师”，更不是体贴入微的“幼儿园阿姨”。因此，一方面，在指引华夏文明行稳致远的历史进程中“天理崇拜”可谓游刃有余；而另一方面，在为中华文化指点“来世今生”的迷津方面、在为华夏民族提供“人性化”的精神慰藉方面，“天道信仰”往往显得不是“心不在焉”、便是“欲言又止”。

就这样，由于其既没有将来世今生的谜底一语道破，又不屑打理精神世界的“日常琐事”，天道信仰便在不知不觉中使中华文化留下了一块不容忽视的“精神空白”。进而言之，正是因为中华文化中这块“精神空白”的存在，印度佛教能不远万里来到华夏，并最终得以落地生根。

其次，虽然华夏文明以其广阔的胸怀最终接纳了来自印度的“佛陀、菩萨”，但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彻底的“翻新改造”。简而言之，由于中华文明本来就拥有极为坚定的天道信仰，因此，面对“送上门来的”印度佛教，中华文化既没有采用“照单全收”的简单方式，更没有动用“拒之门外”的粗暴手段，而是始终站在“以我为主”的思想高度，对其进行了一番“西为中用”的“精神改造”。其结果则是，最终形成的“汉传佛教”既有“印度的教义”、更有“中华的思想”。

进而言之，在对“印度佛教”的全面改造过程中，“汉传佛教”不仅始终以“天下为怀”的中华意识为其最终的精神导向，同时还把“善恶有报”的华夏理念融化成自己的核心思想。例如，面对当初印度佛教的“大小乘之分”，中华文化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大乘佛教”，其最直接的动机就来自“天下为怀”中华理念。事实上，中华思想的“天下为怀”不仅决定了“汉传佛教”的“大乘之选”，同时还暗合了大乘佛教的“慈航普度”。此外，儒家倡导的“兼济天下”（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则与“自觉觉他”的大乘主张如出一辙。

最后，从中华文化对“印度佛教”的改造力度来看，“汉传佛教”也可被称为“汉造佛教”。例如，为了更好地体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华夏理念，中华文化便把原本默默无闻、但却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一举提升到与佛祖如来不相上下的崇高地位，使之成为“汉传佛教”中影响深远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再如，自从引进“印度佛教”以来，“汉传佛教”不仅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消化与吸收，同时还自创了中华特有的“八大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因此可见，如果说，“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的横空出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精神，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异军突起则不过是中华文化“仁善为本”的一种“宗教表达”；与其说印度佛教本来就有“观世音菩萨”，倒不如说，是中华文化需要一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三，道德为怀的社会思想

明向行远认为，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化不仅最早看清了 “德性”和“人性”之间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而且还最早发现了“信仰”与“道德”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早在华夏文明诞生之初，经过长期不懈的“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中华文化便获得了一种思路清晰的精神感悟，那就是“人性依托德性、天道规定人德”。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华文化认为，只有以信仰为本、以道德为体，人间世界才能生机永续、长治久安。

因此，作为草木文明的精神载体，中华文化既是生命至上的“情感文化”，也是信仰坚定的“道德文化”。

1，天道为根、仁义为本的中华道德

本质上而言，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华道德”不仅有高尚的起源，更包含脱俗的气质；而从内含来看，中华道德则以“天道信仰”为灵魂，以“天地之德”为榜样，以“忠孝仁义”为核心。

首先，“天行有道”或“天道有常”既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信仰，也是华夏道德的根本精神。进而言之，“天道信仰”之所以会成为中华道德的灵魂所在，乃至中华文化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道德自觉”，其关键则在于中华文化对“天人合一”与“天行有道”的深信不疑和准确把握。具体而言，正是由于既坚持“天人合一”、又坚信“天行有道”，中华文化才会以“天行有道”的华夏信仰为基础，从而产生“天有其道”和“人有其德”的“天人联想”，并最终促成了中华“德性意识”与华夏“道德自觉”的成功诞生。

其次，就参考对象而言，“天地之德”便是中华道德的“天然榜样”，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见儒家《易经》）。具体而言，儒家《易经》所以会发出“厚德载物”的华夏天地号召，“天地之德”所以能成为中华道德的“原始榜样”，其最大的文化背景就是中华文化的“天地认识”；中华文化不仅一贯坚持“天地有知、有情”，同时也始终相信“天地有道、有德”。由此可见，中华道德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天地之缘”，同时也达到了不同凡响的“天地境界”。

再次，从主要内容来看，“忠孝仁义”始终是中华道德的核心内涵，因此，“中华道德”又被称为“仁义道德”。其中，“忠”与“孝”代表着中华文化引以为傲的“家国之情”和“养育之恩”，而“仁”与“义”则强调了“与人为善”和“义不容辞”的华夏美德。当然，作为一项体系完整的道德工程，“中华道德”不只包含着“忠孝仁义”，以及被称为“中华五常”的“仁、义、礼、智、信”，而且还包括了作为“中华五伦”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我们也应该对中华传统道德中某些具体的主张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在新的时代，位居“中华五伦”之首的“君臣有义”便应换为“官民有义”，而“夫妇有别”则可优化成“夫妻有敬”？

［明向行远评中华历史上“重仁轻义”的“道德实践”：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从其诞生之日起，“仁”与“义”便共同构成了中华道德的两大核心。与此同时，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典仁义”时代，“仁、义”其实是被孔孟二圣等量齐观、平等相待的。具体而言，中华儒家不仅一贯主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积极倡导“施仁政、行王道”，同时也始终不忘“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以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并且发出过诸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那样的精神号召。进而言之，来自儒家的“仁”与“义”既各自独立、又各有分工；也就是，前者主张“与人为善”，后者强调“见义勇为”。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华夏文化接下来的演变过程中，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共同影响，不仅“仁”与“义”的原始平衡被逐渐打破，而且中华道德还从此形成了“重仁轻义”的实践传统。也就是说，“中华仁义”的道德初心本来是“仁善义勇并重、情感精神兼顾”，而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只谈仁善、不讲义勇”的“改版仁义”。

与此同时，尽管导致中华道德从“仁义并重”演变成“重仁轻义”的客观因素有很多，但千年前异军突起的“宋明理学”在其中所起的“理论引领”的作用却毋庸置疑。具体而言，“儒家中庸”原本只是一套主张“实事求是”或“随机应变”的为人处事方法，而《中庸》本身也不过是儒家《礼记》中一个相对普通的独立篇章，但是，在宋明时代那种“华夏文化急剧内卷”的大背景下，在新兴理学的不断拔高和无限上纲下，“儒家中庸”不仅由一种强调理智的生活态度升格成一套大彻大悟的“儒家新思想”，而且从南宋时代起便被列为科举应试的“钦定官学”。从此之后，在“官学中庸”的撑腰下，不仅见风使舵的“随大流”心理变成了中华社会的普遍心态，而且没有主见的“不偏不倚”更成为华夏思想的“得意之作”。]

2，道德为怀的华夏社会

上面我们看到，与人类世界的其他文明不同，华夏文明自古便选择了“敬畏自然的天道信仰”，而非“神意至上的神道崇拜”；由此可见，无论中华文化的情感意识，还是华夏思想的道德精神，它们本质上都是“浑然天成的自然结晶”，而不是“神妙莫测的精神大作”。在此基础上，具有着“天道背景”的中华道德不仅始终强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同时也一贯坚持“道德面前，君民平等”，甚至敢于主张“天道面前、人神无别”； 正因如此，华夏世界才会最终成长为一种世间罕见的、道德为怀的人类社会。

首先，作为华夏世界里一种曾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存在，中华道德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具体而言，在“道德为怀”的传统华夏世界里，中华道德不仅时刻监督着她眼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而且还始终关注着人世间的各行各业。例如，中华文化不仅自古就产生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传统教育思想，而且还形成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的中华社稷理念；与此同时，华夏文学也将“文以载道”立为其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而中华文艺则把“德艺双馨”作为其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不仅如此，即使在“唯利是图”的中华商界，中华文化也要使“以义取利”成为其始终不变的立业之本，并且将忠义见长的关云长推举成人见人敬的“华夏财神”。

其次，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道启示，中华道德既主张“天道面前、人神无别”，更强调“道德面前、君民平等”。因此，在中华文化的道德法眼中，既有忤逆不孝、伤天害理的百姓竖子，也有大逆不道、欺上瞒下的乱臣贼子，更不乏残义害理、祸国殃民的无道帝王。于是，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不仅乱臣贼子家法难逃，不孝之子国法难容，而且等待无道昏君的不是“天怒人怨”、便是“国破家亡”。

［明向行远评中华道德的文化意义；尽管在里应外合的夹攻下，传统的华夏社会百年前便已基本瓦解，中华文化也因此基本处于“两头受气”、“内外交困”的悲惨境地；但与此同时，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华道德却没有因此便放弃自己的精神阵地，更没有在盛气凌人的西方文化面前束手就擒，而是始终在进行着一种实力悬殊的精神抗争。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华道德在“文化层面”或“精神战场”的顽强抵抗，中西文明间近代以来的“文化争夺战”才没有出现思想领域那样的“一边倒局面”，中华文化世界才没有出现“西方哲学遍地、外来主义横行”的可悲景象。

具体而言，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尽管由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早已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西方化倾向，但整体而言，中西文明间的文化较量仍处于胜负难料的僵持阶段。以较为典型的男女关系或毒品问题为例，一方面，受自由主义“不断升级”的直接影响，在西方世界里，不仅“男女作风”早已变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隐私”，而且“吸食毒品”也正在成为微不足道的“不良嗜好”。另一方面，在中华社会中，由于传统道德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之同样相关的政府作为，不仅“毒品嗜好”至今还是人人喊打的“违法犯罪”，而且“男女问题”也同样仍是大家公认的“公共事件”。]

［明向行远评中华政治的道德价值：在漫长的华夏历史长河中，不仅那些人所共知的“荒唐帝王”一律在劫难逃，最终必被更合天道的“真命天子”取而代之，而且一些史家公认的“一代明君”也同样难得逍遥、不敢造次，甚至需要时不时发布“罪己诏”“以收人心、以应天道”。历史上，不仅“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曾为其“扰劳天下”的过失而“悲痛常在”，只得以《轮台诏》告罪天下，而且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同样因自己的“知人不明”或“奖罚不明”而多次“罪己”（据史料记载，贞观天子前后发布的‘罪己诏’多达二十五道）。

由此可见，虽然历史上的中华天子个个身居“专制顶层”、人人手握“生杀大权”，但由于中华道德的无声鞭策，以及华夏文化的默默浸润，这些贵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事实上大多数既不像我们所知的那么“专制”，也没有后人所说的那样“荒淫”。否则，中华历史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如此荒唐”的政治游戏，中华文化又怎么会始终坚信“如此无用”的道德轮回？！难道说，“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真的是“政治白痴”，而号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确实是“道德狂人”？！]

3，从“道德崇拜”到“圣贤情结”

明向行远认为，在天道信仰的强烈作用下，不仅中华道德变成了华夏文化的核心之一，而且中华文化也因此产生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道德崇拜”，并进而诞生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圣贤情结”。

首先，在华夏文明的精神世界里，作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核心，“华夏情感”与“中华道德”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密切的合作；而华夏文化独树一帜的“圣人情结”，就是“华夏情感”和“中华道德”相互结合的自然产物。具体而言，在整个世界文明大家庭里，只有华夏文化曾以“仁义”或“道德”作为其评定“圣人”与“圣贤”的根本标准，也唯有中华文化敢于将人类情感置于神灵意志之上。因此，在中华文化里，无论全民顶礼的“圣贤名士”，还是举国膜拜的“明君良臣”，他们得以众望所归的精神资质基本上千年未变，始终是的华夏文化推崇备至的“道义”与“担当”。

以名扬世界的孔夫子为例：孔子不仅终其一生都以松柏自勉、以仁义劝世，而且他还修编“六经”、革新“周易”，并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影响后世的教育主张。因此，孔夫子不仅会成为华夏公推的“中华文圣”，而且还被誉为天下公认的“万世之师”。再以“中华武圣”关羽为例。虽然既没有孔夫子那些遍及天下的众多门徒，更没有孔圣那样 “指引华夏”的传世之作，但是，受“道德崇拜”的强烈作用，关公仅凭其义薄云天的“信义人生”便可将忠义为怀、道德为本的华夏民族“彻底征服”。与此同时，在“圣人情结”的影响下，关云长在中华文化中的精神地位也被不断升迁，先从一介武夫“关公”升级为令人敬畏的“关老爷”，进而又被升格为君临天下的“关帝”，最终干脆一举跃升华为千年不朽的“中华关圣”。

当然，被华夏民族始终感念的中华圣贤绝不止“文武二圣”，被中华文化广为传颂的华夏圣人也不只孔子关公。例如，早在春秋时代，介子推“先割股奉君、后隐居不受禄”的动人事迹便广泛流传，而为了弘扬其堪称不朽的忠义精神，华夏文化不仅将介子列入“春秋三杰”，而且还为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寒食节”。数百年后，因国破家亡而投身汨罗的屈原大夫再次触动了中华文化的“圣贤情结”，并同样也把“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端午节”献给了这位爱国诗人。

不仅如此，在“圣人情结”的激励与示范下，崇拜道德的华夏世界不仅时有圣贤出世，而且忠良同样始终未断。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道德崇拜”不仅能为华夏民族孕育“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样的东方圣贤，同时也能为中华历史不断输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信仰的代代忠良。事实上，即使是华夏文明颓势尽显的近代以降，中华世界的忠臣良将依然始终未断。他们中既有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襄助中兴的曾国藩，更包括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收复西北的左宗棠；其中不仅有为追赶“世界文明”而倡导“三民主义”的孙逸仙，同时也包含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从而赢得全民爱戴的“周总理”。

［明向行远评中华文化的“圣人情结”：客观而言，由于文化和历史的相互作用，无论“道德崇拜”，还是“圣贤情结”，时至今日都仍是中华民族一份难以割舍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社会都没有完全抛弃对“政治圣贤”的道德期待，同时中华文化也没有完全丧失对“圣贤政治”的精神寄托。关于这一点，最为直接的证据便是，现实的中华政治至今都未从传统的“情感轨道”彻底转上更为现代的“利益轨道”。进而言之，中华社会之所以始终都对“民主思想”抱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复杂心态，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至今都对华夏政治的“情感传统”依依不舍，自然也就对“利益为本”的西方政治不敢恭维。

当然，如果用西方文化的“理性眼光”来看，不仅中华文化的道德崇拜“迂腐不堪”，而且华夏民族的圣贤情结同样“奴性十足”。事实上，即使站在今天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光芒映衬下，中华文化的“道德崇拜”与“圣贤情结”也会闪现出与众不同的华夏色彩，并因此而显得与大背景格格不入。

然而，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目光投向中西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源头，便不难发现，一方面，“圣贤情结”其实与中华文化的“情感本色”同出一源，而“道德崇拜”又和华夏思想的“道德根本”藕断丝连。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理性意识”则既与西方社会的“利益本质”息息相关，也和西方文明的“狮兽情结”遥相呼应。因此，我们便可以很有把握地结论：与被西方文化奉为其哲学灵魂的“理性传统”相比，中华文化至今尚存的“道德崇拜”与“圣贤情结”不仅更为高尚，同时也更有温度。

总之，作为当今人类文化圈中一笔难能可贵的“情感遗产”或“精神财富”，“道德崇拜”与“圣人情结”不仅值得整个华夏民族引以为荣，而且更应得到所有中华为政者的精心呵护和善意引导。进而言之，为了保护好这份中华文化特有的“情感遗产”或“精神财富”，未来的中华主政者既不可将传统文化的“圣贤情结”改造成服务政治的“领导情结”，更不能让历史悠久的“道德崇拜”堕落成野心勃勃的“权力崇拜”。因为历史早已无数次证明，真正能为中华文化添砖加瓦的往往都是“恩来精神”那样的“圣贤情怀”，而绝不会是“袁大头”之类的“帝王崇拜”。]

4，“怀远以德”的睦邻之道

回望华夏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从诞生之日起中华文化便包含着浓厚的草木情愫，受此影响，华夏民族自古便具有一种历史悠久的“不争文化”。与此同时，在“不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共同影响下，中华文化不仅在自家的“普天之内”坚持“以德治国”、“以礼驭民”，而且在与“化外世界”的相互往来中同样倡导“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用唐代魏征的话说，就是“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其结果却是，经过一段时期与“蛮夷之邦”的礼尚往来之后，中华文化很快便痛苦地发现，与那些夷狄之邦讲道德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或曰“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唐太宗李世民语）。总而言之，如何在一个有理说不清的大环境里，与这些“搬不走的邻居”和睦相处，或至少保证相安无事，始终都是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头等邦交大事。

当然，中华文化最终推出的“睦邻之道”仍旧不离“以德服人”的总原则，这就是作为“以德服人”国际版的“怀远以德”。也就是说，尽管对夷狄之邦的“文化觉悟”不抱希望，但中华文化对于自己的“华夏美德”却始终满怀信心。

由此可见，“怀远以德”在展示中华文化“道德自信”的同时，同样也暴露了华夏文明一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大度心态。与此同时，从她把自己擅长的“华夏道德”推广到“四夷之地”之时起，中华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将“道德自信”推向“道德迷信”的盲目倾向。

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在与“四夷之地”长达数千年的华夷周旋中，虽然大多数情形下，中华文化都能凭着自己的文化魅力和道德定力化险为夷甚至不战而胜，但与此同时，她也确实为自己的“道德迷信”付出过了惨重的代价。进而言之，直到“义和团精神”被洋枪洋炮炸得面目全非之前，中华文化都没有彻底看清其“道德迷信”的致命之处，当然也不会完全看到西方文化“科技自信”的根本所在。

与此同时，尽管对“化外世界”的态度始终是“敬而远之”，但中华文化并没有因此便采取“一刀切”的简单政策。具体而言，如果某些“化外之邦”确实认可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神，也真心接受华夏世界的礼仪文化，那么，华夏中国将不仅视之为自己的“同道友邻”，而且还会对其“以亲相待”。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将会以华夏社会的“君臣伦理”为参照，对“中央之国”与“同道友邻”的关系同样进行亲情化改造，使本属华夷之交的“睦邻关系”升格成尊卑有序的“宗亲关系”。

以历史上华夏世界与朝鲜、越南等地的交往为例。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朝与中越间存在的都是一种不同于普通“睦邻之交”的“宗藩关系”。在这种东亚特有的“宗藩体制”下，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充当的往往是类似“父兄”的长者角色，而作为“藩属”的朝、越等地自然就是“晚生”或“贤弟”。因此，每当作为“晚生”或“贤弟”的朝越遭遇难事，身为“父兄”或“长者”的中华基本都会有求必应，甚至拔刀相助；与此同时，一旦“华夏兄长”不幸蒙难，“朝越晚生”同样也会“如丧考妣”。

其次，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中华文化睦邻之道虽然理论上始终主张“礼尚往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华夏文化“重义轻利”的传统影响，这种睦邻之道下的“礼尚往来”往往都会转变成一次又一次不计成本的“赔本买卖”。

以闻名世界的“郑和下西洋”为例，尽管该工程规模空前，且耗费无数，但无论在其最初的规划阶段，还是后期的实施过程中，“经济总账”都不是永乐大帝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为了“宣我盛世”、“扬我国威”，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礼尚往来”中，大明王朝的指导原则始终都是“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见《殊域周咨录》）。也就是说，对于一切外来货品，大明王朝既不等价交换、更不讨价还价，而是一律加价照收。除此之外，无论更早的西汉时代，还是最近的共和早期，“中央之国”与外部世界的“礼尚往来”也同样都是一笔笔的“赔本买卖”。据考证，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大汉王朝每年用于“睦邻邦交”的财物指出就已达到国民收入的一成以上；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支援亚非拉人民的“正义事业”，年轻的共和国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忘为他国搭桥铺路。

最后，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很可能“不战心理”或“求和意识”才是中华睦邻的根本起点。进而言之，受“草木情怀”的持久浸润，中华文明不仅自古就具有一种“不争、不战”的文化本能，而且还形成了一套“爱好和平”的思想体系。首先，中华文化很早便形成了“国虽大、好战必忘”的清醒认识，同时还发出了类似“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唐代曹松）这样的谆谆告诫。具体到军事上，中华思想不仅在战争准备阶段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见‘孙子兵法’），而且到了大功告成的胜利之时，其倡导的“人文提示”仍然是“杀降不详”。

5，“道德孤独”与“闭关自守”

事实上，在一部部充满悲欢离合的华夏外交史册里，明向行远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和睦本性，而且还感受到了一种华夏文化特有的“道德孤独感”。具体而言，由于华夏道德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心所在，因此，她不仅始终在用道德的尺度衡量华夏人间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会用伦理的眼光打量“四夷之地”在内的整个世界。于是，我们便不难想象，尽管“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始终都是中华文化深以为然的道德理念，但当她真得一次次环顾四夷或放眼世界的时候，心头每次产生的却都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道德上则“举目无亲”的复杂情感。例如，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对周礼推崇备至的孔夫子便发出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样的文明感叹。

与此同时，对于中华历史上的不断出现的“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现象，历史学者一般都将其归因于下面的一些因素，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统治的专制要求、边境安宁的现实需要，以及保守顽固的天朝意识，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不只从历史的角度，同时也从文化的层面回顾一下这部被中华历史反复播放的“闭关连续剧”，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具体而言，导致“闭关自守”的“天朝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华夏意识？又为什么偏偏“中华天朝”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闭关动机”？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上面提到的、中华文化面对四夷之地所产生的强烈的“道德孤独感”，与实际上已成为华夏传统的“闭关直觉”放到一起，并对其进行一次由此及彼的“文化联想”，便不难获得一个独特而可靠的全新答案：导致华夏世界“闭关自守”的文化根源不是“中华天朝”的盲目自信，而是中华文化藏在心底的“道德孤独感”。打个比方，在中华文化看来，在华夷杂处的广阔天地间，不仅有像自己一样道德为本的“礼仪之邦”，而且还存在禽兽出没、无德无道的“化外之地”；不仅如此，更令她悲哀的是，“礼仪之邦”极少，而“化外之地”无边。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无论是为了华夏江山的“财产安全”起见，还是考虑到了中华文化的“道德平安”，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央之国都只能选择“闭关锁国”这种表面难以理解，但实际出于无奈的华夏实践。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不难理解，由于“道德孤独感”早已成为中华社会一份不可分割的文化遗产，因此它并没有随着中华封建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事实上，直到距今不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整个中华社会都在热烈讨论“改革开放”的“国家大事”时，“国门大开”可能带来的“精神污染”仍旧是令举国上下耿耿于怀的“最大隐患”。可见，尽管国家政权已被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打开国门早已成为大势所趋，但中华悠久的“道德孤独感”仍能让久经革命考验的新社会产生难以抚平的文化纠结。

四，“敬重自然”的天地主题

从本意上讲，在传统汉语言中，“天地”就是“宇宙”，“自然”则是（天地万物的）“本来或原始状态”；因此，这里的“天地主题”其实是“宇宙主题”，而“敬重自然”就是“尊重事物的自然规律”。

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之所以会形成“敬重自然”的天地（宇宙）意识，其所依据的既有“天地有德”的传统信仰，也有“道法自然”的道家理念。也就是说，正因为“天地之德”值得尊敬，“天地之道”值得效仿，所以中华文化才会坚持“敬重自然”。

具体而言，在“敬重自然”的天地主题下，中华文化不仅诞生了“礼拜天地”的礼仪传统、“天行有道”的信仰传统，以及“敬畏自然”的传统智慧，同时还产生了“顺应自然”的处世之道，以及“赞美自然”艺术传统。

1，“礼拜天地”的华夏仪礼

前面我们讲过，在感性为主的中华思维作用下，中华文化自古就认为，代表着“天地宇宙”的皇天后土不仅有知、有情，同时还有道、有德。事实上，从这样的“天地意识”出发，中华文化不仅发现了类似“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那样的天人联系，同时还产生了“礼拜天地”、“敬天法祖”这样的华夏传统。

首先，由于“皇天后土”始终被华夏社会视为自己的“原始父母”，而中华帝王则是统领人间的“天下共父”，因此，中华文化自古便将“祭拜天地”的神圣职责交给了代表万民华夏天子。具体而言，中华文化不仅明确了“天子祭天、诸侯祭土”的分工原则，同时也提出了“圜丘祀天、方丘祭地”的具体要求。此外，自周代正式形成之后，“祭拜天地”的华夏礼仪就始终未断，并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初。

与此同时，中华文化的“礼拜天地”不仅规定了“祭拜天地”的帝王职责，同时还明确了“天地居首”的礼拜顺序。因此，按照华夏传统的礼拜序列，不仅在儒家倡导的祭祀仪礼中“天地”二尊高高在上，即所谓“天地君亲师，而且在男女成婚的大喜之日，期间必有的拜堂程序同样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互拜”（正因如此，古时的男女成婚又被称为“拜天地”）。

最后，“礼拜天地”的中华文化不仅始终将“皇天后土”作为华夏仪礼的重中之重，而且对天地相关的“各路神仙”同样“以礼相待”。所以，自古以来，不仅“天地二尊”被华夏天子年年厚礼相祭，而且龙王、土地、河神、山神，甚至火神、雷公，同样会被中华民间岁岁虔诚供奉。此外，不仅每年的中秋佳节“月神”或“月娘”必然受到中华文化的准时相拜，而且在腊月小年那天，华夏传统同样会将“灶王爷”好礼相送。

2，“天行有道”的中华信仰

前面我们说过，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化始终没有接受那种“既可掌握生死”、“又能时刻相伴”的“神灵信仰”，而是选择了“天行有道为核心”、“道德考验为根本”的“天道信仰”。具体而言，以“天行有道”为核心的“天道信仰”不仅来源于中华民族对“皇天后土”的真挚感情，同时更体现了华夏文化对“天道有常”的坚定信心。总而言之，“天道信仰”的核心就是中华文化对于藏在“天地宇宙”背后的“自然之道”的绝对信赖。当然，除此之外，“天人合一”的传统意识同样也为“天道信仰”的最后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与此同时，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本信仰，“天道有常”始终将“善恶有报”作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亦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或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天道信仰”不仅内容精炼（就是‘善恶有报’），而且还出身清白（与‘怪力乱神’毫不相干）。

最后，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华信仰的“天地来源”及“自然本色”，我们不妨将中华文化的“天道信仰”和西方文明的“基督崇拜”来一个简单对比。首先，由于西方的信仰完全以“神的意志”为核心，因此，一旦“神的权威”发生动摇，“对神的信仰”便会随之摇动。事实上，近代以来，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文化浪潮的相继冲击下，特别是在《圣经》的核心内容（这可是传统上公认的‘基督权威’！）被多次“证伪”的情况下，“万能上帝”的精神地位便始终处于漂浮不定的尴尬状态。

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华文化的“天道信仰”始终以“天行有道”为根本，所以，只要“皇天后土”安然无恙、“天地之道”一如既往，“天道信仰”便可保不容置疑。其结果便是，同样以近代以来为例，尽管华夏世界天灾不断、中华文化人祸不绝（不仅始终都受外人践踏，而且多次被自家打砸），但时至今日，不仅华夏世界的“皇天后土”别来无恙，而且中华信仰的“天道轮回”同样运转如常。

3，“敬畏自然”的中华智慧

事实上，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中华文化、继续了解华夏传统，就不难发现，“敬重自然”的中华文化不仅使“礼拜天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项悠久传统，而且“敬重自然”本身也被中华文化当成了一笔极为宝贵的智慧财富。也就是说，在“敬重自然”的天地主题下，中华文化不仅主张礼拜天地、信仰天道，同时也强调应该尊重“天地之道”、按照“天地规律”办事。

例如，作为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反映了中华文化这种“敬重自然”的传统智慧。大禹之所以能够战胜困扰华夏文明的常年水患，并最终成为中华美德与文化的象征之一，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从乃父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并发现大江大河的自然习性，而且更善于对其因势利导，从而走出一条“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治水之路。

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敬畏自然”的优秀传统不仅为中华文化输送了大量的“天然智慧”，而且也始终在为华夏民族提供着难能可贵的“自然指引”。以大名鼎鼎的“阴阳理念”为例，受“敬畏自然”的潜意识作用，中华文化不仅很早便发现了宇宙万物的“阴阳属性”，并由此提出了以“阴阳平衡”为核心的自然之道，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进而指明了“男为阳、女为阴”的“中华两性之道”，从而彻底奠定了“男女好合”的“中华婚姻之道”。

［明向行远注：与中华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既没有“敬畏自然”的意识传统，更不懂“阴阳互补”的华夏智慧，因此，在西方整个文明史上，无论希腊罗马时代，还是近代以来，“阴阳紊乱”始终都是一个令西方世界苦恼不已的精神或文化困局。事实上，时至今日，“男女难分”（又称LGBTQ之困）不仅使得早已“性解放”的西方世界乱上加乱，而且还搅得世上的其他社会如临大敌。]

与此同时，在跌宕起伏的中华历史上，一旦华夏世界背离其“敬畏自然”的文化传统，便必然会遭到“自然天理”的无情惩罚。以当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为例，在建国初期“形势一片大好”的巨大鼓舞下，“年轻气盛”的共和国不仅将“敬畏自然”的老传统丢得一干二净，而且还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激励下，发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从而使“愚公移山”的华夏自信膨胀成的短期内“超英赶美”中华迷信，并最终招来了长达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

再以影响更为深远的“计划生育”为例。由于当初在制定人口战略时就抱着不切实际、立竿见影的指导原则，因此，最终形成的人口政策不仅完全违背“香火不绝”的华夏精神，同时也彻底违反了“人口生产”的自然规律。其结果便是，时至今日，当年雄心勃勃的“计划生育”既没有带来人口数量的“可持续增长”，更没有实现人口质量的“有计划提高”，反而使得中国社会连正常的“人口代谢”都难以保证。不仅如此，对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生生不息”为自然、视“人丁兴旺”为理想的文化群体而言，这种有违其传统文化的人口实践，不仅能造成有形的人口失衡，而且还将留下无形的精神创伤。

4，“顺其自然”的处世之道

首先，深层次而言，“顺其自然”既是中华世界一句尽人皆知的“生活口头禅”，更是中华文化“敬畏自然”的一种生活化体现。具体而言，作为一种中华社会流传已久的处世之道，“顺其自然”的主张非常简明，那就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客观环境，不管面对怎样的人生境遇，我们都应保持一种“坦然以对”的从容态度。以这种“坦然以对”为基础，在传统的中华世界里，不仅身为精英一族的儒家信徒始终坚持“尽人事而听天命”、以及“不怨天、不尤人”，而且作为凡夫俗子的芸芸众生同样懂得“随遇而安”或“既来之则安之”一类的处世道理。

与此同时，中华文化这种“顺其自然”的传统理念不仅决定着中华社会的处世实践，同时还影响了中华历史、乃至华夏文明的演进节奏。也就是说，由于中华文化对“天地自然”的无比敬重和衷心拥戴，因此，无论“缓步而行”的华夏文明，还是“不慌不忙”的中华历史，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与此有关的“华夏风格”。于是，在崇尚自由的西方文化看来，不仅华夏文明看上去“过于早熟”，而且中华历史也同样显得“停滞不前”。

［明向行远评中华文化“顾此失彼”的“敬重自然”：首先，虽然表面上“敬重自然”与“顺其自然”都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核心，但在事实上，无论“敬重自然”、还是“顺其自然”，它们的实践又都必须以“发现自然规律”为前提。也就是说，假如不能首先搞清什么是自然规律，那么，不管“敬重自然”、还是“顺其自然”，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米之炊。与此同时，受“感性为主”的中华思维影响，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演进过程中，无论“敬重自然”的华夏传统、还是“顺其自然”的处世之道，它们都始终未能把自己的目光投向“真正的自然之道”。换句话说，当中华文化口口声声强调“敬重自然”或“顺其自然”的时候，其内心所想的仅仅是“人生之道”或“天地之道”，并不包括客观实在的“万物之道”，或西方所谓的“科学之道”。

其结果就是，不仅中华文化就此与至关重要的“科学之道”失之交臂，而且华夏文明也同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具体而言，近代之后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刻骨铭心的“文明之痛”，其所依仗的正是华夏文化始终“不以为然”的“自然之道”。进而言之，西方文明近代以来所以能够大放光芒，并一举跻身整个人类世界的中央位置，其所真正依赖的既不是巧舌如簧、眼高手低的“民主先生”，更不是野性十足、无法无天的“自由女神”，而是真正童心未泯、物中见性的“科学先生”，以及巧夺天工、精益求精的“技术师傅”。]

5，“赞美自然”的中华艺术

漫步于中华民族宽广的文化天地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敬重自然”的天地主题不仅催生过“天行有道”的中华信仰，以及“顺其自然”的处世理念，同时还培养了“赞美自然”的中华艺术。

首先，在“赞美自然”的艺术熏陶下，不仅中华诗词自古就将“田园”、“边塞”作为自己不朽的主题，而且“山水”、“花鸟”也同样始终是华夏美术的长盛主角。因此，在中华艺术百花齐放的精彩世界里，不仅春花秋月年年伴、云卷云舒处处有，而且千山万水可作画、一草一木都是诗。也就是说，“赞美自然”的华夏艺术不仅欣赏“出淤泥而不染”的水中莲花，同时也赞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旷野小草。

其次，受“赞美自然”的心理影响，中华文化不仅将天地间的奇峰异石归功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也把“巧夺天工”或“化腐朽为神奇”评定为华夏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在追求“巧夺天工”与“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境界中，华夏艺术不仅创作了不计其数的玉石精品、根雕佳作，而且还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装点得五彩斑斓。以最为常见的“中华剪纸”为例，在中华传统艺术的手中，一片普普通通的鲜红薄纸转眼间就能变成一个喜气洋洋的大红福字，或者生出某个栩栩如生的生肖图案。

再次，如果建筑也能称之为艺术的话，那么中华建筑便同样可归为“赞美自然”的艺术成果。例如，在前面的文章里，明向行远就曾指出，由于松柏自古便被中华文化赋予了特殊的气质内涵，因此，“岁寒而后凋”的青松很早便成为中华殿阁的精神参照，而四季常青的翠柏也同样变成了华夏佛塔的天然模特。

［明向行远注：与“赞美自然”的中华艺术相比，西方艺术的任务不是展示野味十足的天性人欲，便是宣扬九霄云外的梦幻神意；因此，从西方艺术殿堂走出的往往不是一丝不挂的“人体艺术”，就是无情少趣的“理性之美”。]

总结：中华文化优秀，真情美德兼收

日月明我心，山河共此情；美德宗天地，真情草木生；

回首千年路，展望万里途；仁义永不弃，天理自可依！

源于自信的乐观文化

明向行远认为，华夏文化虽然很早就把“道德”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但她却并没有因此而沦为那种枯燥无味的说教文化；相反，最终形成的中华文化不仅信心十足，而且乐观向上。其秘诀就在于，中华文化不仅对自己“源于草木的华夏真情”满怀自信，同时也对“参照了天地之道的中华美德”信心满满。

首先，中华文化的“情感自信”不仅自古有之，而且还发自内心；“华夏真情”不仅可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时也能“惊天地、泣鬼神”。在华夏真情的陪伴下，中华文化不仅会发出“天荒地老”及“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样的时空感叹，同时也能创造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那样的乐观传说。因此，在中华艺术的乐观笔调下，不仅痛失夫君的孟姜女可以“感天动地”，并将万里长城一口气哭倒，而且蒙冤受屈的民女窦娥同样能够“打动老天”，使得山阳县既“六月飞雪”、又“大旱三年”。

其次，中华文化的“道德自信”既依托天道信仰、也来自天地之德；中华道德不仅坚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同时也相信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与此同时，正因为有“中华美德”始终为伴，华夏社会才会形成“好人自有好报”、“吉人自有天相”，以及“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这样的善恶信念，中华文化也才能产生“天生我材必有用”、“车到山前必有路”，甚至“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曹操《龟虽寿》）这样的乐观情调。

总之，中华文化之所以最终会形成“乐天知命、故不忧”这样的乐观本色，其根本的源头就在于华夏民族对其“华夏真情”与“中华美德”的无比自信。

［明向行远注：与中华文化发自信仰的“乐观本色”相比，西方文化具有的无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悲观底色”。具体来说，西方文化的“悲观底色”不仅与古希腊的“悲剧传统”遥相呼应，同时也离不开基督教的“十字架情结”。进而言之，在西方文化的成长过程中，她不仅经历过以宙斯家族为中心、“天王无德、命运无常”的古希腊时代，而且也走过了以耶和华为主宰、“天堂早已预定、世间只有磨难”（加尔文派的核心教义）的千年中世纪。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反复出没的“末日幽灵”，因此，直至今日，被“十字架情怀”与“悲剧情结”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西方世界仍在憧憬着既不断翻新、又遥不可及的“火星计划”。]

真情相伴的美德文化

明向行远同时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寿达五千，且至今生机盎然，其中最大的功臣便是“真情与美德相伴的中华文化”。不仅如此，在已经开始的新千年里，无论华夏世界的国泰民安，还是中华文明的青春常在，同样都离不开“华夏真情”与“中华美德”的始终相伴、不离不弃。

首先，缘于草木情怀的“华夏情感”是一种自然而生的明洁情感。也就是说，“华夏真情”是一种“青梅与竹马”、或“青松对大地”一般的洁净感情，而不是西方文化中那种源自动物天性，“美女与野兽”般的的原始激情。事实上，正是由于如此独特的草木渊源，“华夏情感”才能孕育出中华独有的“忠孝文化”，并进而衍生出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作为中华文化的另一核心，源于天道信仰的“中华道德”同样是一种天地所生的崇高美德。正因如此，“中华道德”自古敬重的就是默默无闻的“天地良心”，而不是“西方伦理”一贯敬畏的高深莫测的“天堂地狱”。

其次，中华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优秀的人类文化，既可归功于她对情感与道德的不离不弃，也离不开其对二者的不偏不倚。因为，没有情感的道德必然冷酷无情、了无生气，而没有道德的情感同样会“杂草丛生”、人欲泛滥；前者可用宋明理学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作典型，后者则可以当代西方的文化现实为代表。以后者为例，在“只谈博爱、不讲伦理”的文化大背景下，当今的西方世界不仅人欲横流、自由泛滥，而且“十恶可以逍遥”、“是非经常颠倒”；不仅杀人不必偿命，而且男女没有性别。

再次，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只有以草木为魂的中华文明始终将真情作为自己的自然本能，也唯有草木情生的中华文化会把美德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因此，明向行远认为，中华文化既是一种“真情文化”，也是一种“美德文化”。

最后，回首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展望中华文化的无限未来，尽管曾经的华夏世界发生过不计其数的“荒唐事”，如今的中国社会也还有难以计数的“不如意”，但是，我们既不能将此归咎于华夏前人，更不能因此而责怪中华文化。因为，正如我文中所说，按照中华文化的初心，华夏社会本来应该是“天子为共父、家国为一体”般的“情感家园”，而不是“侯门深似海”、“路有冻死骨”那样的“悲凉人间”；中华道德倡导的也应该是“仁善与义勇兼顾、人性和人格并重”的“经典仁义”，而不是“只知仁善、不明义勇”或“只讲尊卑有序、不谈君民互爱”的“错版仁义”，更不是那种首鼠两端、左右逢源之类的“中庸理念”。所以，明向行远坚信，只要我们能为其拭去历史的尘埃，并使她们跟上时代的节拍，那么，无论华夏文明，还是中华文化，最终都将会焕发出她们应有的东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