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相声艺术浅论在线收听「郭德纲单口相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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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相声界，郭德纲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从2005年一举成名至今十余年间，一直深受欢迎。虽颇具争议，他主持的德云社也风波不断，但总体来说，仍能赢得广泛青睐。他以一种近似于聊天闲谈、无拘无束乃至玩世不恭的表演方式，淡化相声的教育功能，将娱乐与调侃作用发挥到极致，以至他本人成为幽默、诙谐、能侃、会说的代名词，并迅速在曲艺界以至全国掀起轰动效应。可以说，从郭德纲走红以来，受关注程度和观众数量大大超过了很多前辈演员，使得一度“疲软”的相声再度振兴，在相声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郭德纲成名以前，人们对相声的认识多为教化和娱乐并存，或者说寓教于乐。往往每段相声均有明确的主题，或歌颂宣传，或讽刺抨击，或道德灌输，或文化传承，使听者有所感奋，有所警惕，有所醒悟，有所启发，目的性较强，幽默和风趣稍显欠缺，较少出现让人开怀大笑的段子；取材方面，有些作品不能密切联系现实，难免与时代和生活脱节；演出中虽偶有临场发挥，但多中规中矩，不会过于逾越“雷池”。包括有些“名家”，尚未摆脱表演的痕迹，甚至被视为“对口晚报”。受此影响，使得相声远不如小品更易让人接受。这应该是郭走红以前相声不甚景气，明显比不过小品的原因之一。

郭德纲的横空出世，则使此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其相声在选材和表演方式上均有所出新的同时，还大大强化了搞笑功能，经常以一个接一个的噱头，每每产生令人捧腹的效果，让观众觉得较为新鲜，又特别过瘾。很多名家的相声往往只有几个或一个包袱，演出中虽有掌声，却笑料不足，有时演员语调一扬，就意味着“此处有掌声”，于是掌声便“如期而至”，此时镜头也常切换到观众席，使笑声和掌声均在“情理之中”；有些掌声还可能出于节目安排和需要，或照顾到艺术家的地位、名誉，似乎没有这些掌声就显不出此段相声的价值，无法体现表演者的身份和影响，即掌声并非因观众自发的笑才出现，而是鼓励、体谅、理解的成分更大一些，致使此类掌声略显廉价，也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更不要说有的演员上来就要掌声，就像某位东北的“十大笑星”之一上台即常说的“感谢大家的掌声，当然，如果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之类。郭则不然，会连续“使活”，妙语连珠，生动有趣，且很多包袱“抖”得较出乎预料。听他及德云社其他演员的相声，一般掌声不多，但笑料很足，通常观众只顾欣赏表演和开心地笑，忘记了鼓掌，或担心节目被打断而有意不鼓掌，精彩处观众会自发以“咦”字叫好；有时出现的掌声，也十分自然，并非为顾及演员的地位或名誉而送上的陪笑。总之，郭的相声笑声多，掌声少，笑得出人不意，和不少著名演员掌声多笑声少、笑声和掌声均在意料之中形成鲜明对比。有人说，听了郭德纲及德云社以后，则往往不愿再听很多“官方”演员的相声，可能正是此因。

一、郭德纲成名的原因

郭德纲的成名有客观背景，重要一点即为相声发展的低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前，以马三立、侯宝林等为代表的相声在娱乐界占据着主导地位，80年代中期评出的“十大笑星”均为相声演员（虽有些并不能代表当时相声的最高水平）。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陈佩斯、朱时茂等人的喜剧小品崭露头角，并通过央视春晚声名日盛，引领了小品这一曲艺种类的兴起，并直接引发了春晚舞台上的小品表演风潮；稍后的赵本山、潘长江、黄宏、巩汉林、宋丹丹等“东北帮”小品演员脱颖而出，同样借助央视春晚出现在全国观众视野，使得小品影响日益扩大。加上侯宝林、马三立等前辈相声名家或相继去世，或因年事较高逐渐退出舞台，让相声比较于小品影响渐次；“曲艺之乡”天津的常氏家族及李伯祥、马志明等相声名家多偏守一隅，在央视舞台露面次数不多；以苏文茂为代表的“文哏”相声特色独具，但因稍欠火爆而观众群体有限，也主要活跃于天津。其他诸如李金斗、侯耀文、石富宽、高英培、赵炎、师胜杰、刘伟、王谦祥、李增瑞等知名相声演员，影响程度和范围仍然有限，难以撑得住曲艺界甚至相声界的“门面”，相比已然兴盛的小品和小品演员来说，明显处于下风。可以说整个90年代，能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相声演员，不过马季、牛群、冯巩、姜昆等寥寥数人，其中以冯、牛二人最甚。同时，小品为人物、动作、语言、场景、道具等的综合体，在表演形式上比仅靠两张嘴把观众带入情景的相声更加直观，喜剧效果也更为明显，使得90年代在央视春晚经常露面的马季、冯巩、牛群、姜昆等相声大腕，受欢迎程度要次于赵本山等人。另外，有些体制内相声名家在取材上易受束缚，时而会出现一些配合官方意志的应景相声，使之相比起多从平民生活中取材、较为接地气的小品来说，也显得“每况愈下”。90年代初以来，即不难发现相声一路滑坡的趋势，进入新世纪后，更无法和蓬勃发展、经久不衰的小品相提并论。姜昆从80年代主导央视春晚，至后来逐渐退居次席，可视为典型例子说明。在这种情况下，郭德纲一反常理，以他独有的轻松随意、聊天闲侃的方式表演相声，无形中迎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和对相声的期望，使之犹如一匹黑马，影响力迅速在相声界拔取头筹，并红遍全国。此为他成名的重要背景原因。

同时，郭德纲从此前的名不见经传到一夜成名，更多地在于主观因素，其中有先天的资质，也有后天的努力，与搭档的协助扶持和媒介的传播热捧亦不无关系。大体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扎实的艺术功底。郭在相声中经常穿插各种大鼓、坠子、单弦、快板、评书、太平歌词、民间小曲小调和各个戏曲剧种的唱段，还有对经典歌曲戏曲的改编，甚至包括道士和尚念经等，均随用随有，信口拈来。这除了良好的天赋以外，应得益于他多年的艺术生涯，包括戏曲、相声、主持、影视表演等丰富经历，及勤奋好学的精神，从而能够对各类说唱艺术烂熟于心。2006年在天津省亲专场演出，曾返场达25次之多，如果肚子里没有“存活”，恐盯不下来。除此而外，相声的贯口、模仿和发音吐字等嘴皮子功夫更不在话下，堪称说学逗唱无一不精。这在德云社其他演员中也较为显著，比如高峰、岳云鹏、郭麒麟、刘鹤春等。让有些官方名家按郭及德云社优秀演员的形式演，不一定会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让老郭和这些演员按他们那样来，可能只是小儿科。

二、深厚的文化底蕴。郭德纲初中辍学，学历低浅，但他的相声听得多了，会发现其文史知识的存储量非同一般，就像他说过的“艺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他在表演中对语言逻辑和顺序的把握，脱口而出的成语、诗句、谚语、行话、术语、典故，及对文学、历史、地理、民俗的穿插讲解，均反应出文化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他微博所发的评论，包括作的旧体诗（虽多是打油诗），完全看不出是初中生水平；2010年因徒弟李鹤彪打人事件而作的《郭德纲关于打人事件致社会各界的道歉书》，语言之犀利，文笔之老练，亦不在中文硕士之下。郭德纲于2014年率德云社去欧洲演出时，能登上哥伦比亚大学讲堂，应该不仅仅在于其名气。这缘于他在演艺圈长期摸爬滚打学到的知识，及平时不断从书中汲取营养，自我充电。郭曾自爆家中藏书颇丰，除说相声以外，就喜欢看书，故而能够厚积薄发，举重若轻。

三、出众的综合才能。郭德纲曾一度和小沈阳、周立波“三足鼎立”，但他相声的受欢迎程度应在海派清口之上，记忆力及语言驾驭、现场发挥能力，也非周立波、小沈阳等所能比拟。郭成名之初，一次和于谦在演出时，台下有人耍酒疯，郭在未影响正常演出的情况下，通过幽默的语言进行了及时化解，若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则难以应对此类突发事件。他平时表演中的“现挂”，及和台下观众的交流互动，均十分自然，从不显山露水，亦表现出敏捷的反应能力和较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四、高超的创作水平。郭德纲的相声多为自己创作，这种创作一是结合当下时事，容纳网络笑话、新闻热点等汇成相声段子，二是对传统相声进行改编，加入流行元素，让人耳目一新。无论何种相声，均包袱不断，笑料迭起，使人听之特别过瘾。他在成名后的几年间，创作速度也较为迅猛，新段子批量涌现，大大满足了观众的欣赏胃口。此外，他的相声在演出中会不断加工修改，推陈出新，同一段子在不同场合下的表演方式也有所不同。

五、较强的讽刺力度。郭德纲常标榜其相声以幽默为主，其他是次要的，也有人说郭德纲只会搞笑。实则不然，他的很多相声对当下不良现象有着鲜明的讽刺。如《我要闹绯闻》中说之所以当今“艺术家”如“雨后春笋”，主要是因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不然“总统兼神父”也给印；2016年开箱演出《华容道》中谈及对“腕”的理解，说腕和能耐是两码事，有腕不一定有能耐，比如让于谦敲锣打鼓地光屁股游街，当晚就会成腕，无形中影射了娱乐圈“一脱成名”的现象。再如《你要高雅》对一些斯文败类进行了辛辣嘲讽，《我要反三俗》以自嘲的方式，将道貌岸然、假正经的一类伪君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此外，郭德纲很少有歌颂和宣传新时代、新风尚，尤其是新人新事的段子，这与代表官方意志甚至专事歌颂吹捧的演员截然不同，对于听腻了此类相声的观众而言，确有焕然一新之感。

六、自由的发挥空间。郭的相声往往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在取材和表演上可以更为自由。艺术与政治是两码事，艺术可以依附于政治“走红”，却又要受到政治的种种限制，比如要配合官方意志，迎合主流形势，批判和揭露力度要守住底线，演员自身可能即感到压抑，观众是否欢迎也很难说。郭德纲“草根”出身，其德云社自负盈亏，非体制内艺术团体，则少了此方面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免受诸多因素干扰，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只要不太触及政治和社会底线，故其相对于不少靠官方媒体“捧红”的“名家”，更能受到欢迎。

七、优秀的艺术搭档。红花还需绿叶扶，好的逗哏演员，往往离不开优秀捧哏演员的协助，郭德纲的成名，亦与各位捧哏演员的“辅佐”密不可分，包括早期的王钥波、张文顺、王文林、李菁，和现在的于谦、高峰等，他们与郭合作时甘为绿叶，又均有扎实的艺术功底。尤其是于谦，与郭德纲堪称相声舞台的黄金搭档。于谦一贯以忠厚长者的形象示人，在台上任由郭“嘲弄损毁”而不恼不怒，还经常自觉配合，如《卖五器》中郭说于谦被请去验尿，有一间小屋，里面摆满了尿液，于谦将挨个“品尝”，于谦则煞有介事地说“专门给我预备的”；有看门的叫“于大夫到后”，于谦说这“体现了大夫的尊严”，等等。郭德纲嘴损、谐趣、犀利，于谦沉稳、端庄、持重，能以和缓的语气严丝合缝地接住话头，并对场上的氛围和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对郭德纲的临场现挂也接得不露声色，还常不失时机地通过耍贫嘴、抖机灵等来“抓哏”。如此与郭一庄一谐，配合融洽，相得益彰，搭配绝妙，为郭德纲充当了良好“助手”。

二、郭德纲相声的特点

郭德纲的表演有自身的独特风格，除了搞笑以外，还颠覆了传统的表演方式。没听郭德纲以前，可能人们觉得相声就是如此，就该如此表演；听了郭德纲以后，在使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又让人觉得十分新鲜，会不自觉想到相声原来还可以这样演，其中有些正是他的相声之所以搞笑的原因：

一是轻松随意的聊天方式。郭德纲的相声似表演而又不像在表演，往往以一种闲谈的方式，绘声绘色地把听众带入故事情节，似乎不用想台词，随口而出，不留痕迹，手势和肢体动作同样较为随意，无程式，不拿捏，不拘谨，经常出现“无意识”的状态，观众听着也轻松。这与郭口中那些梳着背头、正襟危立、类似于北朝鲜政府官员的相声演员确形成了对照。但此种“随意”“聊天”的表演方式，却是以扎实的艺术功底做基础的，或者看似随意，其实背后是过硬的基本功。如正因为没有严格固定的台词，要现场组织语言，才更显难度，更吃功夫，再加上时而与台下互动，对演员的各方能力均形成了考验。其好处是不用反复排练，只需列出框架，可以节省时间，增加创作和演出频率，并能不断出新。缺点是由于多为临时组织语言，难免重复啰嗦，个别词句因来不及推敲锤炼而欠精当，如2016年开箱返场中说要“纪念这帮艺人的坎坷经验”，其实应该是“经历”；再如某段相声同一句话中出现的“做小品”“演游戏”之类，也属于用词颠倒，不像其他演员可提前打磨语言，使之更为考究和严谨，从而避免了此类问题。

二是先庄后谐的包袱设计。郭在相声中常常前面进行铺垫，一本正经地陈述，后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与前面的铺陈产生强烈反差，从而达到十分幽默的效果。这在“于谦的父亲”身上经常出现。如《红事会》中开始说于谦的父亲多么善良，被称为于大善人，却看到小孩在打瞎猫时会把猫一脚踢飞，和可怜的残疾要饭老太太“换钱”，买了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小兔子再高价出售。《怯富贵》中于谦的父亲爱好收藏文物，花147万买个碗，并说如何珍贵，捧在手里都要小心翼翼，底部却带有“微波炉专用”的字样；同样心地慈善，却看到穷人就赶走，从而“方圆二十里以内不能有穷人”；喜欢唱京剧，请来专业伴奏乐队，并要事先调弦，最后唱的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如何有品位、讲究生活，却带着果盘和点心匣子上公共厕所，到了后又发现没带纸。《大登殿》中于谦的父亲是著名古汉语专家，普通话推广第一人，本身却一口蹩脚方言，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把个人档案转入宣武区大众浴池，并当上了跑堂的。再如《窦公训女》中郭开始一副忧心忡忡的艺术家模样，并表现得十分煽情，后却洋相频出，逐渐暴露出对戏曲一窍不通；《学电台》中的斯蒂芬先生是美籍华裔，专门研究英美歌曲，说汉语都满口洋腔，并反复强调其国语发音不准，唱《走四方》时却成了河南话，最后更是一口河南方言，等等，均让人忍俊不禁。

三是一反常理的情节安排。郭的相声不时出现反逻辑、反常规的一类事，往往和生活常理相违背，较出人意料，显得十分有趣。如《论梦》中郭德纲被一个叫“小三”的天使带到天堂，发现天堂是一座大楼，门前挂着牌子：天堂左右一百米严禁摆摊；天堂设有传达室，传达室大爷姓王，且天堂只有上帝、小三、老王三人；郭被牛头马面带到森罗宝殿，阎王爷的龙书案上放着手绢、醒木、玉子，出场是四句定场诗，说完后下面大鬼小鬼齐喊“咦”，然后阎王点点头：谢谢，谢谢，我很欣慰，俨然一副说相声的架势。《爱情传奇》中，于谦的母亲十分豪爽，一巴掌宽护心毛，会捋胡子，其父亲则说话柔声细语，还翘兰花指，二人性别角色全然颠倒。《爱情时代》中于谦年轻时，在奇热无比的盛夏六月，夜里睡觉窗户紧闭，盖貂皮的被子，铺电褥子、羊毛毡子，穿秋衣秋裤、皮裤，带棉兜兜，用暖水袋；电扇坏了后，为了降温，在电扇叶绑上菜刀，然后吓得心都凉了，于是赶紧逃活命。《你要折腾》中马上要塌的楼卖5万一平方，郭一嗓子把楼喊塌，售楼员居然还从废墟中爬出来问买不买；《老师来了》中于谦去女厕所，吸气吸得把脸都憋白了；《怯富贵》中于谦的父亲三伏天穿狐嗉的大衣，戴海龙的帽子，上厕所前几个保镖用机关枪把街坊四邻全打死；《治怪病》中于谦的胳膊和腿断了都能接上，头被砸进腔子里还能思考，一赌气才死了；等等。此种反常情节用正常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幽默感。

四是极度夸张的胡诌乱侃。郭在相声中经常信口胡喷，云山雾罩，很多语言夸张到极致，从而“笑果”连连。如《托妻献子》中说其住的房子千疮百孔，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有时候雨实在太大，全家人就去街上避雨；于谦钱多得把眼珠子抠下来一个换成钻石的，头发全拔光换成金丝。《卖五器》中于谦看书时旁边放本字典，旁边再放本《怎样查字典》；于谦的父亲抽烟时被汽油崩到贵州；母亲化妆后体重增加3斤，被整个苹果卡住嗓子眼，下葬时把地球挖透而看到白宫。《老师来了》中于谦罩在屁里两分钟，伸手不见五指，最后“撕破”了烟雾才出来；考虑用冬瓜、榴莲堵肛门；孙越的哨子12斤沉，于谦错拿后一下插到扁桃腺。《卖吊票》中为看郭演戏，上海人把澡盆扔到黄浦江里，拿俩擀面杖划着来北京，西安戏迷屁股上垫个铁锅用大炮崩到北京，一夜之间武汉变真空。再如《论捧逗》中于谦以前上学时得过负7分；《好朋友》中于谦父子俩用铁锹分别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挖隧道且都挖通；《买面茶》中孩子姥姥隔着门缝挤进来，且穷得把创可贴当被子；《怯富贵》中于谦的父亲做拉皮把胸口的肉扯到太阳穴；《西征梦》中郭到美国后飞机驾驶员用腿让飞机停止滑翔，最后磨得只剩大胯；《华容道》中郭和于谦赛跑，郭德纲用时一分多，于谦七天；《爱情故事》中于谦儿时订了娃娃亲，当时于谦4岁，女的51；《学电台》中曲艺团学员班教相声的黄老先生91岁，孙子70多。另包括他相声中的小垫话，像以前上学时作业太多，学校着火后用作业把火扑灭；练书法在墙上写，边写老婆边刷浆，房子面积从140到70平方，全是泥子；孙越胖得坐飞机要买两张票，两张都挨窗户；于谦躺在前排看芭蕾舞表演，看完后双眼通红，原因是三个小时没眨眼；于谦的三叔出演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等等。此种情况还表现在同一段子中的前后矛盾，就是为增加笑料而胡侃，如《你要做善人》中郭住的院子一会是方的一会是三角的，院墙长度一会一个样，用于谦在相声中的话就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诸如此类近于极端的“胡言乱语”，大大增加了喜剧效果。

五是肢体动作的巧妙运用。郭在表演中常会加入大量肢体语言，生动逼真，惟妙惟肖，较为滑稽。如《你要做善人》里的各种夸张手势、身段，《你要折腾》中看到“小心地滑”的牌子后小心翼翼地滑行，等等。郭德纲对很多动作的模仿也十分到位，比如其相声中经常出现的抽烟的动作，包括《西征梦》中的飞机驾驶员，《论梦》里的上帝，《托妻换子》中街边的于谦，某段返场中深夜倚墙的小姐，等等。再如《跳大神》里于谦的母亲磨刀，去卧室割人肉；《老师来了》中学于谦做着戏曲动作进女厕所，在厕所剔牙，误用了孙越的哨子以后出厕所的样子；及《买面茶》中孩子姥姥驴皮影似的挤进门，《文武双全》和《文章会》中摊煎饼的动作，其他相声中于谦的父亲翘兰花指、于谦的母亲捋胡子，均较为形象和贴切，有机配合了相声语言，使人物更为丰满。当然部分稍显“另类”的肢体语言，虽然搞笑，却有失雅观，如系腰带、擤鼻涕、躺在地上接电话、学于谦的母亲喂奶等，似不宜在台上多用。

郭德纲的相声还有不少突出特征，也较为诙谐风趣。比如正经八百地扯淡，像《批三国》上来就煞有介事地“要跟大家探讨一些个学术方面的问题”，《我是文学家》中则颇为正式地说，“搞学术的这些年吧，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外界的繁华你看不到……”，又装聋作哑，于谦屡次问哪个大学毕业的都不搭话，《揭瓦》中郭被房东骂了以后，于谦问那些瓦哪里去了，也装没听到。注意连贯，前后不同的段子会联系起来，如于谦父亲的职业，于谦的丁字裤、毛线裤衩之类。风格通俗化和大众化，常选取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多表现人情冷暖，世相百态，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迎合了大众趣味。另外，郭的相声时间较长，除返场小段以外，多在20分钟或半小时以上，和于谦、高峰表演的《扒马褂》已超过了一小时。这与其他相声演员一般在20分钟以内，最多不过半小时，又形成了鲜明区别。

三、郭德纲对相声艺术的贡献

郭德纲为相声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首先是促进了相声的振兴。很多人因熟知郭德纲而关注相声，让相声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从而取得了应有地位，为相声的复兴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次是形成了随意闲侃又极具幽默效果的“郭氏风格”，深得观众认可，对相声的演出方式不失为有益探索，且影响不断扩大。第三是对传统相声的挖掘。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相声段子，使之重新呈现在观众眼前；同时进行改编和“二度创作”，加入现代元素，既满足老观众对传统经典的渴求，又照顾到了年轻一代的欣赏口味。最后是推出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相声演员，包括张文顺、王文林、邢文昭、翟国强、谢金、于谦、李菁、高峰、史爱东、侯震、徐德亮、孙越等前辈和同辈，他们借助德云社声名鹊起，为广大观众所认可和喜爱；尤其培养了一批后继人才，如何云伟、曹云金、岳云鹏、闫云达、栾云平、刘云天、刘鹤春、阎鹤祥、张鹤伦、曹鹤阳、郎鹤焱、郭麒麟等，他们基本功扎实，继承了郭德纲轻松、随意、现挂、与观众互动等演出方式，使得相比其他青年相声演员更受欢迎，知名度更高，亦使此种深得观众喜爱的相声后继有人。另外，郭德纲走红以来，虽会涉足主持、影视等行业，但一直坚守相声阵地，并标明自身为相声艺人，其他均为副业，同时告诫弟子们明确相声演员的身份，守住相声舞台，同样较为难得。

四、郭德纲相声的不足

郭德纲在备受欢迎的同时，也一直非议不断，喜之者热烈追捧，厌之者不屑一顾，可以说毁誉参半。郭本人和德云社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包括和其师杨志刚的官司，2008年王文林、徐德亮退社，2010年因打记者事件遭封杀及同时李菁与何云伟退社，后曹云金退出并于前不久和郭的笔仗等，均透露出他在艺术、管理和为人方面确有提高和完善的余地。笔者对郭德纲相声情有独钟，亦并非一味肯定。其相声和德云社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待改进：

一为每每流于庸俗。郭德纲很多相声的内容和语言不太文明，这应该是观众对于其艺术争议较大的方面，如拿上厕所和大小便取笑，以屎尿粪屁等说事，使他的相声往往在令人喷饭的同时，很多时候又不宜欣赏；再如有些段子口味偏“荤”，常打黄色擦边球，未免有伤风化，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不入流、下三滥。因他和部分弟子知名度较高，喜爱者甚众，又较容易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净化社会风气。雅与俗并非对立，郭在相声《你要高雅》中曾提到，相声作为大众文艺门类，实无必要太雅，但个人以为似乎也不宜太俗，完全可以雅俗共赏，俗的话亦尽量做到通俗，而非鄙俗、庸俗。郭德纲再怎么以影视剧为例来说明此类取材没问题，不会听了他的相声就变得如何，也让人感觉颇为牵强。当今影视剧的确经常出现低级污秽镜头，很多人可能也习以为常，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合理，即如流行的不见得就是好的，有些纯粹为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东西，并不值得效仿。郭德纲既知道影视剧已然如此且较为不妥，他就不应再“跟风而上”和“推波助澜”；相声无需刻意教化，对观众的欣赏趣味无需引领，但同样不必过分迎合，尤其在考虑自身影响的前提下，况且弟子们在学到其优点的同时，将此类弊端也继承了过去，包括闫云达、张鹤伦、张云雷等，实不足取。不能说让人一提起来郭德纲和德云社，就很容易想到那些低级作料和笑话，使郭德纲和德云社无形中与此挂钩。相声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别的题材，搞笑的方式除此以外亦有其他许多种。

二为经常损人找乐。郭相声中的不少笑料均来自“于谦和他的家人”，似乎不损别人、不占他人便宜就不逗笑。尤其是那些并不适宜的伦理哏，如常说和于谦的妻子如何暧昧，以及于谦的儿子郭小宝之类；再就是屡屡拿于谦父亲开涮，甚至在和于谦、高峰表演的《扒马褂》中，对高峰的母亲出现了不敬之词。弟子们也经常如此。就像其表演中出现的污秽之物和半荤段子一样，不明白是否真的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作料。郭在相声中曾做过解释，即以捧哏的说事，会更为直观和形象，但类似此种包袱和搞笑方式，似乎仍有改进的余地，可拿人取乐，却不宜损人找乐；纵然“非损不可”，也不应失度和有伤大雅。有人说，抖包袱既要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又要把握好分寸，谑而不虐者方为上乘。可能郭自认为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过有些在很多观众看来已然“谑而近虐”。许多老先生的相声同样较为风趣，但并没有这样找乐，有也是点到为止，未如此“过火”。

三为时显江湖习气。郭德纲可能在社会上混得时间太长，演出中会不自觉表现出逞强、蛮横、莽撞的做派，流露出些许痞气、霸气、匪气和流氓气，尤其在走红初的几年。比如台上从不让人，他说别人行，别人说他不行；他打别人可以，别人打他不可；或者毫无来由地给人一拳，别人只能后退，而不敢还击。用其话说，就是有些“横”，而别人又不敢得罪他。这在和于谦的表演中经常出现，在前文提到的《扒马褂》中对高峰的举动也较明显。此外，缺乏儒雅、斯文和书卷气，和他的文学功底颇不相配。为别人捧哏时，也常尽占风头，显得主次不分。虽如其所说，这样捧哏是照顾和提携他人的一种方式，但有时却给人以喧宾夺主之感，同样有必要掌握火候。

四为文史基础薄弱。郭德纲在有着丰富知识储备的同时，却难免在相声中会出现文史方面的差误，有些甚至是较为基本的。比如《大登殿》中，说于谦的父亲是古汉语专家，推广普通话第一人，为此还特意讲解了普通话的古今演变，但普通话应为现代汉语范畴，如果说于谦的父亲是推广普通话第一人，不如说成是现代汉语工作者；《托妻献子》中郭拿着1982年的晚报，说上面有“四人帮”倒台的新闻，但“四人帮”倒台却是1976年的事。诸如此类，应缘于郭德纲少年辍学，文史基础不牢，或在涉及这类话题之前未充分注意。对此，虽不宜过分挑剔或求全责备，但最好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一不足还影响到了其弟子和郭麒麟。如郭麒麟和阎鹤祥说的《我是文学家》中，把本以欧阳询为创始人的欧体书法说成欧阳修，将属于京味作家的老舍说成“京派作家”，把鲁迅的《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与短篇小说《故乡》并列，一段相声中出现数处低级硬伤，不知事先有没有经郭本人“审查”和指导。

五为时而不经推敲。郭德纲的相声中偶会出现颠三倒四的情况，不经琢磨，同时又并非为增加笑料而刻意胡诌，也不是专门设置的包袱。如《西征梦》中说他与驾驶员坐飞机半小时后，驾驶员说不认识路，不知该怎么去美国，于是郭下去问路，一下飞机发现较为荒凉，感慨道美国也有西部地区。此即让人奇怪：都还没有到美国，何来美国也有西部地区之说？《老师来了》中于谦和孙越在厕所墙的同一个钉子上先后挂子弹头和哨子，于谦先挂的子弹头，孙越挂哨子之前难道没有注意墙上的东西，也不问问于谦吗？于谦把哨子摘走后，孙越摘的时候似乎看都没看，就把子弹头取下，亦不符常情。《官衣贺喜》中说于谦的父亲儿时伴清末皇帝读书，还牵扯到翁同龢等人，明显较为勉强，以于谦的岁数，其父的年龄怕还“够不到”那时候。此类细节，虽同样不值得过于细究或较真，却容易引起疑惑，最好还是将情节设计得更为合理，不要显得荒唐离谱。

六为似已江郎才尽。与以往相比，近几年来，郭德纲新节目不多，一些看上去较新的段子，也是改编的原来的，只是情节有所增删；有些段子翻来覆去地演，包袱不断重复使用，难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倦；新推出的较为有限的段子，亦笑料不如当年，颇给人以智尽能索之感，和观众的要求与期望形成一定反差。郭德纲现在40出头，正值壮年，应为艺术上的成熟和上升期，按理还不该如此。

七为观念有待商榷。主要是他对相声娱乐和教化作用的认识。郭的相声主要追求娱乐，他多次提到，相声就应以搞笑为主，教化是次要的，甚至认为搞笑是唯一目的，并说如果观众因听相声而有所获益，那是相声客观达到的效果。郭在屡屡批评“主流相声演员”过于追求教化的同时，也一再标明他的相声就是让大家开心，观众听相声也是图个乐呵，并对相声的宣传、讽刺、教育等作用过度排斥，还多次强调演相声不是讲课。这种观点未免有“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之嫌。如同相声可以雅俗共赏一样，也完全能够实现寓教于乐。相声、小品、快板等曲艺形式本来就是娱乐与教化并存，只是每个节目中二者所占程度不同，可以侧重于娱乐，如将教化和娱乐三七、二八甚至一九分，却不宜摒弃教化功用，使之完全娱乐化，如此相声和幽默杂耍则无二致。相声表演的确不是讲课，相声演员也不是教师，但把相声演员全然定义为讲笑话者亦不甚恰当。郭在认为有些“官方相声”过于注重功利目的而走向一个极端的同时，他本人可能无形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为了追求“笑果”可以无所不顾，可以舍弃相声的固有功能，可以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况且他的很多相声本身就有教化的成分在内，客观上已经达到了这种效果，如在嬉笑怒骂中包含着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辛辣讽刺，或蕴含了丰富的文史知识与人生感悟，往往使人在笑声中获得启迪，可能这正是其相声之所以令人忍俊不禁的原因之一。故而郭对此有必要全面看待，不宜过于偏颇。

除此以外，郭德纲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有待留意。如德云社人才不断流失，包括曾关系十分密切的同辈、前辈演员及得意弟子退社，尔后即不再来往，甚至反目为仇。对此，郭从不认为自身有欠妥之处，旁观者亦不好评论，但矛盾的原因应该不在一方。相比于马季的“马家军”、赵本山的“赵家班”等时间更长却“平安无事”的师徒关系和曲艺团体，郭德纲似乎有必要反思和借鉴。另外，郭德纲在相声、文章和书中屡屡出现对同行和退社弟子的任意臧否、嘲讽、敌视甚至诋毁，反应出他对很多相声演员甚为不满并与之不睦，又一副我是某某我怕谁的架势，还给人以顺其者昌、逆其者亡的感觉。虽个中原因同样较为复杂，却反应出其心胸不够宽阔，且从不让人，犹如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似无形中在自我膨胀，与台上表现出的江湖气颇为类似。郭德纲相对较为年轻，虽现在事业红火，但艺术之路还长，更宜收敛锋芒，韬光养晦，而非无所顾忌，一味逞口舌之快之强，不然年长日久，可能并不利于他和后辈们的长远发展。（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