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的原因「毛概科学技术孕育新突破」

大家好，李约瑟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的原因「毛概科学技术孕育新突破」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中国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简而述之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也就是非常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或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中就说：“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

梁漱溟先生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说：“中国开化既早，远在汉唐，文化已极高，学术甚富，而卒未产生科学，即一可怪之事。”

他们之间的说法似乎有矛盾。李约瑟说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古代科学很发达。而罗素和梁漱溟却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而且，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说：中国人最初曾被欧洲列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所迷惑，以致认为造成这种优势的欧洲科学技术传统似乎是无可匹敌的。的确，把科学称为“西洋科学”，把它看成是中国难以理解的、在中国文明中没有根的这种倾向，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

这里面的矛盾点在于对科学的定义不同。李约瑟所说的中国古代科学指的是“应用科学”，罗素和梁漱溟所说的科学应该与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含义相同，指的是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纯科学”。

如果按照“近代科学”或“纯科学”的标准，谁的古代都没有科学。只能说近代科学孕育于古希腊，而中国古代有应用科学（或称之为“技术”），却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

关于“应用科学”与“纯科学”之间的区别，在更早的1883年，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在《为纯科学呼吁（A Plea for Pure Science）》的演讲中，举例说：“虽然一位厨师发明了餐桌上的一道新鲜的美味佳肴，使世人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口福，但是，我们并不会尊称他为化学家。但是，人们将应用科学与纯科学混为一谈并不是罕见之事……”

进而，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演讲中呼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同时他还批评中国说：“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是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亨利·奥古斯特·罗兰说得对，中国古人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探索众多应用背后的原理，因此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那么近代科学又为何在古希腊诞生呢？

万维钢先生给《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所著）所写的推荐序中说：“科学是一个反常识的、永远在革命的、不以实用为目的的东西，是纯粹精神上的追求，是人类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是想破解世界的源代码。鉴于生物本能是生存和发展优先，没有科学是正常的，有科学是不正常的。 ”

“那希腊为什么会有科学呢？也许是因为希腊有个哲学传统，而这套哲学恰好不追求有用。但也许纯属偶然。希腊出了个泰勒斯，把从埃及学到的几何学和他自己的哲学结合起来，认为世界应该是数学的，而不是什么神的——他迈出了产生科学的最关键一步。所以科学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东西。可能在一个初始条件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里，地球人到今天也没有科学。”

看来，科学的产生是极其偶然的事件，如同地球上产生生命一样偶然。既如此，那又何必深究“李约瑟难题”呢？但实际上，分析“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的原因，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以下为我结合大师们的观点所罗列的几点原因：

其一，古人的生存中，根本不需要科学

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学术论文。文中的观点是：“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

“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科学，主要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法不需要科学。中国东南部是大海，西部沙漠戈壁，西南是高原和原始森林，北部是高寒地带。几千年来人们在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地生活，人们不必外出探险，无需仰望星空，孔孟老庄的思想早就渗入到我们的基因里，生活中面对的一切似乎都无需自己再思考。

南怀瑾先生也分析过这个问题，“本来我们的科学很发达，为什么到了魏晋的时代，把科学停止不准发展呢？我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思想是对的。中国文化道家的思想，认为物质文明越发达，人类的欲望越提高，那就越不可收拾了。物质文明发展到越高，人类的欲望跟着越提高，越乱，所以，中国魏晋避开这个。以现在来说，认为这是古人的错，古人没有错啊！现在还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常常说，科学的发明，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更多的痛苦！”

其二、中国人讲究务实，不愿意探求原理

梁漱溟先生在《东方学术概观》中说，西洋人“为知而求知，不必为其有何用处，虽然到后来总是大有用处的。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反之，中国人务实用，科学就萎枯了。”

同时，这句话还有一个“注”：“西洋科学家有冷静地专于求知之精神，而中国人夙缺乏之。譬如《墨子》书中存有极难懂的文字四篇，渐渐发现是有关逻辑学、力学、光学等学术的，从而可见科学在古中国的萌茁而后来丧失不传。唐代输入了印度因明学，千余年来为人所冷遇。其后西洋的《辩学启蒙》译过来，数百年亦不见反应。几何学为有关形体的知识，不那样抽象，还引起一些反应，有如杜知耕《几何论约》、李子金《几何易简集》、方中通《几何约》等等著作。最可注意者即在其并不能向着抽象思路发展去，却从实用立场加以删繁撮要。今日新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科技方面追赶西洋，仍急求现实效用而视理论研究为后图，似乎古风尚未见改。”

这个也正是此文前面所引用的亨利·奥古斯特·罗兰的观点，“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

我在网上查资料时，有网友举例也颇有代表性，“中国古时也有一些了不起的发明发现。古时珠算的发明，按时代划分，堪比今天的计算机。但我们习惯于实用价值，忽略了基础理论研究，例如西方出现了阿基米德定律，而我们为却把曹冲称象传为佳话。这也是我们的科学思想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

其三、中国学问详于人事，认为“玩物丧志”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讲学问，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书籍讲人事者，盖不止十之九；这只须一翻开中国书就晓得”，“中国人的心思聪明恰没有用在生产上。数千年知识学问之累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殖产营利，尤为读书人所不道。”

梁漱溟进而举例说，论理和数理，都是科学的根基。这种学问的发达与进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进步发达相应不离。中国讲论理在周秦之际百家争鸣的时候，倒还有些，后来竟无人讲起。算术虽不断有人讲，亦曾造于很高地步；但终不发达，而且后来亦鲜进步，甚至于失传。例如南北朝时候南齐人祖冲之的圆周率，据说“为第五世纪世界最精者，其时印度欧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见茅以昇先生《中国圆周率略史》一文，载《科学》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关于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古人“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楼宇烈先生认为，古人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中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所控制。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引用了《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列子 ·说符》）

大意是说，一个宋国人，花了三年时间把一片玉石雕成树叶，非常逼真，把玉做的树叶放在真的树叶之中，分不出来真假。这个人在宋国就以此为生。列子听说这件事后，他说，假使天地生万物，三年才长出一片叶子，那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

冯友兰先生认为，“这是崇尚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见解。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和发现，但它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

14到16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将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带动了技术进步，最终促成工业革命的诞生，使得中西方在“器物”发展上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使团访华。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国力，马戛尔尼带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高科技产品19件。然而在清朝的官员看来，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乾隆帝说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这本来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和西方近代科学的一次正面遭遇，可惜自大的清政府并没有把这些礼物放在心上，当然也无法认识到科学的巨大力量，给后来的百年耻辱埋下了伏笔。

其四，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没有给科学留下空间

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在汉武帝董仲舒时成为主流，两千多年以来，自然影响很大。而后，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又进一步加固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科举取士就是用考试的方法，把你念书的范围定义好了，整个中华民族求学的目标变成了民族思维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影响中国科学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个影响当然是很强烈的。”

其五，文字的具象与抽象，导致东西方思维的巨大差异

独立学者王东岳先生认为，文化的起点很重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西方文化包括思维差异根源在于语言和文字的不同。作为东方文明与文化代表的中国文字，继承了甲骨文的具象基因，缔造了中国人的具象思维，而拼音文字缔造了西方抽象纯逻辑思维。具象思维更适合艺术的发展，而逻辑思维却是科学诞生的原因。

人类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是相当晚才出现的。最早的拼音文字发生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腓尼基人擅长航海与经商，各部族因此交往密切。当一个人来到另一个部族，听不懂其语言，看不懂其象形文字，最自然的方法就是用音标标记其发音。大家在跨部族交流过程中，渐渐放弃本族的象形文字，而产生了拼音文字。

但拼音文字用于交流时，必须强调逻辑，否则拼音文字无法交流，而象形文字则不然，一字一情景，不需要逻辑便可表达一个意思，比如“古道西风瘦马”，没有任何逻辑语法，但其意思已经表达得足够透彻。所以，为了提高交流效率，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口头语淘汰了象形文字，同时西方拼音文字烙下了非语法不能交流、非逻辑不能思考的病根。

以上，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我本人研究各位大师的观点所总结的五点原因，仅作参考。最后，再补充一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

2004年，杨振宁先生在题为“《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的讲演中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传统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即比较注重实际，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是科举制度；第三是不重视技术，认为技术是“奇技淫巧”；第四是中华文化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需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发展；第五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第四与第五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

本期参考资料：

1.《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李约瑟

2.《中国问题》，罗素著，田瑞雪译，2019年9月第1版

3.《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4.《为纯科学呼吁》演讲词，请见《物理》杂志（北京）2012年第41卷第11期

5.《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所著

6.《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冯友兰，原载《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2卷第3期（1922年4月），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东方出版社 2014-05

8.《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

9.《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楼宇烈

10.《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11.《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的书摘《中国科学落后西方之缘由》，吴大猷

12.《王东岳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13.《晨曦集》杨振宁、翁帆